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现在全世界教育都面临转型，谁转得快，谁就能够引领下一个时代。”堪萨斯大学赵勇教授说，“谁能创造下一个时代的教育范式，谁就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赵勇出版过多本极富影响力的教育专著。2010年他获得美国教育领导学会颁发的“教育领导奖”，还多次被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者，在国际教育界深孚众望。

赵勇出生在四川农村，大学之前接受的是国内教育，在美国获得教育学硕士、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而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国际化、教育创新等研究，因此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赵勇指出，目前的教育模式适用于传统工业社会，全世界的教育都是为工业社会设计的，“但现在人类正在进入智能机器时代，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

赵勇倡导“三创人才”（创新、创造、创业）。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机器时代，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幸福生活，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赵勇对中国的教育现状给予中肯的批评。在他看来，教育体制改革很难，“真正的教育改革动力还是来自于少数家长和学生自己”。

“中国教育其实具备转型的条件，因为大家已经对教育弊端形成了共识，认识到创新的意义，但缺的是创新的勇气。”赵勇说，“世界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有识之士来推动变革。”

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

《财经》：现在国人对国内教育的总体评价似乎处于“撕裂”状态：一方认为国内教育质量很好，甚至说基础教育质量超过美国；另一方认为教育现状很糟糕，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从国际教育视角看，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赵勇：我参观许多国内学校，老师教得好，学生基本知识扎实，从教学角度看很成功。但是从另外角度看，为了贯彻统一内容、统一标准、统一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种教育是为了应对别人，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在创新意识方面有负面影响。

一个文化必须要靠多元的人才，创新国家尤其如此。最大的创新，不在于培养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而在于培养人才的多元化。不可能靠一种人才去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财经》：千军万马学相同的东西、干同样的事情，肯定会影响创新能力。

赵勇：国家创新必须依靠人才多样化，人才多样化必须课堂多样化，课程多样化要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因为个人天生是有差异的，在不同方面有强有弱，不是“头悬梁锥刺骨”就能解决问题。

东西方教育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在不断对学生灌输知识和技能。中国的学校只看重考试成绩好的、听话的，美国学校也是如此。美国创新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课堂。

《财经》：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教育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在尊重孩子天性方面有巨大反差。

赵勇：这是由于文化差异。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一定是某种文化的反映。

美国的文化不一样，对教育、对孩子的看法也很不同。考试成绩好不一定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各个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没有那么大，人们更看重个人的满足感。东方不太重视个人满足感，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他人的认可，是被别人所定义的。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筷子文化圈”，都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长久以来，这种文化里的教育就是为考试服务的，而且到现在还流行“学而优则仕”。

《财经》：文化和教育也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如果教育不调整，又会加强原有的文化。

赵勇：这是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多，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是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文化认为，社会是一个阶梯性的金字塔，有人在上，有人在下。这导致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与自我修养无关、与知识无关，教育就是要“出人头地”。孩子必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即使中国有两万所大学，竞争还是会同样激烈，因为人们心里也还是有排名。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不是通过高考，而是以身高作为进名牌大学的标准，相信中国一定会产生拔高身材的行業，而且一定红红火火。

《财经》：以“出人头地”为目的的东方教育理念是不尊重人性、没有公平意识的，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

赵勇：儒家学说是为政府服务的，学者也是为当权者出谋献策，不会从人性方面去探讨。其实，西方也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重视人的价值。

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进入工业革命，大清帝国为什么败给弹丸之地的英国？

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是因为科举导致人才的单一性。尤其是实行八股文以后，几乎没有读书人献身科学。像《天工开物》那样宣称“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也”的书，绝无仅有。中国历史上难道没有科学人才吗？不是没有，而是不看重，最终被埋没了。人才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土壤。

《财经》：“应试教育”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在扼杀其他人才，因为它认为成绩不好是因为不努力，只要有“头悬梁锥刺骨”的努力精神，所有人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赵勇：由于个体的差异和社会属性的差异，不应该都按照一个模式培养，一个模式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培养好。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课程、考试来解决如何选拔人。西方教育模式也是一样的。这种模式没有认识到，有些人在这些方面既没兴趣，也没天赋。

这种教育模式适用于传统工业社会，它可以把一个没有天赋的人培养成普通工人。目前全世界的教育都是为工业社会设计的，也是工业时代所驱动的。但现在人类正在进入智能机器时代，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

未来需要“三创人才”

《财经》：工业社会很多人做的都是重复性劳动，已经有预言，未来机械式劳动会被机器取代，某些脑力劳动、智力劳动也会被机器所取代。

赵勇：机智能机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在大部分家长，自己奋斗成为白领，还想把孩子往白领方面推，而且造成诸多焦虑和社会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社会根本不需要目前的白领了！

在智能机器时代，很多人会失去工作，人如何幸福生活？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包括如何能够为别人创造价值？这些都是教育要考虑的。

《财经》：以前，教育在这些方面做得太少。

赵勇：我现在倡导“三创人才”：创新、创造、创业。创新是在别人基础上改进，创造是无中生有的发明，创业是把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创造转化为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

从心理学来说，创造、创新、创业也是人类幸福感的真正来源。自我实现的前提是实现自己的天赋潜能，自我价值在别人身上体现才能获得幸福感。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

《财经》：您提出“三创人才”学说，就是为了应对智能机器时代吗？

赵勇：对。传统教育大部分时间做了无用功，做了很多对别人无意义的事。你看，老师和学生大部分时间没有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师生之间形成相互折磨的恶性循环。尽管孩子某方面有天赋，但是大人觉得这个天赋今后可能找不到工作。

其实放眼去看，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能力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人，根本不需要现在的所谓“工作”，他们是创造工作的人。现在人们不要总想着怎么就业，而要思考无业可就的时候怎么办。未来逼着人们创造工作。

《财经》：但是人们仍然为眼前焦虑，因为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他们看不见。前不久任正非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也不完全赞成衡水中学的方法，可是他又说，“他们改变不了教育制度，就要适应教育制度，否则孩子怎么进入名校呢？”他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家长。

赵勇：这是很普遍的，也很正常，家长只看到现在有哪一条路可以走，毕竟另外一种模式还没有形成。当你在一个系统里面，跳出去是很难的。当iPhone出现之前，大家认为音乐不出唱片不行。华为最大的危险不是手机做得好不好，而是如果十年大家都不再用手机了，怎么办？

《财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颠覆性破坏”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教育模式形成上百年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中国有上千年了，一旦颠覆怎么办？

赵勇：很少有人敢去颠覆性思考问题，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洞察真正的社会发展趋势。那么多帝国衰亡，那么多文化消亡，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敢去预测，不敢去创造。家长们不敢跳出现有的制度和体系，只有当新的体系彻底出现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

许多人羡慕乔布斯、比尔·盖茨，可是有几个家长敢说，“孩子，哈佛你就不读了，辍学吧。”政府鼓励“双创”（创新+创业），有几个大学生敢从北大辍学？

《财经》：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家长们不能跳出既有的观念框架，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从事教育的人和教育制度的制定者应该具有前瞻性，勇于改变教育体制。

赵勇：一个体制要改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利益纠缠。现有的老师、校长、课程，都是为现有体制服务的，教育学者也是为现有体制服务的，不大可能去想象长远未来。

任何变革都是少数人引领，真正的教育改革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于少数家长和学生自己。家长要适应时代发展，首先要改变“有用”“无用”的觀念。学校都喜欢培养“有用人才”，“有用”怎么定义呢？找到工作叫作“有用”，没找到工作就叫“没用”吗？假如将来没有工作可找呢？

《财经》：一百年前教育家杜威就说过，“如果我们还在用过去的方式教现在的孩子，就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经济学家钱颖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今天看来“无用”的，可能是未来真正需要的。

赵勇：现实社会里人们往往忽视一点：教给学生就业知识，就假定那个岗位会永远存在。其实不然。未来创业精神最重要。创业实际就是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为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就有价值。

一个国家的安康和一个社会的安宁，一定在于人们能够相互创造价值，而且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不是都想成为“人上人”，相互欺凌。

《财经》：在认识层面上，要认识到“无用”的价值，除此之外呢？

赵勇：还有教育公平的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教育公平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对人才差异的公平。如果只按一种标准来评判人才，不给其他人才提供发展机会，就是不公平。这就要改变教育功能，不能让教育加大社会阶层鸿沟。

另一方面，教育公平意味着要向底层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一个好的国家必须能够照顾底层，给他们更多机会。一个不知道照顾底层的国家，就是一个不义的国家。

《财经》：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时候，必须把公平作为最重要的尺度。可是，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比如，北大、清华明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偏偏政府还要给它们最多的钱。

赵勇：我们陷入了“马太效应”的怪圈，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作为政府，一定要倾斜到需要的地方，越穷的越要投，越差的越要投，而不是相反。

希望中国教育引领下一个时代

《财经》：从历史上看， “教育”这个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面向未来，您怎么定义教育，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赵勇：理想的教育，就是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潜力的教育。教育要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个性和潜能。智能机器时代人最大的本事是不变成机器，最大能力是继续成为人。

我希望由理想的教育达致理想的国家。孙中山说的“人尽其才”，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管什么样的人，社会都会为他提供很好的机会，实现他的价值。这时候的教育就是一个真正发挥个人潜力、个人兴趣的教育。

《财经》：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很难达到。

赵勇：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奋斗。一个国家要创新、要发展、要和谐，必须要有多元的人才，人才必须要有多条出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一个社会才能够和平相处。从现在开始，追求人的本质，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应该是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

《财经》：但是很多时候，教育的本质往往被人所忽略。现在流行的“人力资本论”，就是没把人当成人来看，人就是资本，人就是创造财富，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工具而已。

赵勇：这种工具论、实用论对一个经济体制、对家长都很有吸引力。其实教育是培养世界下一代的事业。我从来不认为，教育是帮助孩子进入一个预定的一成不变的未来世界做准备，因为未来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决定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具备创造一个最好的未来的能力和素养。

《财经》：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孩子不是我们的“接班人”，他们是未来的“创造者”。

赵勇：他们是我们能够和平安详退休的一个保障。我们创造了现在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是他们在创造。就像林肯所说，一代人的課堂哲学就是下一代人的政府的哲学。

《财经》：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对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就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对人类意味着灾难性的结局。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面对科技发展，教育应该做什么？

赵勇：我不完全同意霍金的论断，因为有教育在。有了核武器之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很后悔，可是为什么人类没有灭亡，而是安详地度过了七十多年？教育是有功劳的。

人工智能也应如此。如果我们把人教育好，懂得如何管理、控制、引导人工智能，人类就不会走向毁灭。如果教育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培养的人不能适应、不能掌管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毁灭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理由悲观。

《财经》：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您提出的“三创”人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赵勇：对，人要对自己负责，即能够满足自己，通过创造价值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现在全世界教育都面临转型，谁转得快，谁就能够引领下一个时代。谁能创造下一个时代的教育范式，谁就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财经》：中国人口这么多，应该对人类做出和人口相匹配的贡献。

赵勇：这就要靠教育，我希望中国创造出自己的教育范式，能够融合过去和现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经验创造出新时代的教育范式。

中国教育其实具备转型的条件，因为大家已经对教育弊端形成了共识，认识到创新的意义，但缺乏的是创新的勇气。

现在脑科学、心理学、科技如此发达，我们能不能考虑，假定现在的教育体系不存在，重新设计一个教育体系如何？我们在考虑教育的时候，可否不被现在的体系约束，比如是否可以没有学校、没有考试、没有教室？

《财经》：展望前景，很难像您这么乐观。教育内嵌在体制里，不可能独立成长，因此教育变革非常之难。

赵勇：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这就看我们的努力了。目前的教育是不会自动变化的，一个体系要变化是很难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有识之士来推动变革。

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一个体制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有些国家为什么异军突起？有些国家衰落下去？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在里面。

《财经》：在这个意义上，先觉的有识之士越多，努力越多，越有可能让社会向着人们所期望的、符合人性的方向转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滑向相反的方向。

赵勇：很多事情是一念之差，看人们怎么考虑问题。人的一生很短暂，要看历史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总体还是向前发展的，教育也是如此，越来越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