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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性到“国民性”的再讨论

2019-08-01李霞

神州·中旬刊 2019年7期
关键词:国民性

李霞

摘要:作为一本学术性质的著作,这本书以短小精炼的篇幅,朴实无华但又极其精当的叙述语言,探讨性的叙述方式和深刻详实的内容尝试回答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中乡土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本文试通过分析费孝通的两本著作《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江村经济》来重点讨论乡土社会中的“国民性”在当代社会是否进化的问题。

关键词:乡土社会;乡土性;国民性;当代社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作为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和总基调,可以看出,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却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基本的特性。乡土性的基层社会,受限于空间上的相对固定性、封闭性,时间上的相对单一性、静止性,村落内人际关系的熟悉性和村落间人际交往的孤立性等特性,以及人们相对自我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书中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诸种社会特征都是从乡土性中直接延伸出来的。在此,笔者跟随作者思路进一步分析乡土性所衍生出的“国民性”。

作者在《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章节中,对乡下人“不需要”文字和“不会使用”文字做出讨论。“不需要”在于乡土社会中语言得使用足够来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交流,无需文字做中间转述。“不会使用”在于乡土社会的语言背境没有为文字的使用提供平台和契机。正如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二元框架。(2)假如将“大传统”的现代社会为看作“小传统”的乡土社会营造一个“非乡土性”的语境时,文字也会理所当然地普适于乡土社会了。因此,乡土社会的乡土性可以归结为其他社会特性的来源和中心。

作者笔下的传统中国是完全的乡土社会,由乡土性延伸出的乡土基本特性即为国民性的来源。简言之,乡土社会中,国民判断标准的相对自我性可以用“己”来概括。正如作者在《差序格局》中针对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所说“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3)每个人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所泛起的一层层向外推开的波纹,其所涉之处即为他社会影响的圈子。也可以说,差序格局在乡土社会中是凭借众多私人关系而形成的网络,或者说乡土社会中以“私”(4)、人际关系亲疏为价值判断的“关系社会”,从而维持着社会网络里的私人道德,这种“道德”模式在乡土社会中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凡事依照规则、制度、法律处世的如今,“那一套”标准好像也不再适用于“这一套”社会结构了。日本学者乔秀岩曾就“国民性”这一论题将中国、日本和西方在对待人际关系方面作了比较。他说“中国人在差序格局下,在处理社会交往时,需要逐一考虑“我”和他人的关系;日本人在来自世间眼光的注视下,需要考虑他人对自己所要采取的做法的评判;只有在团体格局下的西方人,不需要个人在每一个情景下进行考量和做决定,因为每个团体对于成员之间、成员和团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明确的界定。”(5)基于乡土性社会所造就的国民性,或许可以说,它是根深蒂固得根植于乡土社会,却似乎又随发展的当今社会而处于动态演变中。

假如国民性是发生进化的,那么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处处都需要拉关系,遇到问题都要找熟人的现象,也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熟人好办事”。从安排子女上学、朋友圈里找熟人拉票、到看病就医、买火车票等现象无不显露关系的重要性。这样看来,国民性在当代社会的演变似乎并不能称之为进化。如果以上现象逐渐被当下社会中制度、法律、规则所强制和约束,让人们不再单纯的依照“自我性”的价值体系和“孤立性”的评价标准来认识和支配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性的演变不是一种进化,反而是当代社会里一种去昧式的进步了。

中国基层社会造就了守信与热心、克己修身、安土重迁的传统国人,他们的意识结构受到乡土社会长期的拆解与建构,早已铸造了难以泯灭的国民特性。这种国民性在乡土社会中主要体现在拥有“信用”的熟人社会,“言不由衷”、礼治天下的儒家思想,以及注重维护亲疏关系、以“己为评判标准的差序格局等方面。从乡土性所衍生出的国民特性是中国传统国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属性,就如同文化一样也是多元的、特異的。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社会结构不同必然形成相异的国民特性也无可厚非,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对立是其自身的和谐。”(6)当代社会本就是一个文化开放、多元、允许求同存异的自由社会。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立足于中国传统基层乡村来审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人类学视角探析乡土社会的国民特性,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是一种国民进步。至于国民性在当代社会是否进化问题,笔者认为,与其说它是进化,不如说是一种去昧式的进步,而这需要每个国人不遗余力地求索。

注释:

(1)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1),第6页。

(2)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第51页。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

(3)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第26页。

(4) 此处多指个体、亲疏关系、经济利益为主的判断标准。

(5) 寇淮禹,《新京报》,《文化频道》2019年3月25日,第3页。

(6)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01),第5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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