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红

我最伟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老师，哪怕是个小学老师。

我的第一个老师姓张，和我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使她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老师养了三个孩子，我母亲也养了三个孩子;张老师养了三个男孩，我们也是兄弟仨;张老师的爱人在县城一家集体企业从事运输工作，我的父亲也在城里上班;张老师有文化，我母亲也上过初小。只不过张老师出身好，便在她下乡的那一年被派去当了小学老师，而我的母亲，因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便被常常批斗。

批斗会每次都在大队的一个破烂不堪的仓库里进行。往往是晚上，几盏马灯下，牛鬼蛇神们地富反坏右们站在昏暗的马灯下，戴高帽，坐火车（民间一种体罚方式），一块用细铁丝拴着的写上名字并且在名字上打上“X”的牌子挂在脖子上，吊在胸前。然后就是最精彩、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高潮——钢鞭子抽。我的母亲是唯一一个女的坏分子，因此显得格外显眼，也格外受民兵队长和贫下中农的关注。打那些男的有什么意思，打的人这样想，看那些男的挨打有什么意思，看的人这样想，打女的、看女的挨打才有意思、才有新鲜感呢！于是每一次用钢鞭抽打我的母亲变成了他们最为期盼、最为高兴、最为激动的时刻，当带刺的钢鞭抽得我的母亲血肉横飞的时候，他们兴奋，他们疯狂，他们嗷嗷直叫，甚至是嚎叫，大片的发自贫下中农的内心的真诚而淳朴的嚎叫声彻底掩盖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的哇哇大哭，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也在哭，在那个不起眼的墙角默默地流泪，那就是张老师。

就是在这些日子里，我萌生了将来要当一个老师的念头。

我的小学老师们基本都是从各生产队里挑来的稍微识得些字的农民。他们淳朴，他们善良，他们除了教书，农闲时仍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我因为调皮，这些老师们便常来我家家访，我母亲便拿出最好的吃的招待他们。我就想，当老师真好，还能到别人家里吃好吃的。

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白，山东人，慈祥善良的白老师像我的母亲一样热情真诚，开学第二天就到我家去了。那时，一个中学的老师能到一个学生家去，对这个学生家来说是一种荣耀和自豪。而在那个年代，老师们一般都敬重贫下中农家庭，关注的也是贫下中农子弟，像我这样一个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引起了白老师的注意，并且特意到家里去，已经是石破天惊的事了。当时我不知白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到一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里去，后来我才知道，她完全是出于同情，完全是出于对当时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根本否定，她坚信那是上面错了，坚信总有一天像我们这样的坏分子的子女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上学、工作的权利。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开学的第一天她就接到了学生名单，她在学生名单中发现我是全班唯一一个地主的狗崽子。当天晚上，学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把我这个狗崽子除名，白老师据理力争，用自己的党票、用自己的公职做了担保，我才得以上了初中。所以她第二天就到我家去了，她对我母亲没有说头一天晚上开会的事，只是叮嘱我的母亲要管好我，在学校里和家里不要做什么出格的事。也是后来我才知道，担保我上初中的白老师当时就被公社革委会叫去谈了话，被关了几十个小時的牛棚反思，好在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和她有点拉拉子亲戚关系，此事便不了了之。

就这样，白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白老师就住在学校后面的两间平房里。平房后面有一间小厨房，隔着窗子，可以看到白老师的小厨房里有一个小瓷盆，瓷盆里放着几牙杂粮烙成的锅盔，饥饿的我们几个望着那盆锅盔，就动起了偷吃的念头，但无奈窗户太小，又离得太远，我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商量出个办法来，但突然，厨房的门就开了，白老师的手里就端着那盆锅盔，当我们惊慌失措、面红赤耳地正要逃跑的时候，白老师叫住了我们，然后就理所当然的每人分到了一牙锅盔。吃锅盔的时候我心想，做个老师真好，每天还有馍馍吃呢。

高中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弟管的不是太严了，于是我才安下心来能够学习。我的物理老师是一位师范毕业的外地人，数学、物理、化学啥都能教，音乐、美术、体育样样能讲，我就想，当个中学老师真好，什么都会，什么都难不住，人人羡慕！有一天他还真问我，将来想干啥，我吞吞吐吐了半天，终于说出了我要当个老师的伟大梦想，不料我的这位物理老师响当当地回了我一句，没出息！

好几年，我都想不通。那一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大学老师当然是神圣的职业，大学教师、教授当然是受人尊敬和仰慕的，他们满腹经纶，他们学富五车，他们著作等身，他们人人敬仰……我那时的理想又提高了一步——要是能在大学里教书该多好啊！

于是我在临近毕业那年联系了几所大学，几所大学都发来了函，也就是说，凭这些函，毕业后就直接去报到——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那些日子，我逢人便说我要当老师喽，那些日子，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但是快毕业的时候，那场事件，彻底碾碎了我的在大学里当个老师的梦，给我发来函的所有的大学又都发来了函，每一个函的内容和口气似乎是早就商量好的，总之，你不用来了，总之，你不能来了！

大学毕业后的两个月里，我开始联系北京的、兰州的、老家的中学、甚至是农村的小学，心想，有个小学哪怕是偏远的山村的，能去当个老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但那时没有一个中学或是小学敢要我这样的人，我在当时还开过一句玩笑：幼儿园成不？

我渴望当个老师的心愿是那么强烈！但现实是，我最终被分配到了一个文化事业单位。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称我为徐老师，我爱听别人这样称呼我，我觉得这个称呼是对我最大的尊敬与肯定。但仅仅几年后就再也没人称呼我老师了，神圣的、伟大而又庄严的老师被世俗的官衔名称顶了去、替换了去。

当然我也时常讲课，但不是给学校的学生，而是给我的同事，或是其他行业的同志，而有些同事、同志岁数比我大多了，经验和学问比我丰富多了，给他们讲课我能讲得滋润吗？

我和一位校长朋友谈过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让他把我聘任为他那个学校的校外老师或是名誉老师。后来，我这位校长朋友还真把这事办成了，我被聘为这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那天我特别高兴，兴奋，我还喝了酒以示庆祝。第二天，我就开始备课，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办公室里反反复复演练，把讲义改了又改，我充满热情和激情，我期盼着讲课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但是，我突然就接到了我那位校长朋友的电话，电话里他说，因为某一种原因，我不能讲课。我明白，因为我在最敏感的历史关头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大学，我自然不能上培养祖国未来栋梁的神圣的讲坛！放下电话，我默默地流了泪又默默地撕去我准备了几个月的厚厚的讲义。

看起来，我这一生，做个老师——真成了我的一个永恒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