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社会闲置场地利用探究

2019-08-06陈宇琪张婧崔泱杰孙娅楠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9年15期

陈宇琪　张婧　崔泱杰　孙娅楠

[提要] 商业运行渴求流量，而为少数巨头所控制的线上流量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于是存在着巨大闲置流量的线下场地逐渐进入商家视野。然而，价格体系扭曲、分散而多元、信息不對称等问题的存在，使得这些资源难以得到充分的开发。在此背景下，邻汇吧应运而生。本文首先从交易成本视角，以理论方法分析闲置场地交易平台在线下流量交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而以具体案例验证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关键词：闲置场地交易平台;闲置场地;线下流量交易市场;商家;物业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4月27日

一、绪论

线上交易和电子商务曾经是高效、廉价的代名词，但近年来在电子商务的繁荣背后，属于先行者的红利却在快速消失。电子商务渴求流量，而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互联网流量近乎自然垄断。以百度竞价搜索为例，目前不少行业一些关键词的单次点击价格成本高达数十元。一些手机APP的平均单用户安装成本也差不多要到这个数字。更不用说从点击、安装到购买尚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因而对不少利润微薄、议价能力低下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成本几乎难以承受。因而，在目睹了BAT、Amazon乃至小米的奇迹之后，在近几年，我们却发现类似的奇迹越来越难以重现。而几乎所有新的成功案例背后，都有作为互联网流量垄断者的BAT的身影。而对中小企业而言，足够的线上流量，几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不仅如此，当传统线下商铺逐渐被线上电子商务侵吞殆尽，后者的一些固有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再图文并茂的产品介绍，也比不过与店员的面对面交流和对产品的亲手触摸。我们发现，一方面近年来不少以线下为主的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比如，连续数个季度，占据中国手机市场份额领先位置的企业，都是以线下为主的OPPO和vivo。蓝绿双雄加起来，在2016年占据了中国超过30%的手机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则是电子商务巨头开始重新回到线下。在击败所有传统连锁书店后，亚马逊正在自己开设线下书店。而在经历了2016年市场份额几近腰斩的惨痛失败后，曾经乘着互联网风头奇迹般崛起的小米也开始重视线下渠道，铺设小米体验店。

实际上，线下渠道本身能带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消费者能真实地了解到这个产品，自己接触过或亲身使用过更能增加好感度;同时，线下商家可以针对自己的产品面向人群的特征，然后再挑选匹配场地，从而更能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

然而，获取线下流量也并没有这么简单。相比线上流量，附着于场地的线下流量分散而多样，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少数位于中心地带的场地往往价格昂贵，商场内的店铺年租金动辄数百万起，而零散的小场地即便低价至数百元一天也乏人问津。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即使愿意重视线下，也难以以合适的成本获得需要的场地。而大量的线下资源，也因此被闲置。

线下流量交易市场现在面临着闲置场地需求和供给总数庞大，但是单位需求和供给都较为零散的问题。就拿一个商业街来说，街道上、连廊、入口，都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场地。无数个商业街、小区、写字楼里的闲置场地数量更是庞大。然而，并不是没有人想利用这个闲置场地。对一些商家来说，固定的店铺位置限制了自己的知名度，再开店铺的成本过高，所以各个商家都会选择在各处宣传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时，就可以利用到各地的闲置场地。但是，商家无法随意地使用场地，需同场地方协商。而协商可能带来有些场地方不愿提供闲置场地，商家则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结果，致使很多商家不再寻找闲置场地，愿意出租的场地方无商家找上门来，使闲置场地的使用呈现出少而且散的情况。

市场不仅存在交易量少且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有操作不规范的现象。目前，在已经可以交易的场地方还有一半是不能开发票的。商家所支付的场地费一般都是比较少的，如果订单量少，对场地方来说就显得可有可无。物业则为了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干脆就不开发票，这对那些需要发票的商家来说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总之，还是因为场地的单位需求量比较少，场地方不重视，无法形成规范。

所以，整个市场需要有一个平台来作为中介，连接商家和场地方，中介能够收集所有需要的商家和场地方。商家只需要联系中介就能了解场地信息，再进行合作，这样交易成本能大大降低。场地方可以和中介达成长期合作关系，那么闲置场地也就能长期且持续地被使用，一旦场地方的交易量变大，把闲置场地作为一个收入部分，自然会形成规范。

二、闲置场地利用现状

场地与附着其上的线下流量具有很高的价值，但作为闲置资源，它目前的开放情况却相当不尽如人意，这与场地的一些固有特征是分不开的。

（一）价格体系扭曲。传统意义上的线下流量并不便宜，这是当初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兴起的背后动力之一。大商场里的店铺都能保证可观的人流量，但与此同时，这些流量也是昂贵的。比如，在杭州，一家商场里的店铺，年租金常常要高达上百万元，就算普通的商铺也不会很便宜，也要十多万元到数十万元。但这些昂贵的黄金铺位不是线下流量的全部。有人流的地方就有线下流量，而城市中人流无处不在。小区、商超、写字楼、学校、医院、电影院、交通枢纽等地都集聚了大量的人流。而这些流量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低估的。小区出入口的空地，一天的租金经常只要数百元，即使是地铁站里的黄金场地，其价格也就与类似面积的广告位不相上下。

换言之，目前线下流量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价格扭曲的背后，是高昂的交易成本阻止了供需双方互相满足彼此，少数优质场地因而吸引了行业内几乎所有的目光，在这些场地的价格被一步步抬高的同时，大量的场地和其上的流量，则养在深闺无人知，其价值也被严重低估。

（二）分散而多元。场地的需求是临时而多变的，供给又是分散而多元的。交易因而也是偶然而低频的，这使得双方都不太可能会此建立专门部门，交易成本因而居高不下。

闲置场地散落在城市各处小区、超市、商场、写字楼、学校、医院、交通枢纽中，既能小到零售宣传类商家符合的2平方米，也能大到可以举办车展类似大型活动商家需要的100多平方米。這些“隐形的商铺”之所以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就是因为联结所有的场地的成本非常巨大。一个商家要在不同地点推广自己的产品，势必要和多个物业进行联系，物业是否愿意提供场地取决于很多偶然性的因素，鉴于商家在生意的旺季和淡季对场地的需求量也是不同的，商家和物业方难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寻找成本极高，商家需要专门派人寻找那些自己可以使用的闲置场地，单是在杭州寻找一个合适的场地可能就要跑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些闲置场地即使是找到了也不定会有好的效果，不确定性因素太多。特别对于需要不定期更换场地的商家来说，只有在大量的积累下才能够使自己寻找场地的单位成本逐渐降低。

协商成本同样极高，想使用这一块闲置场地必然要取得物业的同意，而与物业不停的协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由于不是长期的租用场地，每次租用时都需要经过同样的协商过程，租用时间是否允许，租用用途是否允许。如果每次跑去物业面对面而非电话交流时，这样花费的时间成本则要高上很多。协商不成功的几率也存在，则此前一切的花费都成了沉没成本。因此，商家若想减少线下流量的成本，难上加难。

（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之间很容易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场地的供给方和需求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甚至无法从第三者获得更多的信息来帮助做出决策。

供给方非常了解自己的场地所具有的价值，每日的人流量、他们的消费水平和附近的房价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场地适合什么样的商家，能够给商家带来多大的营业额和净利润。而急于寻找合适场地的商家，面对无数的场地如同无头苍蝇乱撞，若不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只能挨家挨户地询问，从经济人的角度看，物业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一些不利的因素而强调有利的因素，促使商家相信这是一块优质场地。

而在物业方自以为聪明地偷乐时，商家提供的自我介绍也不无虚假。商家销售的产品或宣传的方式可能不符合场地方的要求，为了得到在场地摆摊的许可证对物业有所隐瞒，而物业在摆摊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小区的物业或许会因为200元的收入而接到不少业主的投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漏掉一个重要的信息很容易让交易双方都做出错误的决策。在完美的假设下，如果存在一个平台，商家能够获取到场地详尽的信息，场地方也足够了解商家的经营信息，交易双方彼此透明，那么场地资源就真的可以物尽其用。

（四）精准潜力未能发挥。线下流量具备精准营销的潜力，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一潜力无从发挥。比如，小区的住户主要是中老年人，那就适合销售保健品的商家，而不是宣传某某新出的APP。再比如，电影院来往的主要是年轻人，那就适合宣传新开的饮食类商家，不适合宣传高档小区的房地产商家。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没有道理的。线上的宣传面对所有可能的消费者，对广告不感兴趣则直接关闭，这样毫无方向的投放广告所需成本高不说，真正被吸引到的消费者也是少得可怜。而如果在具有精准顾客潜力的场地上摆摊，商家相当于做了一个完美的决策，宣传或销售都能得到不菲的收入和效果。而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场地都没有发挥它本身存在的精准潜力，场地的固有特征和摆摊的商家匹配度不高，导致优质的商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优质的场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好评。

三、理论分析

一个闲置场地交易的媒介，为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了沟通的平台，节约交易总成本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福利效应。我们将首先围绕一个会计等式——“利润=收入-费用”，从理论角度阐述该模式背后的逻辑。首先，就成本而言：该平台的出现从信息搜寻成本、核查及评估成本、谈判及缔约成本以及履约成本等四个方面带来了交易成本的节约，反映到等式中即为“费用”减少。其次，该模式也可以为社会带来福利效应，通过闲置场地供需资源的匹配，从而提高场地使用总收益;通过社会专业化分工水平，从而节约社会耗费总成本，增加社会总收益，反映到等式中即为“收入”增加。“收入”的增加，“费用”的降低，从而扩大了闲置场地交易双方以及整个社会总的利润空间，该模式的作用亦得以发挥。

（一）节约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于交易成本进行了合理的阐述，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搜寻成本、核查及评估成本、谈判及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四个方面构成。下文将会从以上四个方面论证该限制场地交易平台的出现对于闲置场地交易成本的节约，并对交易成本的节约对于闲置场地的利用所带来的影响加以阐述。

1、信息搜寻成本的节约。基于前文对于闲置场地利用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供给方面，闲置场地的来源以建筑留白和未得以有效利用的公共场地为主，场地供给方较多但平均供给规模不大，较为零散。而在需求方面，利用场地进行线下推广的公司大部分为无力承担高额线上流量成本的小型公司，其规模效应不强，不具有对场地方的吸引力效应，因此闲置场地的需求也较为零散。

在闲置场地需求和供给总数庞大，但是单位需求较为零散的情况下，限制场地交易平台应运而生。平台的出现在场地交易的搜寻成本上是一个极大的节约。

利用该平台进行的场地交易，在其交易过程当中共有三个参与者。就商家而言，平台的出现，使得原本的线下实地寻找场地变成了线上的场地搜寻，商家能以较短的时间找到成倍的场地。就场地方而言，其减少了对于征集商家的成本。同时，交易平台的上线，也使得其具有了更广的商家来源渠道。而对于第三方平台而言，其在场地和商家搜寻方面的成本投入主要集中在公司成立初期。随着公司的日益发展，其具有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对于商家和场地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一个闲置场地的交易平台，以其庞大的客户群体，为需求方保证了充足的闲置场地资源，为供给方保证了频繁的闲置场地需求，实现场地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资源互换。极大地节省了交易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以产生较大的节约效应，形成外部经济。

2、核查及评估成本的节约。在闲置场地的交易过程当中，闲置场地的搜寻只是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家方对场地进行选择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核查以及评估场地的成本，而交易平台的出现减少了场地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节省交易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核查及评估成本，下文将以模型进行论证。

基本假设：在场地交易的市场当中，共有n个商家，m个场地方，场地方对于商家的评估成本为K1，商家方对于场地的评估成本为K2。并假设不同个体之间耗费了相同的搜寻成本并获得了相同的成效（即商家和场地方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无闲置场地交易平台的情况：每个场地方对于商家的评估成本为K1，对所有商家的评估则为nK1，而推及到所有场地方耗费的总成本则为mnK1。每个商家对单位场地进行评估时需要耗费K2的成本，对所有场地进行评估时则需要耗费mK2的成本，而推及到所有商家需要耗费的总成本则为nmK2。因此，社会总耗费是mn（K1+K2）。

有闲置场地交易平台的情况：由于平台在中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场地和商家不需要直接对彼此进行考察，只需从平台获得相应信息，而这成本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对到核查及评估成本进行考察时，平台的耗费接近于社会总成本的耗费。在平台对商家进行考察的成本为nK1，对场地进行核查的成本为mK2，因此平台总成本的耗费为（nK1+mK2）。

将上述两种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该平台对于核查及评估成本的节约为（mn-m）K1+（mn-n）K2。当n且m>1时，闲置场地交易平台的出现就能实现成本的节约。而m且n一定大于1，所以一定可以实现核查及评估成本的节约。

闲置场地交易平台的出现，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资源，减少了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正如某公司负责人所反映的那样，此类平台的出现，使得其可以从需要对多个场地进行实地考察的状况转变为直接利用平台所提供的信息来评判场地的优劣，既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现象，又减少了评估场地所涉及的成本。

3、谈判及缔约成本的节约。此类平台是在闲置场地交易中的第三方，在闲置场地交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其具有充足的场地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资源，因此在其为交易双方提供资源互换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可以获得远远多于其獨立交易以外的资源信息。

对于场地供给方而言，由于其潜在买方的增多，其场地资源利用率提高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场地供给方的收益更会随之增长。而对于场地的需求方而言，可供其选择的场地资源更加充足，其选择效用更高的闲置场地可能增大，使用场地的收益率也能随之增长。再加上此平台的出现对场地交易双方都会有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场地评估成本的节约。因此，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使用此类平台的双方会与平台构成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长期合作关系的达成，无论是对闲置场地交易双方而言，抑或是对于平台而言，都是交易成本的节约，对于社会总成本也起到节约效应。由于长期的合作，可以使平台与交易双方就交易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普遍状况达成共识，以标准化合同的形式来约束双方的行为，保证彼此的权利。同时，标准化合同的存在，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双方就闲置场地交易过程当中的普遍问题进行谈判的频率，减少谈判所带来的谈判成本。

此类平台的存在为交易双方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平台与场地端签订的长期合约，确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从而减少与场地端谈判的频率及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得以实现。

4、履约成本的节约。前文中对于闲置场地的现状描述过程当中，提及了在闲置场地交易的过程中，场地方存在一个违约现象，因此在闲置场地交易的过程中，还应将履约成本纳入到核算范围当中。个体的商户由于其需求较为零散，场地更换较为频繁，因此其难以与场地方构建长期合作的关系，商业利益关联程度较弱，场地违约风险较大，履约成本较高。

而闲置场地交易平台为场地方输送源源不断的商家，与场地方具有较强的商业利益关联程度，场地方违约风险小。同时，此类平台对于商家和场地的双向考察，有利于降低违约率，降低其履约成本。即使处于某种特殊原因，存在场地方不得不违约的情况，平台也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场地资源库，为商家匹配场地，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因此，以闲置场地交易平台作为中间交易机构的闲置场地交易，有平台的商业信用担保，具有较低的违约率，实现了履约成本的节约。

（二）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交易费用的降低，平台还提高了上下游整体的运行效率，从而为社会带来了可观的福利效应。该效应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交易成本的降低直接为交易双方带来的福利效应;二是由于供需资源匹配度提高给交易双方带来的收益增加;三是由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社会耗费总成本的降低。闲置场地交易平台的运行不仅能给参与闲置场地交易的双方带来收益增加，也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的增加，下文我们将会展开说明。

1、交易成本的节约带来的直接福利效应。在该平台的运作下，交易成本的节约将会给交易双方带来直接的福利效应，其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是降低了闲置场地使用的进入门槛。对于需求方而言，使用闲置场地获取线下流量的方法涉及到的成本主要是场地的租金以及闲置场地交易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当平台的出现使得场地的交易成本下降，所带来的就是场地使用总费用的减少。即需求方可以用更低的耗费使用闲置场地，使得闲置场地的需求人数增加，带来需求曲线的右移，在图1中表示为需求曲线从D1移动至D2。而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闲置场地供给方提供场地的成本也有所降低，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得以实现，会有更多的场地供给方提供场地用于交易，供给人数得以增加，带来了供给曲线的右移，在图1中则表示为供给曲线从S1移动至S2。上述的变化，使得闲置场地供给均衡点由原本的点A移动到点B，意味着利用闲置场地的门槛变得更低。而且在需求大量增长的情况下，市场仍能以低于原本水平的价格实现闲置场地的利用。（图1）

二是为场地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首先，平台的出现，为平台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闲置场地资源，使得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有效地选择场地。其次，由于交易成本的较低，更多的场地将会纳入使用者的考虑范围当中。具体分析将借用模型并围绕等式“利润=使用场地的收益-成本”展开。

假设：

（1）未使用平台时的成本曲线为C1，使用平台时的成本曲线为C2。

（2）由于平台的使用，需求方增加单个场地所耗费的交易成本趋近于0，而未使用平台的场地需求者，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则与场地使用数量正相关。

（3）无论是否使用平台，场地的租金相等。（图2）

基于上述的模型假设，使用平台情况下的场地利用总成本则为固定的交易成本加上場地租金，如图2所示。而未使用平台的情况则为随着场地利用而增加的交易成本以及场地租金，如图3所示。将两条曲线放到一张图中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构建出图3。（图3）

对图2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未使用平台的情况下，只有使用场地的收益在L1之上，才能够获得利润。因此，需求方的选择将会在高附加值的场地中做出，而此种场地的数量有限，并不能满足所有需求方的需求，而且选择的空间较小。然而，由于平台的使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场地成本由L1变动到L2，即使用场地的收益在L2之上均可获得利润，因此场地的利用范围大大扩大，图3中使用成本在阴影部分的场地也可以得以利用。需求方的选择空间从高附加值场地扩展高附加值产地加上部分原本的低附加值场地。此种变动，使得需求方的选择空间变大，缓解了高附加值场地稀缺状况。

2、提高闲置场地供需匹配效率。闲置场地交易平台不仅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的节约给交易双方带来收益，而且也可以通过闲置场地供需资源的匹配带来场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其提高场地利用效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场地被利用的次数增多了;其二，场地被提供给了更适合它的用户。

前文已经论证了平台的出现使场地的搜寻从多次搜寻转向一次搜寻，从而降低闲置场地使用的成本，促进场地利用次数的增多，场地利用率提高的一方面得以证明，接着将继续证明场地利用效益也有所提高，此种效益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供需资源匹配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在没有利用此类平台之前，商家选择场地通常会选择较为固定联系的几个场地。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前提考虑，商家方投入成本不断进行场地寻找的几率较小，而场地方在前文中已经论述，闲置场地的利用不是其主营业务，耗费较大成本来招募合适商家的几率也较小。由于单个商家所能掌握的场地资源有限，所能为自己的经济活动匹配最合适的场地资源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商家的需求和场地的供给能够相对应的几率也不大。

在此类平台出现以后，此种局面则得到了改善，促进了闲置场地供需资源的匹配。此种作用的实现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改善：一是此类平台为商家方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场地资源，使得商家可以基于自己的需求，寻找更为合适的场地开展经济活动。同时，也为场地方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商家需求，场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对商家方进行筛选，使得对其主营业务带来更小的负面影响。二是基于此类平台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平台为商家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查找途径。同时，由于平台使用用户的逐渐增加，覆盖面愈发广泛，平台可以通过对不同商家对于不同场地利用效益的数据分析，为平台的使用者推荐具有较高效益的场地资源，从而促进闲置场地供需资源相匹配。

3、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分析。此类平台运行能为闲置场地的交易双方带来福利效应在上文中已经得以论证，然而，平台的出现也会通过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来为整个社会增加福利。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利用了工人制造针的例子阐释了分工和专业化可以增加产出。此结论在对平台进行理论探究也可以适用。

平台构建了一个社会闲置场地的交易平台，为场地方和商家方构建了沟通的平台，促进了场地交易活动所涉及的三方各司其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

首先，就场地方而言。场地方的提供者多为写字楼、小区以及商场超市等，闲置场地的利用并不是其主要收入的来源，只是其增加额外收入的一项举措，因此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场地方不会在闲置场地的利用方面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因此会选择平台来进行此项额外业务的开展。而平台为其节省的人力、物力则可以投入于其主营业务的开展，增加其利润率。

其次，就商家方而言。商家方利用场地主要是用于宣传、售卖以及APP推广等方面，部分商家方为小规模的个体经营户，利润率本就较低，而寻找场地及协商成本在其产品销售或推广的总成本中占据着一定的比重，平台的出现，使商家从原本面向多个场地方的模式变成了由商家直接对接平台再由平台对接场地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节省了商家方的成本，提高其场地利用的所得利润。最后，就平台本身而言，闲置场地的利用是其主营业务平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闲置场地资源的搜寻以及后期场地资源的更新。平台的出现使得不同商家对于场地的多次寻找变成了平台的一次寻找（正如前文在交易成本当中的搜寻成本中所论述的那样）。同时，随着平台自身的不断修正以及更新，不断弥补了不足，并探寻一套更适宜的场地搜寻及利用模式，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社会总成本的节约，为社会带来福利效应。

四、案例分析——传统零售业的出路

如果传统零售商家是常常为各种问题所困扰的大雄，那么这种经济模式就是四次元口袋里拥有丰富资源的好朋友哆啦A梦，可以帮助解决各种问题。这种经济模式能够看到线下的巨大流量，找到自己的市场模式来经营业务，不仅仅因为有充分的理论作为依托，更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部分中，我们将某一传统零售商的案例为例，说明该经济模式是如何在实践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经营的。

以该食品公司为例，他们的线下活动是以宣传为主，希望消费者在活动中通过扫码和试吃了解该食品，之后再去其实体店或官网购买。在该公司的重要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他们对于场地数量要求比较多，对场地价格的限制则相对少。恰逢较大节日，该食品公司通常是由总公司联系广告公司进行洽谈，如地铁的推广或者是大型会议的合作关系、路演等。一般节日的宣传活动所用的场地，地推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这种经济模式更加方便快捷。

（一）低价流量，高效获取。在成为这种经济模式的客户之后，他们的地堆活动不仅平均成本大大降低，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1、低流量成本。该食品公司在浙江有111家门店，杭州有30家门店，消费者不仅可以去门店购买，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购买，而线下宣传对营业收入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当消费者在线上看到糕点的宣传推广的同时，他也希望購买前在身边看到，无论是在小区、电影院、商超门口还是地铁站里，甚至有机会能够亲身品尝青团、粽子或是雪月饼，如果是售卖，消费者会心满意足地拎回家。

宣传推广按线上线下分，商家选择时就要比较哪个所需要的成本低，带来的收益大。随着线上流量入口被BAT等巨头所把控，他们自身渠道的议价能力也在不断攀升，不论是百度的竞价排名还是淘宝的店铺推荐位，B端商家们要想得到巨头的流量支持就必须要支付更高的溢价，有数据分析，在2012年的时候，淘宝商家们在移动端每卖出100元的商品，需要给阿里支付0.44元的广告费;而到2015年的时候，同样卖出100元的商品，广告费涨到了2.39元。3年时间，流量贵了5.4倍。这对创业公司和品牌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以往，“吆喝”是食品类商品的主要宣传方式，大街小巷的吆喝让消费者有意无意地了解到商品，线下的宣传在互联网大面积覆盖前具有绝对地位。而今，短短十几年后，线上流量价格爆炸式增长，线下流量重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重回商家的视野。

2、高匹配效率。这种经济模式具有很强的匹配商家需求的能力，比如该公司的场地需求主要有三个特点：目标数量较多、季节波动性大、地点移动频繁。

在进行宣传前，地推负责人不仅要准备好足够的宣传物料，还要与场地方进行协商，协商价格和时间。这些成本对于一个宣传活动来说实在太大，在使用这种经济模式下单场地前，他每次都要亲自跑场地，过程也相当繁琐，每一次的线下推广都弄得焦头烂额。直到他将绝大多数的步骤交给了这种经济模式，自己则只负责整个找场地的开端和结果，有了更多的精力来筹备宣传活动，不仅节约了寻找场地的时间，更提高了他们整体的工作效率，真正实现了所谓“像预订电影票一样订场地”。

有了第一次的使用方便，便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使用。随着地推负责人每月稳定且逐渐增加的下单量，该公司和经营这种经济模式的商家端工作人员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预定场地方面，该公司只会通过这种经济模式的平台预订，并且也没有理由不使用现在已经熟悉的平台转而去其他的渠道。该公司的场地需求具有季节性的波动特征。1月、4月、5月、8月、12月的场地需求量都在10个以上，是需求旺季，而对应该公司的公司业务，他们主要供应传统节日的糕点食品，春节八宝年糕、清明青团、端午龙棕、中秋雪月饼，公司的主营产品的推广一般会从提前一段时间开始，而该公司每年的场地需求量就落在这些时间里。

地点移动频繁是地推人员会选择该公司的各个门店附近的场地来做宣传，比如地铁站人流量大、目标人群匹配度高并且离门店近，而不同时间段宣传的门店不同，决定了宣传场地必须要随之更换。

这种经济模式所拥有的场地资源能满足该食品公司的需求特点。而对于其他商家来说，他们对场地的需求也不外于这些特点。若商家不通过这种经济模式平台预定多个场地，他的工作量将会增大的倍数是未知的。使用这种经济模式寻找场地的时间成本可看成固定的，且随着场地需求量的增加，边际成本对于他来说几乎为0，但此前边际成本是逐渐增大的。

（二）合作分成，持续经营。在第四部分已经证明了这种经济模式存在的可行性以及给整个社会带来节约效益。直观地来看，这种经济模式寻找到愿意合作的闲置场地并且谈好价格，场地端承诺该价格为最低出价，这种经济模式再在自己的平台上以此价格出售给有需求的商家。

优质的场地一旦和这种经济模式对接，即使场地只给出一部分的分成（比如20%），当这种经济模式提供场地的次数超过使用这种经济模式前场地的使用数量的1/4（假设该场地为200元，以前场地1年能够被利用x次，此外，这种经济模式还能为其提供n次，有边界值200x=（200-40）×（x+n），此时n=x/4）时，优质场地得到比从前更多的收益，显然这个目标很容易达到。因此，注册这种经济模式必定给优质场地带来原来收益的成倍上升。依据假设，这种经济模式平台上注册的场地愿意分成的比例将逐渐增加，且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增长速度很快的时期，先前这种经济模式付出的巨大成本将会被场地分成带来的收益填补，转而化亏为盈，并且在需求持续存在的今后，这种经济模式有能力持续经营。

（三）汇聚流量，成效显著。地推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推广的人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场地自身所具备的因素。对于该公司来说，在选择场地时的重要参考条件依此是人流量、消费水平、价格、场地评价。宣传最重要的是人流量，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流量，那一定不会有好的宣传效果。其次对于一个产品，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者的消费量，则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该食品公司知名度高，价格也相对偏高，所以该食品公司在选择场地时会注意哪些场地具有比较高的消费水平的人群，那么写字楼就是不二之选，并且写字楼也能够满足销售量，比如公司购买发放给员工的福利。在这种经济模式的平台上找到比较精准的场地后，效果都还不错。这样看来，地推的利用线下流量来增加自身的宣传效果不比线上差，长此以往，由于宣传物料等的固定成本占比大而变动成本占比小，单位成本反而更加便宜。

通过分析，这种经济模式确实是传统零售商家一个找场地的得力助手。类似地，我们还与这种经济模式合作较多的商家进行了调查与访谈，他们都对这种经济模式发挥的作用给出了一致好评，为他们的工作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综上所述，案例分析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的陈述。这种经济模式在该公司的线下业务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交易成本的降低导致获取线下流量的成本随之下降，线下流量在其宣传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其次，这种经济模式凭借其高匹配效率，为该公司的地推工作寻觅合适场地，实现了高效使用场地，增加该公司的收益。与此同时，随着合作次数的不断增加，用户粘性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商家会采用长期标准合同的形式，这不仅减少了谈判成本，更使得这种经济模式的经营者集中资本改善其经营服务。从而更好地发挥闲置场地交易市场的作用，促进以该公司为代表的商家与物业各司其职，减少闲置场地交易的额外耗费，不断推动社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实现多方收益最大化。

五、未来展望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中介在数量、种类和职能方面也越来越多。但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将线下流量交易作为主营目标，匹配闲置场地与需求商家，在实现社会闲置资源价值的同时，节约社会成本。众所周知，房地产仍是国民经济支柱，其规模依旧巨大。在此之下，遗漏的闲置场地也必定具有一个较大的规模，如果能够实现这些闲置场地的价值，势必能够带来庞大的收益。除此之外，“流动”经济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更多商家更愿意去挑选流动场地为他们带来“流动”经济。同时，在流量被以BAT为代表的少数企业所垄断的环境下，线上成本已开始不断攀升，线下市场正在迎来他们的春天。在这样一个同时具备外部环境和完全契合匹配供需的条件下，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几乎是完美的。

在市场被消费者引导的当今，我们也可以预测未来是向着越来越靠近消费者发展的，比如传统水果业、自动贩卖机、体验店等线下门店。该种经济模式运行的同时，也将掌握大量的场地数据，包括人流量、人流消费水平、人流消费喜好以及周边环境等数据，这不仅能够将自身品牌契合不同人流的喜好进行宣传，对场地方也减少了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如业主并不喜欢某种品牌进入小区，同时对商家方的进入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这还对自身的跨行业发展也提供了数据保障。

自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來，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一直都是政府的重点照顾对象。如果存在以上经济模式的公司，能够在提高自身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闲置场地的利用率，使得场地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那么相信这一定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正效应。若再加之以大数据，这对政府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也将有着巨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