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1]。也正因如此，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要求。瑞典在“透明国际”发表的2018年全球“清廉指数”中排名第五，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对此，其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功不可没。剖析瑞典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逻辑，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从“大法官”到《政府组织法》（1713年～1809年）

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公认的近代西方监察制度的起点，它的创立与17世纪瑞典王国“大法官”制度密切相关。

“大法官”制度是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前身，负有监督公权力的责任，设立的初衷是安抚民众、平定内乱。17世纪的瑞典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并未建立任何监察制度。在国王的权威之下，统治阶级享受着各种特权，贪污腐败既不会被问责，也不会被弹劾，更不会被罢免。面对各种形式的行政侵害，民众无可奈何，怨声载道。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继位之初的十年，年年征战，在瑞俄战争失败后常年流亡国外。贪污腐败、投诉无门、连年征战、政局动荡一步又一步地加深了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最终引发了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