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

多年前我在波恩做博士论文时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明转化为中国文明何以可能？换句话说，一种文明如何能够成功地为另外一种文明所接受？中国是以自身的语文将发生于印度的佛教传译和接纳过来。这绝非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而是“嫁接”，是印度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借助几个世纪以来来自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以及汉人中的佛教学者共同努力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而出生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各宗各派的弟子们，均将这些汉译的佛典，直接奉为佛陀的教说，分别组织成独特的教义，终于完成了以中国佛教为基础的大乘佛教改造。

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容受、发展、完成乃至实践和渗透有千余年的历史，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下跨文化之间知识和方法论的转化，我认为至关重要。在最初佛教传入和容受的阶段，佛教与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种“不平等沟通”的状态。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国佛教的完成和昌盛，印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日趋平等。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丰富了文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而在印度佛教在中国实现其中国化和渗透的同时，佛教在印度逐渐式微，乃至消失。可以肯定的是，儒家学者由佛教哲学的角度而观照自身的领域，于是产生了宋明理学。实际上，从中国佛教的发展来看，如何以“流动的主体性”的身份，摆脱“己文化”与“异文化”的界限，而投入多重认同的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