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浩 才国伟

一、引 言

从“苏丹红”到“速成鸡”事件，媒体报道不断捕捉着大众的眼球，我国媒体的监督职能也日益显现出来。媒体报道对于公司治理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媒体的监督职能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可以发挥信息中介作用，有利于传递企业内部信息，减少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Bushee等，2010；Tetlock，2010；熊艳等，2014)；媒体报道有利于降低企业控制权产生的私人收益(Dyck和Zingales，2004)，揭露企业会计欺诈行为(Miller，2006)，能够督促企业纠正违规行为(Dyck等，2008；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

然而，最近一些文献发现，媒体报道也存在着倾向性(Slant)①在不严格区分的情况下，有些文献也称其为媒体报道偏差(Bias)。但是，媒体报道偏差需要具备一定的基准，而本文仅限于媒体报道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该现象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政治领域，西方媒体会被政治集团所利用(Besley和Prat，2006；Strömberg，2004)，通过舆论引导等方式影响选民的意识和行为，并最终左右选举结果(Chiang和 Knight，2011；DellaVigna和 Kaplan，2007)。在经济领域，为了最大化读者范围，媒体往往提供轰动性报道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Dyck等，2008；Gentzkow 和 Shapiro，2010)；为了追逐商业利润，媒体倾向于进行选择性报道以满足广告商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Gurun和 Butler，2012；Reuter和 Zitzewitz，2006)，并且，媒体报道倾向的产生往往是企业进行媒体公关的结果(Ahern和 Sosyura，2014；Solomon，2012)。媒体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合理的监管和治理。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我国的新闻媒体所经受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企业的产权性质颇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推进国企改革仍是深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