张 荆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100124）

（上接上期）期就提出，91年开始谈综合治理制度化。综合治理本质还是执政党主导的组织化调控，保障犯罪控制的组织体系。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治理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整个司法体系、政法体系都有目标考核，都实行一票否决制。

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最大区别是群众动员。在计划时代群众动员很有效，因为有信仰的激励，但到改革开放时期效果下降，强调群众路线的替代建设，九十年代搞治安联防，然后是在基层实行群防群治制度，但是效果不好，原来单位瓦解之后，变为社区，社区不能替代单位，单位是没有缝隙，社区有缝隙，因为改革年代社会参与是靠经济激励，而流动社会的组织化成为了一个大的难题。因此我们开始转向寻求社区建设，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犯罪控制。

第三个阶段是现在的社会治理创新时期。我们强调“协同治理”，认识到犯罪发生的必然性，犯罪治理观是对犯罪产生的规律的思考和因应施策。为什么出现协同治理？因为社会变迁：市场经济、差异社会、自主社会。现阶段一方面国家的强制力量在下沉，比如警察编制不断增加，警察的经费投入在增加，但同时对警察的监管也不断的加强，警察的执法规范化在提升，当前的扫黑除恶，扫黑最明显的意义还在于国家力量对基层的控制。另一方面是社会参与在拓展，为什么强调“枫桥”经验，实际上是强调社会参与、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