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红

我最伟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老师，哪怕是个小学老师。

我的第一个老师姓张，和我母亲的岁数差不多，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使她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老师养了三个孩子，我母亲也养了三个孩子;张老师养了三个男孩，我们也是兄弟仨;张老师的爱人在县城一家集体企业从事运输工作，我的父亲也在城里上班;张老师有文化，我母亲也上过初小。只不过张老师出身好，便在她下乡的那一年被派去当了小学老师，而我的母亲，因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便被常常批斗。

批斗会每次都在大队的一个破烂不堪的仓库里进行。往往是晚上，几盏马灯下，牛鬼蛇神们地富反坏右们站在昏暗的马灯下，戴高帽，坐火车（民间一种体罚方式），一块用细铁丝拴着的写上名字并且在名字上打上“X”的牌子挂在脖子上，吊在胸前。然后就是最精彩、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高潮——钢鞭子抽。我的母亲是唯一一个女的坏分子，因此显得格外显眼，也格外受民兵队长和贫下中农的关注。打那些男的有什么意思，打的人这样想，看那些男的挨打有什么意思，看的人这样想，打女的、看女的挨打才有意思、才有新鲜感呢！于是每一次用钢鞭抽打我的母亲变成了他们最为期盼、最为高兴、最为激动的时刻，当带刺的钢鞭抽得我的母亲血肉横飞的时候，他们兴奋，他们疯狂，他们嗷嗷直叫，甚至是嚎叫，大片的发自贫下中农的内心的真诚而淳朴的嚎叫声彻底掩盖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的哇哇大哭，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也在哭，在那个不起眼的墙角默默地流泪，那就是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