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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之年与向下的超越

2019-08-07项静

长江文艺 2019年7期
关键词:生活

项静

假期在家阅读王安忆、张新颖的《谈话录》,二人谈到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多的是年轻的反叛者,缺少的是终身写作者。从第一代作家开始,除了鲁迅38岁写《狂人日记》,算是比较晚开始创作的,大部分写作者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发表了成名作和代表作,一百年的文学史所讲述的主要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特殊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写作生命力如何延伸,如何能像1950后出生的那一代作家中的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等保持持续的创作力,甚至能够形成自己的斜形线,缓慢爬升,而不是迅速折翼和匀速垂落,这是青年写作者都应该想一想的话题。

我们看重年龄,大概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凭据去看待写作。随意翻翻杂志,很多栏目都在延续“80后”作家出场的命名方式和推介方式,事实上并没有多大功效,抽空了一个概念和运作方式背后的种种复杂、偶然性的因素之后,生机不足地勉力推出“85后”“90后”,只不过是一个个作家的累加。年龄本身的意义在降低,在一个承平日久,科层制日渐深入和攀附住角角落落的社会生活中,在“年轻”这个时间范畴里,往往都是面目相似,作品的相似性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这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所有以“年轻”为发动机的作品,往往是最陈旧的,比如说青春期的未经打磨的忧伤,冗余地粗略借用的现代派形式,以及易于上手的简易科幻想象,顺水推舟地加入习惯性大众化的写作,没有顺从累积的反叛变成任性和情绪发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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