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烨

蔡琰是文学家，也是音乐家，是诗人，也是琴人。只有理解她的音乐，才能理解她的文学，反之亦然。现存《悲愤诗》二章，正反映了她的这种双重文化属性。前一首长篇五言叙事诗，是徒诗，是不入乐的，是纯粹的吟读文本;后一篇骚体抒情诗，是入乐的楚调歌诗，是蔡文姬的琴曲歌词，是汉魏时代一曲惊风泣鬼、震古烁今的悲歌。古人称其诗：“真情极切，自然成文。”（《古诗纪》卷一百四十七引《诗谱》）这是由蔡文姬的人生经历决定的。与建安时代大多数诗人不同，她不是时代苦难的旁观者，而是时代苦难的亲历者和承受者，她的人生苦难是时代苦难的一部分，而作为知识女性，她的人生苦难又因其特殊性（妻子与母亲）而触及了人类心灵最为软嫩的部分，因而她的作品具有非同凡响的感染力。《悲愤诗》是那一时代的诗史，举凡家国之思，胡汉之隔，人性之恶，自然之险，生命之虞，尊严之丧，离别之悲……种种为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难毕现于诗中，乃是血泪凝聚、蚌病成珠的艺术结晶，是堪与杜甫之《北征》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不朽诗史经典。

蔡文姬的人生之痛主要有四个：其一，先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下引此传不注），对一位绮年女儿来说，如此丧夫之痛自然是历久难消的;其二，在汉末的动乱中，她又被掳掠到处于大西北的南匈奴地区，对环境的极端不适和对父母的深切思念使她备受折磨;其三，在嫁给匈奴左贤王后，她在胡中居留了十二年，当被曹操接回时，又不得不放弃亲生二子，母子永别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阴影;其四，回国后嫁给陈留董祀，内心充满了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