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海派绘画的光彩，伴随着上海社会文化潮流的变化起落而具有不同的表现。我认为海派文化、海派绘画的核心是花鸟画，花鸟画是海派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海派绘画，从鸦片战争、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延续了一百七八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山水画是以傅抱石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新人物画是以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新花鸟画就是上海的。所以，我的看法花鸟画不仅是海派绘画，而且是整个海派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為什么说花鸟画是海派绘画或海派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据崇文书局1918年出版的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载：“伯年名渭，阜长名阜，绍兴人，同光间海上称大家，诸体并工，唯山水气韵不足，花鸟用重色者，称海派。”可见当时所说的海派，是指任渭长、任阜长兄弟两人为代表的花鸟画。二任还兼及人物画，沃丘仲子说到：“学陈洪绶，面目奇特。二任绘事，足为一大宗。”另，据张祖翼1899年在吴观岱作品上题跋：“江南自海上开市以来，有所谓海派者，皆恶劣不可暂注目。”吴观岱是无锡人，张祖翼所题的吴观岱这幅画，现在已不可得见。以上两条材料，一正一反，最早提出了海派绘画的名称。沃丘仲子所说的“伯年名渭，阜长名阜”有误，实际上是指任熊、任薰兄弟两人。任熊，字渭长;任薰，字阜长。因为沃丘仲子这部书始写于1870年，至1900年成书，共140万字，不料在1906年因火灾烧毁，他凭记忆重写，得13万字，所以错舛较多。沃丘仲子把海派定义成是浙江人开创的，他所说的海派，主要是在绘画，重点在花鸟画。现在有海派文学、海派戏剧、海派建筑等，但最早的海派就是绘画，主要是花鸟画，人物画和山水画还不包括在内。题材生动吉祥，构图丰富饱满，色彩艳丽馥郁，画法奔放快速，这是海派花鸟画的特点。

一、早期海派（1840年-1926年）

海纳百川，当时的海派文化和海派绘画，除了国外的影响之外，主要来源于浙江和江苏两地，而浙江画家扮演了主要角色。说到早期海派绘画，提到的就是赵之谦、虚谷、任熊、任薰、任颐、吴昌硕、蒲华、张熊、朱熊等，除了虚谷是安徽人之外，其他都是浙江人，而绝对提不到苏州的胡三桥、顾若波。清末民初，常州、无锡、苏州的不少画家来到了上海，他们带来了吴门画派的传统，但影响不如浙江来的这批画家。吴门画派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气息比较强，讲究的是山水画和仕女画。同样是仕女画，唐伯虎也好，仇英也好，他们的仕女画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美女形象，小眉小眼，弱不禁风，很难同上海的市民阶层相融合。浙江人讲究雅俗共赏，而且倾向于“俗”的一面。海派文化也是雅俗共赏，无非是把扬州画派、浙派原来的雅俗共赏变成上海的雅俗共赏。

海派绘画的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到1926年，通常美术史上研究的海派就是指这一阶段。早期海派绘画的代表人物是赵之谦，但赵之谦在上海没有住过，他是路过上海过夜。赵之谦在上海有很多官场上的朋友，清朝灭亡前后许多官员都到上海定居，魏稼孙、沈树镛等在上海推广赵之谦的书画，所以赵之谦在上海影响很大。

这一阶段，海派绘画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一开始是任伯年的风格，基本上笼罩了海上画派的各种流派;后来是吴昌硕的风格，笼罩了海上画派的各种流派。任伯年这一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任熊、任薰，是从陈老莲和华新罗发展来的。陈老莲是浙派，华新罗是扬州画派。清乾隆时期，扬州画派和浙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扬州画派的许多人，包括华新罗、金冬心，有些是杭州人，有些是长期生活在杭州。1926年之前的海派，基本上就是浙江人的画派，浙江人带来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又融合了上海本地的特色。

浙江这些画家带来的绘画传统是什么呢？第一是陈老莲，第二是扬州画派。陈老莲和华新罗有所不同，陈老莲很古奥，稀奇古怪。华新罗清新可爱，但很清冷。华新罗是扬州画派的，是小写意花鸟，人物也是小写意。任伯年后来主要是从华新罗里面来的，尤其是小写意花鸟画。华新罗的特点是用笔比较干，而任伯年用笔比较湿;华新罗用笔比较柔，任伯年用笔比较刚;华新罗用笔比较慢，任伯年用笔比较快。色调上，任伯年比较艳丽、豪华，华新罗的色彩比较冷淡。程十鬟先生以前说，画好了要上颜色叫“给你看颜色”。要给人家看颜色，这个颜色要好看，这是上海人的审美习惯。所以，任伯年、吴昌硕他们到了上海，首先把水墨为上改成色彩艳丽，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大改变。任伯年独创了自己的格调：第一是寓意吉祥，第二是色彩艳丽。陈老莲的画也上颜色，很古雅，但不是十分漂亮。扬州画派的画都是水墨，不上颜色。为了雅俗共赏，任伯年的画颜色非常艳丽，这是他独创的。两宋时期，花鸟画的颜色非常漂亮，宋代以后的花鸟画是淡彩，以水墨为主。中国画重新讲究用艳丽的色彩，是从海派绘画开始的。任伯年的第三个特点是构图非常饱满，不是寥寥几笔。任伯年的画虽然颜色很漂亮，构图很饱满，是不是会画得很慢呢？不是，他画得很快。宋代的花鸟画讲求三矾九染，一朵花的颜色要分好几个层次才能画出来。任伯年发明了蘸色法，一支毛笔蘸了白颜色，笔尖上蘸点红颜色，一笔下去各种颜色都出来了。而且过渡自然。如果宋人用半个小时画出来的，现在半分钟就画出来了，所以画画的速度很快。吴昌硕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海派文化、海派绘画同以前的扬州画派、浙派、吴门画派不同，海派绘画在题材上突出寓意吉祥。任伯年经常画牡丹花、海棠花，富丽堂皇，玉堂富贵，口彩很好！虚谷经常画紫绶金章，上面是紫藤花，下面是金鱼，紫绶金章又是好口彩，升官发财。以前文人阶层认为这些都是很俗气的，但海派画家大量采用了这类题材。吴昌硕也是，吴昌硕画牡丹花、水仙花，他说“富贵神仙品，居然在一家”。牡丹花是富贵的，水仙花是比较飘逸高雅的，把高雅和世俗结合在一起，结合得很好。后来大家一说到海派绘画，就是雅俗共赏。虽然它的寓意好像很俗，但高雅阶层一点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批评，世俗阶层也很喜欢，所以叫雅俗共赏。这类题材，以前最多是在民间年画里面有，纯粹是民间艺术，不属于高雅艺术。现在雅俗共赏， “俗气”的东西进入高雅阶层。所以，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这同上海市民的审美习惯有关系。

海派绘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构图很饱满，而且画面画得很复杂。以前的文入画，画得很简单，寥寥几笔，“少许许胜多许许”，大幅画面都是空白。现在要画得很满，任伯年也好，吴昌硕也好，赵之谦的许多画也几乎是画满的，不留空白，只落个穷款。吴门画派当然也画得很满，但他们的画一层又一层渲染，画起来很慢。海派画得满，用笔却非常快，这个快速的方法也是海派发现的。因为，如果画得慢，作为商品画的成本就太高了。所以，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不仅通过蘸色法减少了画画的层次，而且用笔的速度很快。像吴昌硕，一个上午可以画10张四尺整张纸的，睡了午觉起来再题字、钤印。

色彩艳丽，是对传统的创新，包括吸收西洋的技法、颜料的创新。西洋红这个颜料就是西方来的化学颜料，中国原来红颜色用的是胭脂，胭脂颜料就比较暗，西洋红颜料就比较鲜艳。土山湾有个美术馆，带来了许多西洋画的方法，包括西洋画的颜料，都被海派画家所吸收了。讲到这一条，许多研究传统的人认为海派不是纯粹的传统，京派是比较纯粹的传统，海派吸收了许多西洋的东西在里面。海派确实吸收了一些西洋的东西在里面，包括任伯年，也学过西方的铅笔画，西方的素描造型，进一步讲，后来的徐悲鸿，也是把中西融合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就是对异质文明的包容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而不同”“吐故纳新”。所以，我的看法，鸦片战争之后真正能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就是海派。像京派，虽然我们看到好像是纯粹的传统，但实际上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丢失了。海派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文化是包容，对别人是包容，那对自己呢？就是吐故纳新，生生不息。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达到生生不息。从这个角度讲，海派文化是真正的传统。

吴昌硕以书法入画，从用笔水平上来讲，吴昌硕在任伯年之上，吴昌硕厚，任伯年薄。从绘画造型上来讲，吴昌硕不如任伯年。后来，中国画强调文入画，认为任伯年的比较匠气，就不太受重视了。1895年任伯年去世以后，就是吴昌硕的天下了，吴昌硕的画属于文入画，更高雅，也比任伯年画得更好。吴昌硕的影响在当时非常大，大到不知所云。其影响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也表现出来了。1935年，傅抱石就说： “吴昌硕风靡天下，中国画荒谬绝伦。”

二、民国时期的海派（1927年-1949年）

海派绘画的第二个阶段是1927年到1949年。程十髪先生所说的“海派无派”，是指1927年之后。之前的海派是有派的，先是任伯年一派，后是吴昌硕一派。1927年吴昌硕去世，之后海派绘画的20年里，争奇斗艳，五彩缤纷，丰富多彩，谁也不让谁，哪一种风格都笼罩不了整个海上画派，所以“海派无派”了。20世紀从1900年开始，民国从191 1年开始，这段时期吴昌硕还在，但吴昌硕是归于清代美术史的，所以，我们讲20世纪的海派绘画，主要就从1927年开始。民国不仅仅在海派绘画上，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是一个高峰。民国时期出来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上也是如此。像民国时期的这批画家如果出现在嘉庆、道光年间，那就不得了，但到了民国年间就轮不到他们了。

1.任伯年一派的延续

有倪墨Ⅲ井、李芳园、丁宝书、王师子、陈摩、沈广等。丁宝书是从任伯年、华新罗一路中画出来的，自成一家。丁宝书的水平非常高，因为当时名家众多，他反而成了小名头了。在任伯年的时代，除了任伯年，其他人都不如丁宝书。王师子，与张大干是“画中九友”，水平和丁宝书不相上下。陈迦庵（陈摩），无锡人，陈迦庵本来影响很大的，因为后来做了汉奸，大家不怎么提他了。沈一斋（沈广），也是任伯年一路出来的。画白凤凰，加上朱砂的石头，颜色很漂亮。所以海派绘画注重雅俗共赏，一是题材本身要好，二是色彩要艳丽。画凤凰讨人喜欢，白颜色和朱砂颜色搭在一起效果也很好。

2.吴昌硕一派的延续

王一亭和吴昌硕并称“海上双璧”。王一亭早年是跟任伯年学的。晚年，任伯年去世后，他跟吴昌硕学，亦师亦友。王一亭与日本人做贸易，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赵云壑，纯粹是学吴昌硕，学得非常好。许多吴昌硕的假画，据说也由他作的，吴昌硕后来收他做了学生。书法、绘画、篆刻都与吴昌硕一个风格。

王个移，也是吴昌硕这一路，解放之前也有名。他原来是吴昌硕孩子的家庭教师，一面跟吴昌硕学习。他的画、书法、篆刻都太像吴昌硕。

吴待秋，“三吴一冯”当时都是画山水的，只有吴待秋和吴湖帆也画花鸟。吴待秋的山水学王原祁，花鸟也是从吴昌硕这一路出来的。

从华新罗、任伯年一路出来的，都能与华新罗、任伯年有所不同，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但学习吴昌硕很难跳出吴昌硕的模式，很难形成自己的面貌。所以，即使成就很高，也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只有齐白石和潘天寿学吴又能跳出吴昌硕模式，成了大师。

3.中西合璧

张书旃是岭南画派加任伯年，加西洋的光影画法。张书旃的画多用厚的白粉，与素描、水彩画有关系，造型、结构很准确。为什么海上会出现这个呢？这是任伯年这一派受了岭南画派的影响。岭南画派的高奇峰、高剑父从日本留学回来，鼓吹新中国画，结合了西方的光影画这一路，在广州受到了排斥，便到上海寻求赏音。在上海立稳脚跟之后，再回到广州，同时在上海留下了岭南派的影响。张书旃画的和平鸽就是这一路。他不仅画和平鸽，还画其他东西，但方法就是这种方法。

程璋专门研究过蝴蝶标本和植物图谱。画秋海棠，叶子中光的质感他都能画出来。动物标本他也研究，他画猴子、画猫，都画得很好，非常写实逼真。

柳渔笙，一看也是吸收了西洋画法。尤其在色彩的运用，结构关系的处理上，运用了西洋画的写生方法。

陶冷月原来是画四王一路山水的，不出名。他后来看到了黑白摄影照片，受到启发。他画梅花，画山水，都画个月亮。除了月亮，他还画晚上汹涌飞动的云。烘云托月，他画的月亮给人很冷的感觉，有个外国人说他的月亮看上去好像是冷月，所以他改名叫陶冷月了。

张书旃等的中西融合主要是色彩、光影，吸收了西洋画写生写实的处理方法，而陶冷月则是素描。当时温州来上海的马孟容、马公愚，画了很多用铅笔素描的花卉。有种说法，任伯年也画过素描的，但他素描的作品没有见过，仅从他造型的功力能看出受过素描的训练。马孟容和陶冷月则是有素描的作品的，就是用铅笔画的素描。菊花、大丽花都是用素描画出来的，中西融合。但他们对素描的认识，更多的可能来自于黑白照片。

4.唐宋画派

对唐宋画传统的发现，以张大干为代表。张大干早年学八大、石涛、徐渭，后来学宋人和唐人。他的有些技法是从石涛里面来的，写意是从明清画里面来的。《春枝栖禽》中，鸟的画法，就是宋人的传统，竹子是明清的传统。徐悲鸿说张大干是“五百年来一大干”，是因为他全面，在绘画史上也只有他什么技法都会，什么题材都能画。这一幅荷花，叶子是石涛那里来的，花头是他写生得来的。这幅《红叶小鸟》是从宋人里面过来的，但枝干的构图与宋人有些不一样了，基本的理法是学宋入学唐人，但具体的用笔里面带了许多明清人的技法。画荷花，潘天寿先生最好，但只有一个面孔，张大干画荷花干变万化。这个荷花，分不清唐宋还是明清，但一看就是张大千。

5.除了以上各派，还有其他一些画法

孔小瑜画的岁朝清供博古图和各种材质的器物，画得跟真的一样，这是他的发明。今天看来格调不是很高，可在当时的上海很受市民阶层喜欢，逢年过节买这个东西挂在家里，喜庆，岁岁平安。

郑达甫画的锦灰堆，俗称“打翻字纸篓”，稀奇古怪，不可思议。

汤定之，常州人，梅兰芳学画的老师。他专攻松树，当时影响很大，现在看画得也一般，格调不是最高，但松针画得真锐利，像鐵打的一样。

高野侯画梅花也很出名，专攻梅花，称梅王。

上海是个大市场，不管做什么东西都有钱可赚。书画市场也一样，有的如百货店、杂货店全能、多能;有的就摆一个小摊铺，其他地方都没有，全上海就我有。

三、海派绘画的新高峰（1950年-2000年）

这段时期的海派绘画，为什么在新中国的美术史上不够重视呢？当时，说到新人物画，就是浙江的方增先、李震坚、周昌谷等，最多扩展到广东的杨之光，他们是笔墨加素描。上海也有新人物画，比如程十髪等，他是连环画加素描，但艺术性比他们高。说到新山水画，就是江苏的傅抱石、钱松喦等。上海也有，比如贺天健、应野平等。浙江的新人物画，江苏的新山水画是整体推出，宣传的力度很大，影响很大，而上海的新人物画和新山水画宣传力度不够，影响也就不大。上海花鸟画的整体推出，是1961年举办了上海花鸟画展，在全国巡回展出，引起了轰动。此外，还有上海中国画院的《花鸟画谱》，唐云先生的《画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论文等。说到新花鸟画，我认为就是这一阶段的新海派，新中国的新花鸟画就是以上海为代表。但当时的上海花鸟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面的原因很难讲清，也许同当时新中国主管文艺工作的郭沫若和老舍先生的冷淡有关。郭沫若创作了诗集《百花齐放》，曾邀请上海的花鸟画家配图，被认为诗的水平不高，婉拒了。老舍先生1958年高度评价北京花鸟画家不画枯枝败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审美特色，唐云先生1959年的文章明确表示人民喜欢花鸟画，也可以画枯枝败叶。显然，上海的花鸟画要想得到他们二位的推重就不太可能了。而没有他二位的推重，又有什么人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上海的花鸟画呢？

1.新花鸟画的“四大名旦”

新花鸟画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出名的“四大名旦”，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唐云先生。在京剧当中有四大名旦即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海派花鸟画中则把唐云、江寒汀、陆抑非、张大壮称为“四大名旦”。

唐云先生在解放前已经画得很好，但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精神焕发，不断变革，面貌一新。他水墨的也能画，彩色的也能画，他是学习华新罗的，但也学石涛、八大。他的绘画是把华新罗和石涛两派融合起来，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他有些画的格调，华新罗、任伯年都达不到。解放后唐先生的有些画画得很有幸福感，欣欣向荣，这是他内心幸福感的体现。他的花鸟画在解放前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与新金陵画派的钱松喦相同。唐云的画是讲究灵气的，早年清逸，五六十年代英隽，七十年代雅健，到了晚年精气神不足了，自然就差了一点。有些人说画家越老越好，也不一定的，有些画家像齐白石、朱屺瞻越老越好，实际上还是他们盛年的时候最好，不一定是越老越好。有的老了以后要差一点的，唐云如此，陆俨少也如此。

江寒汀一生的画风变化不大，他是学华新罗，也受了任伯年的影响。画鸟，自古至今推他为第一，各种鸟都非常写实，一看就看得出这画的是什么鸟。所以把画册上的鸟与真鸟作对比，都能对得上的。看他画的《棕榈小鸟》，颜色的处理很绝，棕榈大水墨大笔淋漓，小鸟画得很精到，下面有鲜花几点，用笔粗细结合，用色墨彩相映，都形成对比。这只鸟它用屁股对着人，也是他的创意。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尺幅不大，但是各方面实在太精绝了。这幅画和潘天寿比，各有各的好。潘天寿是交响乐，气魄恢宏;他这是轻音乐、小夜曲。说到画花卉和竹子，他不如唐云好。说到西瓜和蔬果，则不如张大壮画得好。江先生在小的东西处理上比较讲究，大的方面尤其是用笔还是不如张、唐、潘的。

张大壮先生主要是学恽南田的，也学华新罗。他早年在庞莱臣家里管理字画，一方面也学习、临摹。他早年创作的有些画有年画的感觉，估计是应出版社出版年画需要而画的。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艺术水平一下子突飞猛进，特别是蔬果和鱼虾水平很高，没有人能超过他，在恽南田的基础上画出了自己的东西。张大壮画蔬果，水灵的新鲜的感觉都画出来了。他画带鱼也很奇特，有入画带鱼用磷光粉去涂颜色，但画出来效果不好。张大壮把鱼鳞刮下来涂到画上去，是很有创新性的。这种画法古人也有的，当然古人不是画带鱼。古人画梅花，文献中有记载，花朵不是画出来的，而是拿真的梅花贴上去的。张先生就是用真的鱼鳞去画带鱼，这是他的创造。齐白石画河虾出名，张大壮就画海虾。他到沿海的渔乡写生，体验生活，把海虾的颜色、形状、结构画出来了。所以齐白石先生画河虾，天下第一，张大壮画海虾没有人能超得过他。

陆抑非当时名气很响，而且画得很工整。他的画是从宋人那里变化出来的，色彩鲜艳而不俗气。唐宋之后，要讲绘画的色彩美，就是20世纪的海派。陆抑非早年跟陈迦庵学习，陈后来做了汉奸，名气不响了。又跟过吴湖帆学习，吴湖帆对绘画中工整的一路下过功夫，宋画也临过不少。陆抑非上世纪60年代之后去了浙江美院，当时浙江美院的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都是画大笔的。陆抑非到了杭州以后，也跟着潘天寿他们画粗放的一路了。当然，工整一路的还是有一点，但同早期的工整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陆抑非的大笔和潘天寿还是不一样，毕竟画过工整的这一路，对花卉的结构、关系，以及里面的处理，跟潘天寿他们不一样。他的写意画水墨淋漓，但还是有色彩的感觉。

2.唐宋派

唐宋派在民国期间最出名的就是张大千。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谢稚柳和陈佩秋了。谢稚柳解放前后的变化并不大，到中晚年落墨法变了，与以前不一样了。谢老早年学习陈老莲，陈老莲本来是比较工整的，只是比较怪。谢老便从陈老莲转到了宋人“宣和体”，同样是工工整整、规规矩矩地画。宋画第一点就是写实，这个写实并不是说和对象一模一样。谢先生在《水墨画》里强调“中国画是写实的”。为什么写实？一方面当时是新中国刚成立，强调的是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所以用了写实这个话。另一方面这个写实是什么呢？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不仅仅要真实，而且要比对象更美、更高，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写实的含义。所以许多人认为写实的艺术是不高级的，只有写意的艺术是高级的。两者都可以高级，也都可以不高级，关键是怎么看。所以艺术与生活拉开距离是两方面拉开的，不是说拉得不如生活才是拉开距离，拉得高于生活同样也是拉开距离。我的看法就是艺术要高于生活，而并不是生活的复制。

《莲塘鹡鸰》这幅画精彩得不得了，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来的，这个鹡鸰鸟也写实的。要讲这一路画，当然张大干画得好，可谢老的宋画画得更好。以前有人问李白的诗好还是杜甫的诗好？有人说十首之内，太白为胜，百首以外，杜甫为胜。谢老和张大干比，也是如此，挑最好的十幅作品，谢稚柳超过张大千;如果挑一百幅作品，张大干要超过谢稚柳。说到工笔画，大家都说北于南陈，北方于非陶，南方陈之佛。于非闇写了《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大家都公认了这个是工笔画。认为崔白的《双喜图》也是工笔画，唐人莫高窟的壁画也是工笔画。我们去看崔白的《双喜图》，去看敦煌莫高窟，发现画得很随意。谢老这种画，张大干这种画，都画得很随意。于非闇不能同张大干比，更不能同谢老比。陈之佛、于非闇画得很工整，很拘谨，也很刻板。所以，能够得到唐宋绘画精髓的就是张大干和谢老。

理解传统很难的，大家都说我在学唐宋，我在学敦煌莫高窟壁画，但你学的不是这么回事，精神对不上。现在《双喜图》看得清楚了，徐熙的《雪竹图》看得清楚了，再看看谢老，看看张大干。你光看陈之佛、于非闇，工笔画就被引上歧路了。谢老晚年画的，虽然工整变成了大笔，但是精神、格调还在里面，雾气蒙蒙的这种感觉。

陈佩秋先生早年的画也是从宋人里面出来的，早年大家都认为她纯粹是花鸟画家，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她集中精力研究山水画，又达到一个高峰。她早年的花鸟，画得非常好，我们认为是工笔花鸟，但她同于非闇他们画的工笔花鸟不一样，于非闇他们画工笔花鸟画都是用双钩勾好，然后用绢或者宣纸蒙在上面拷贝下来再来画，陈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得很随意，一开始就是用淡淡的墨，用点虱，用写意的办法画出来，基本型定好了再来勾轮廓，勾得很淡的，这样画得就生动了。她的画里没有工笔、水墨之分，所以能画得这么精妙。大干先生也好，谢老也好，他们所谓的工笔画，脑子里没有工笔画的概念，所以画得高明。

陈佩秋的《天目山杜鹃》，在全国青年美展得奖，是从写生来的。学宋人一定要写生，就像学明清一定要练书法、作诗词，所以陈先生写生的稿子多得不得了，她用大量的时间写生。有些画家写生看到东西，三两笔勾好了，一个上午居然画了一百张，陈先生一张也没有完成，画得很仔细，所以很慢。我也跟学生说做事情你潦潦草草地做一百遍也没有用，认认真真做，做一遍就够了。她在上世纪70年代又研究八大山人、徐渭，这个石头、菊花就是从八大山人里面来的，但这个青蛙还是很写实的，这个青蛙是她到洞庭东山去写生，一个小青年给她抓了青蛙来写生。她把宋人的方法和八大山人的方法结合起来，有写意，有工细。兰花她是一绝，谢老本来也画兰花的，看到陈先生画的这样子，他就不画兰花了。陈先生荷花画得很少，她是看到谢老荷花画得那么好，自己也不画了。

3.中西融合派

林风眠是把中国画的方法同西方的马蒂斯他们融合起来，變成自己的。他的《鸬鹚》是最具创意的，线条也好，墨韵也好，在传统中从来没有见过，但全是传统的精神气韵。瓶花之美，在传统与西洋之间。不能绝对地说中国写意，西方写实，中国也有写实，西方也有写意。

刘海粟则是将徐渭、石涛的传统与西方的梵高相融合，尤其是泼墨泼彩，牡丹、荷花，石破天惊，有一种“海粟之狂”。

4其他画家

来楚生是用书法、篆刻的方法来画画的，画写意画一定要书法好，这几乎是绝对的。来楚生的癞蛤蟆画得很好。

钱瘦铁是山水画家，花鸟画得也很好。一盆洞庭枇杷、老鹰，用笔非常苍茫老辣。

贺天健是山水画家，他的玉兰花水墨逸笔，清隽而又高洁。

陆俨少山水之外兼写梅花，变陈老莲而成自己的面目。高野侯一辈子画梅花，结果远不如陆先生随便而且偶然画的几笔。

吴湖帆的竹子好，风娇雨秀，像在雨里面一样。他画荷花画得好，当时上海画坛画荷花画好的，有张大干、谢稚柳、唐云、刘海粟、程十鬟，一人一个面貌，风格都不一样，所以说海派无派！这么多画荷花的高手，风格面貌都不一样。吴湖帆画的荷花，花朵的色彩也好，荷叶的色彩也好，滋润得不得了。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格调的，很高雅。大家认为色彩是最俗的，但海派的色彩很高雅。

黄幻吾是岭南画派的风格。上海不少画家吸收了岭南派的部分风格，为我所用。他的画，光影的变化、背景的渲染，空间的景深，都是岭南派的特色，但用笔方面当然差一点。

程十鬟，又是一个天才，绝顶聪明。他是从任伯年、陈老莲一路中变出来的，画成这个样子，使人看不出陈老莲、任伯年，只看到程十髪，这证明了髪老的本领。什么地方用点虱的办法来表现，什么地方用双钩的办法来表现，什么地方上颜色，什么地方用水墨，随心所欲，随机生发，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而且多是好文章。这种处理方法，一般人达不到。画雪景，冰雪天气，梅花上面的雪，都让他表现出来了。

结语

上面所讲，是鸦片战争之后到2 1世纪之前的海派花鸟画，重点是20世纪，尤其是1927年到2000年。无论海派有派，还是海派无派，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一、寓意吉祥健康;二、构图丰富繁华;三、用色明丽鲜艳;四、画法快速奔放。这样的花鸟画，不仅仅雅俗共赏，作为中国画商品化的最佳形式，成为中国画由传统向近现代转轨的最佳契机，更是海派绘画、海派文化的形象代言和标志性符号。它既是古人“春江花月夜”“海上繁华梦”的预言成真，更有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的文献书证，而尤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唐云先生为代表的“新花鸟画”集中反映了它所表征的城市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