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波，杨兆山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始，思想界便开始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批判与反思，并逐渐成为一种思潮。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离开人自身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不仅要求实现人的解放，同时又呼吁实现人的重塑。”[1]30-35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界“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国民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以达到提高国民素质、塑造一代新民的目标。”[2]217-219问题在于，近代以来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不可谓不激烈，也不可谓不深刻，但就国民劣根性而言，一百年前的问题目前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那么这种批判与反思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

作为学术词汇的“国民性”，是对“national character”的意译，此词亦可译为“民族性”。一般认为，国民性是指“国民共有与反复出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国民性是一国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性格特征，是国民素质的核心因素。”国民性基于国家。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一个边界，在边界以内，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结成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并最终在精神层面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在边界之外，国民性则是一个区分的标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国民性是一种社会群体意识，国家的出现无疑强化了这一意识。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对国民性的认同使一个国家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对国民性的过分宣扬也会导致民族主义。具体对中国学者而言，在使用“国民性”这一词汇时，并不是完全基于“national character”的本义，而有其相对特定和明确的内涵，它更多地是指向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的消极方面，即“国民劣根性”，故而在讨论国民性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基于批判与反思的立场，将对国民性的探讨等同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探讨。这就使对国民性的讨论不自觉间被窄化了。

清末民初对国民性的探讨具有现实紧迫性，因而也显得相对极端与激烈。彼时中国人的国民性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如奴性、看客心理、守旧等，就其对国民性消极方面的批判而言，是相当精准与深刻的。但国民性改造了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运动，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有效解决，鲁迅笔下的许多人物依然活在现实当中。这就需要对国民性改造问题进行重新估量与反思，为什么批判了这么多年，却似乎还在原地踏步？这到底是一个错觉，还是问题本来如此？正如一个病人长期服药，但病情并未明显好转，那么一种可能是吃错药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没有什么病，而只是“疑病”？这就需要回到国民性问题的缘起。

二、对国民性问题的分析

一段时期以来，基于反思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批判成为重要的思潮。对国民性做文化层面的反思固然是价值，因为国民性本身就具有文化性、传统性。相对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国民性的演进相对独立和稳定。但是，文化批判不能代替社会批判，就国民性谈国民性，并未深入到问题的本质。试分析之。

(一)国民性批判与社会批判

思想界之所以热衷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民劣根性是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只有对其进行彻底清算，才能造就新国民，从而建设新国家。国民劣根性确乎迟滞了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化进程，但它们之间是否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值得探讨。这就涉及国民性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国民性固然影响国家的发展，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一定社会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国民性的内涵与特点，即人的国民性是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所塑造而成的。

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国民性的核心。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文化一旦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便会对社会其他领域发生能动作用。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发展并不同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或超前于社会其他活动的发展，或滞后于社会其他活动的发展，或兼而有之，由文化积淀而成的国民性亦然。国民性改造之所以必要，一种情况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等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许多人由于基于文化心理所形成的自身惯性，依旧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有的国民性积习，所以只有改造国民性，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的新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国民性改造便是十分必要的；第二种情况是人们普遍感受到国民性存在许多问题，但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这就显得比较复杂。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某国人之所以具有某种国民性，是其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使然，国民性是“果”，是表象，其社会实践活动则是“因”，是本质。“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144-152个体的国民性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决定了人的国民性，正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脱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造来谈国民性的改造，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国民劣根性是“病征”，病因则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另一方面，国民性也对国家发展产生能动影响。改造国民性与改造社会的工作应该同步，二者互为因果。

(二)国民性优劣的标准

国民性问题之所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与近代以来外侮频仍有密切关系。当中国人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后，发现已远远被西方列强甩在后边，基于浓重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思想界对现实的批判难免矫枉过正。由于西方列强的强势地位，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在国民性问题上也不例外，这样一种评价方式一直影响至今。许多人持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性要优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中国国民性改造的依据与尺度是西方国家的国民性，国民性批判的立场是西化的，即依据西方人的国民性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果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西方人不同，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低，因为与发达国家的人不同，所以我们错了。

当然，不管是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既然都是人，那在这一尺度上，就是可以比较的。总有一种尺度，遵循了才是人，违反了就不是人，这是人类共识，大家都认同的道德底线，亦即普适性的价值，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但在底线之上，国家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单纯就国家间人的国民性进行比较，并无多大意义。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这只是差别，无关优劣。即便在某些方面有优劣之分，那么需要比较的也不只是国民性本身，更应以作为表象的国民性为切入点，分析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国民性优劣的背后，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这种以西方为尺度的国民性批判，一方面，将国民性视为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将中国人国民性中与西方的差异视为劣根性来进行批判，其常用的话语是“中国人怎么就这么如此如此，你看人家外国人，那才叫如何如何”，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则是危险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化起点，体现在这个起点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不仅使国民性批判本身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性受到怀疑，还可能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认同。”[4]42-53把中国人变为西方人，既无必要，亦无可能，邯郸学步即是前车之鉴。

基于以上分析，对国民性的探讨应基于以下观点：其一，国民性是人的国民性，它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也随之而改变，国民性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而非前提，脱离社会批判的国民性批判缺乏实践意义。其二，国民性批判的尺度与标准应基于本土立场，不是因为外国人说我们不好就进行批判，而是因为国民性的某些方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才需要进行批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具有多样性，那么西方文化本位的中国人国民性批判在标准就是错位的。其三，国民性是人的内在文化心理特征，它与人的外在行为之间并不都是对应和一致的，并非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需要从个体行为的现实情境出发来研究某个人的行为的动因。很多时候，人之所以选择某种行为，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与国民性无关。此种情况下，国民性批判就成为一个虚假的问题，找错靶子了。其四，国民性是民族国家众人的共同文化属性，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完美的，基于民族文化共同特质的国民性也如此，每个民族的国民性都有优秀之处，也都有各自的“劣根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民性也不断在发展变化，其背后的动因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直接的承载者就是教育。

三、教育与国民性的塑造

一段时期以来，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又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痛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力的增强，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仍然差强人意；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其诸多不文明的表现招致许多外国人的反感与蔑视。这使得社会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的现代化？为什么在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很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还停留在古代？反思的结果，“国民劣根性”成为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原因。因此，“国民性改造”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药方。有学者提出：“作为现代社会所必备的自我意识、公民意识的增强恰是对国民性的改造。继续推进改革，加强这方面的培养，使青少年成为现代人，是新世纪必须完成的课题，因而应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5]23-29人的问题确乎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国民性改造的核心也是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问题。

作为一个公共话题，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阐述国民性。五四以来，国民性改造主要是一个文学与社会学话题。但既然国民性是人的国民性，并且是后天形成的，那么就必然与教育有关。问题是，国民性与教育在何种意义上产生关系？换言之，教育学对国民性问题如何从学科的视角给予应答？

(一)人的发展是国民性(共性)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人在社会实践中进行交往，结成各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0每个人在其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他自己的本质，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的“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经由教育达到统一。人出生后面对的是一个既存的社会，他必须经由教育才能继承这些文化成果，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人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性不断构建和丰富的过程。

人的社会性的发展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个性的发展。个性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都研究个性，都对其做本学科的界定。那么，教育学如何阐释个性？笔者认为，所谓个性，是指“个体在生理素质和心理特征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和教育的影响及主体社会实践活动，在身心、才智、德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比较稳固而持久的独特特征的总和。”[7]16-18,64教育应是个性化的教育，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当前的教育在培养个性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中国学生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个性，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个性就是人的个别性，培养具有特长的专才就是个性化的教育。这种个性观将个性与共性对立起来，认为发展个性就需要牺牲共性，牺牲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脱离共性的个性又如何存在，如何培养？个性是表现在个体身上的“人”的全部特征。个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个人”。脱离了共性的个性是不真实的。所以，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也包含另一维度，即共性的发展。

共性即社会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素质，也就是“国民性”。一个人群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建立国家，是基于彼此间形成的社会联系，国家是社会在现阶段的存在方式。一个社会、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没有分崩离析和消亡，就是基于社会联系的有效性。如果一个国家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是混乱无序的，那么国家就会丧失凝聚力，其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与人交往沟通，而有效沟通的前提是社会共识。

国民性与个性不是对立的，它们相互补充，互为表里。“没有单个人的个性，就不会产生人类群体的共性，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个性也不能离开族群的共性单独存在。”[8]136-140个体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促进社会化，从而逐渐形成其国民性，在学习这些知识时个体也总是在对其进行主观地建构，这种建构便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人的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教育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个人全面发展非但不否定个性，而且恰恰是以充分发展人的个性为核心，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观点是既承认人普遍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又承认人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只有建立在国民性基础之上的个性才是真实的个性，也只有建立在尊重个性发展基础上的国民性塑造，才是可能的。即没有脱离国民性的个性，反之亦然。忽视了其中一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的教育也无从谈起。

(二)教育在国民性发展中的价值

国民性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影响人发展的因素包括遗传、环境、教育、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社会实践。这五个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影响人的发展，其中人的社会实践最终起决定作用。人的国民性本质上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国民性的内涵，就是其在一定国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容。那么，教育何以促进人的国民性的发展？

如上文所述，国民性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一定社会下的国民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往往不同步，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改造国民性。如果人的国民性滞后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教育就需要改造个体的国民性，使之摆脱旧国民性之糟粕，形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国民性，这是对社会的适应；教育也基于自身立场，通过改造国民性，培养具有超越意识的新国民，以改造社会，这是个体对社会的超越。二者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

个体总要面对一个既存的已经高度发展了的社会，总要在一定的国家内生活，教育需要将既有的国民性内化到个体心理之中，这是一个个体社会化与社会个性化的统一过程。个体在教育中初步形成其国民性；同时，受教育者个体也具有主观能动性，个体将教育的要求转化为自身发展的需要，从而主动积极地发展，这是一个自我塑造、自我建构的过程。个体也参与了其国民性的塑造与培养的过程，这是一个自我教育实践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在经由教育初步形成的国民性的基础上，通过其社会生活实践，其国民性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通过对其国家的文化的选择整理，有意识地对人的国民性进行塑造，以符合社会的要求，它通过国家的教育目的体现出来，“教育的最后目标就是要教育人们获得一种以国家伦理概念为前提的国家意识”[9]241-243。如清末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清王朝试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念来培养国民，以形成近代化的国民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这些表述都可视为对国民性的规定。

(三)教育对国民性改造的限度

既然培养国民性属于人的发展的范畴，那么，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同样适用于国民性的培养问题。国民性首先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范畴，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结成的社会关系，通过文化的形态留存下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继承积存的社会文化传统的过程，在继承前人的国民性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国民性。文化之于人的精神，正如空气之于人的身体一样，不可或缺。教育对人的国民性塑造无法脱离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本身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何取舍，需要智慧。任何一种做法总会招致非议，如“读经”问题，“国学热”问题等，我们到底要继承何种传统来塑造现代国民性？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教育必须面对传统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强大惯性影响力，它表明国民性改造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次，国民性的现实制约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国民性改造与社会改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需要保持动态的平衡与张力。个人发展的空间取决于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最大可能性。背离社会现实制约，以所谓永恒完满的国民性作为参照标准，抽象地讨论当前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问题，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做法，极容易将讨论引向空谈，从而只能在纸上构建一个国民性的“乌托邦”，所以必须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完美主义幻想，基于现实的可能来改造国民性，再基于新国民来改造社会，以拓展国民性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

第三，人的国民性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教育只是国民性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教育这一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要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与教育互动的角度来研究教育”[10]108-181，作为个体社会化的专门场所，学校教育通过培养人的国民意识来促进人的国民性的发展。所谓国民意识，就是其对国民性内涵的认知。学校教育过程是一个让学生“知道”的过程，而只有将“知道”变成“做到”，国民意识才能发展为国民性，这就进入到个体实践的领域。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不断丰富、修正学校教育中形成的国民意识，最终构建自己的国民性。所以，不要过高估计学校教育在国民性培养方面的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自身。教育可以指导人如何生活，但不能代替他去生活。这就是教育之于国民性改造的实践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