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跃 张 冬 刘明兴

一、引 言

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①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概念最早由历史社会学家 Charles Tilly 提出，定义为国家的自治程度、集权程度及内部协调程度，并用税收能力来度量(Tilly和 Ardant，1975)。在另外一个早期著作中，Skocpol(1979)强调了国家在应对危机或其他环境变化时的行政能力。随后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概念，国家能力的含义还有些更加细致的发展变化，但都没有突破早期建立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汲取资源的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包括背后的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另一方面是行政能力(administritive capacity 或 bureaucratic capacity)，也称执行能力(implementation capacity)。目前主流经济学文献对国家能力的定义也是如此，Besley和Persson(2011)认为国家能力是提取资源的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结合。由于本文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我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能力具体化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能力，所以也使用“执政能力”或“治理能力”来代指“国家能力”。。这一思想早在霍布斯和韦伯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但直到对“东亚经济奇迹”与拉美和非洲经济失败的比较研究后，才逐渐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Wade(1990)和 Evans(1995)都指出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其能从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资源实施有效治理，或者能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工业化。Herbst(2000)和Centeno(2002)则把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失败归因于有限的国家能力①其假说得到跨国数据的经验支持(如 Gennaioli和 Rainer(2007))以及国家内证据的支持(如 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Bandyopadhyay和Green(2016))，结论发现在(历史上的)集权程度(centralization)与经济结果之间存在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