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

代议机关的监督方式多种多样，西方国家议会的监督方式主要有质询、罢免、调查、信任表决、弹劾等，而执法检查则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是否合宪合法的一种独特的监督方式[1]。然而，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中并没有规定执法检查权，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却用第四章专章规定了执法检查权及其制度，并与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决定预算、质询和罢免等宪定职权并列。那么，在宪法和立法法所配置的监督制度以外，人大执法检查为何能从政治实践进入规范文本、成为法定监督形式？

事实上，“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实践中，经常性运用的是执法检查”[2]。那么，为何人大常委会冷落甚至搁置其他监督手段，却如此青睐宪法规范文本之外的执法检查权？毋庸置疑，人大执法检查的持续频繁运用确实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却也有可能遭受怀疑，“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由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加以规定的。按照宪政制度的原理，议会不可以随意自行立法扩大自己的职权，议会的职权应授之于宪法，”“以监督法来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不合宪政原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3]从理论上来说，宪法首先要求立法机关遵从既定的权力分配秩序，尤其是“当某机关的结构与由它所行使的基本功能之间不适配时，那么这样的功能行使与分配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