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邑早, 陈 艳,2, 于洪鉴

（1.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一、 问题的提出

最早将合理化因素引入会计舞弊行为领域的研究追溯于Albrecht（1995）所提出的舞弊三角理论①舞弊三角理论指出实施舞弊行为的行为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压力（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除了压力和机会外，合理化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行为人在实施舞弊后会显得心安理得。自此，从国际性的反舞弊组织（IASB、ACFE、国际审计准则委员等）到各国的监管体系，压力、机会和合理化都被视为是舞弊行为预防与控制的重要治理框架。但是从目前的治理实践来看，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将视角集中于压力和机会，而合理化因素却“坐”上了研究和实践过程中的“冷板凳”。然而现实却表现为，日益增多的违规舞弊事件与日趋严苛的监管环境矛盾共生。这种矛盾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质疑和反思，如果说舞弊三要素是舞弊行为产生所必不可少的三大条件，那么从现有的治理体系中，忽略合理化因素的影响作用，仅仅从压力、机会的监管视角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舞弊行为的治理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要关注和重视合理化因素在会计舞弊行为领域的研究和应用（Murphy和Dacin，2011；Murphy，2012；Mayhew和Murphy，2014；Brown，2014；Reinstein和Taylor，2017）。实际上，合理化因素潜藏于组织和生活环境中的各个层面。领导层施压会导致被迫执行者责任转移（Mayhew和Murphy，2014），集体舞弊会导致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