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姝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宫廷史，宫廷原状陈列与研究，曾主持寿康宫原状陈列与专题展览等工作，发表《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皇极殿考略》等文章二十余篇

（接二〇一九年第三期）

抱厦与东庑殿的格局

抱厦

抱厦是联通继德堂与东庑殿的通道，因悬挂「味馀书室」匾额，又称味馀书室，以栏杆式落地罩将室内分隔成南北两个空间。味馀书室是嘉庆皇帝师傅朱珪（字石君）为皇十五子永琰所定的书斋名，「味馀书室之额，盖昔年书房读书，取勤学三馀之义，故太傅朱石君所题」（《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八，页一），《味馀书室全集定本》中乾隆四十八年冬始出现以味馀书室命名的诗作（乾隆四十八年《初冬味馀书室》，《味馀书室全集定本》卷十六，页三九），故推测书室定名当在此时。从继德堂东二间东夹道南室的东墙门进入味馀书室的南部，称为南夹道，约占抱厦面积的四分之一。南面是抱厦的南窗，北面是栏杆式落地罩，东面在栏杆罩与南窗之间有个坐东朝西的小坐榻，坐榻罩内的东墙上开有方窗，方窗上方遗存款署「自箴一首，丙辰九秋月下浣御笔」（丙辰为嘉庆元年）的贴落一张。

步入栏杆罩为抱厦北间，约占抱厦的四分之三。西面为板墙，北面设炕床，炕床罩内东墙开方窗，抱厦东墙正中设月亮门通往东庑殿。炕罩内的西墙上遗存嘉庆御笔「六时空五蕴，一月喻三身」对联，在《国朝宫史续编》中有明确记载（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六十，下册，页五〇五），对联中间原挂成亲王永瑆书《无量寿佛经塔》轴（清宫陈设档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均有记载），是为一堂。炕床北墙上遗存款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臣吴省兰敬书」贴落一张。炕罩内东墙方窗上遗存款署「习静一首，庚申仲春上浣御笔」的贴落，庚申仲春上浣即嘉庆五年二月上旬。根据档册记载，嘉庆「五年二月初十日继德堂殿内味馀书室北罩内东墙方窗上换下赵秉冲字斗一张」{《御笔并臣工字画》（嘉庆五年等处贴用换下），页七}，同一位置，换下与贴上的时间如此吻合，成为历史档册与现状相符的第十一例。抱厦东面的月亮门两侧，遗存「重熙累洽恩膏渥，葄史枕经情性陶」挂对，门上方遗存黑地金漆由成亲王代书的「味馀书室」匾额。（东二间遗存「书室有感，丁卯季春御笔」贴落，首句为「石君题额昔年居，毓庆新迁兄代书」，在收入御制诗集时又加注：「味馀书室之额，盖昔年书房读书，取勤学三馀之义，故太傅朱石君所题，所以予潜邸诗文以之标目，曾详此意于原序篇中。至乙卯九月，蒙恩立为皇太子，迁居毓庆宫，亦移此四字署之，因成亲王素工书法，命代书之，今犹揭诸楣间者也。」）抱厦遗存嘉庆年间作品六件，其中御笔诗二件、对联一副，臣工匾一件、对联一副。

东庑殿

跨入月亮门即进入东庑殿，分为明间、北间与南间。明间东墙遗存三个通体大书格。南墙正中开方窗，西侧设墙门，东侧为假门。（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图中标明真假门均为瓶式门）北面类似落地板墙，上半截板墙连接东西两侧约一尺宽的板墙，与明间贯通。在样式雷图档中此处原为八扇槅扇，嘉庆亲政后的布局或许维持原样，或与南墙布局相似，因为板墙上部尺寸与南墙门窗上方尺寸相近。或居中开门，因为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以《味馀书室》贴落从「知不足斋殿内明间北墙门上换胡高望字横披一张，净高二尺二寸，宽七尺八寸」{《御笔贴落》（癸酉浮记），页九四}，如将现状称之为北墙门，感觉过宽，难以称门。北墙楣上现遗存光绪御笔「义路礼门」匾额一块，东西的窄板墙上遗存光绪御笔「静观皆自得，率履永无愆」对联。造成现状的原由，应与东墙的三个大书格有关。极有可能在晚清时期为放入书格，摆放《古今图书集成》，才将 扇或门窗拆除。致使光绪对联的上联被书格遮挡。西面正中为月亮门，两侧开方窗。西墙月亮门上额遗存款署「感述一首，己巳孟冬月御笔」的贴落，作于嘉庆十四年，此诗在御制诗中定名《继德堂感述》。（《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页十一）此贴落上方，遗存挂匾形式的御笔横披一张，款署「己卯仲冬朔日之作，御笔」，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在同年的档册中记载「仲冬朔日作，写刻，养性斋楼上明间北落地罩上向南，用粉油板蓝字扁式字横披一张，高一尺七寸，宽三尺三寸」。{《己卯浮记》（嘉庆二十四年），页七六}这是毓庆宫遗存嘉庆御笔诗中唯一写刻的匾式作品，其余都是贴落，但不知何时从御花园内的养性斋移至此处。此诗在御制诗中定名《仲冬朔日作》。（《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六十四，页二十）南窗上额遗存款署「乙亥仲冬月中浣御题」的贴落，北窗上额遗存款署「乙亥新正上浣御题」的贴落，均作于嘉庆二十年。前者在御制诗中命名《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三十四，页九～十），后者为《新春毓庆宫》。（《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二十五，页五六）明间遗存御笔诗四件。

东庑殿北间又称知不足斋。北墙下设炕床，床罩楣上遗存嘉庆御笔「知不足斋」匾额，斋额沿用杭城鲍氏藏书室名，但取义不同，因为帝王之学与儒生迥异。「鲍氏额斋名，藏书万卷置。沿旧题芸楣，予别有取意。德薄化俗难，未可言平治。官僚半因循，虚浮鲜实事。不足念在兹，知愆衷自志。」（《知不足斋》，《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三，页二七）有关知不足斋的御制诗始见于嘉庆三年，故推测在此时命名。东面为东庑殿后墙。西面为东庑殿前檐，炕罩外为槛窗。南面的墙楣上遗存光绪御笔「味道」匾额，与「义路礼门」匾额背靠背。根据档册记载，曾换下「知不足斋殿内董诰画斗一张，净高六尺五寸，宽八尺八寸」。（《五年至十五年换下臣工字画》，页四七）

东庑殿南间从明间南墙门进入，南面设南炕床，东面是东庑殿后墙，西面是东庑殿前窗。北墙正中开方窗，方窗西侧为真门，东侧应为假门。北墙上额遗存款署「丙辰新正月下浣御笔」的横披贴落，将《商喜福禄寿》、《赵孟坚水仙》（《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一，页九）、《张宏秋山红树》、《赵大亨蓬莱仙会》（《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一，页十七）合书一张。丙辰即嘉庆元年，又是正月所作，此横披贴落是毓庆宫所有遗存贴落中年月最早的一张。表明北墙在嘉庆元年即已存在。而嘉庆朝档册记载，嘉庆五年「二月初五日继德堂殿内东南间南墙换下汪承霈画斗一张」。{《御笔并臣工字画》（嘉庆五年等处贴用换下），页十）}

抱厦与东庑殿遗存嘉庆年间作品十二件，其中御笔贴落七张、对联一副、匾额一块，臣工匾、对联、字各一件（套）。另外，在档册中还有几条未表明具体方位的贴落，不再一一例举。

从穿堂到东庑殿遗存嘉庆年间贴落、匾对六十一件（套），其中嘉庆元年至二十四年的御笔诗贴落四十九张、御笔对联三副，御笔匾额三块，共五十五件（套）。其中，与新发现嘉庆朝历史档案相吻合的御制诗有十一张，而穿堂正门的《毓庆宫述事诗》、御笔对联三副与「知不足斋」匾（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六十，下册，页五一〇），在嘉庆十一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中均有记载，标出的方位亦与现状相符，「宛委别藏」则记录在嘉庆十三年正月举办的《国朝宫史续编联句》中。（《国朝宫史续编联句》，《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三十三，页三～页五五）如此，殿内遗存与史料相合的御笔共十七件（套），超过了嘉庆年间遗存总数的四分之一，占御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嘉庆朝字画清册中所记载换下臣工字画，贴上御笔诗贴落的位置，细致到继德堂「明西间西床罩内西墙坎窗上」、「继德堂殿内明西间北夹道北墙门上」、「继德堂殿内东间中间西床罩内北墙方窗上」、「继德堂殿内东里间东夹道北床罩上向南」，定位精准。虽然有些贴落没有留下，但文字记述与殿内如今的布局分割完全吻合，是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在继德堂殿内东里间东夹道北床罩内东墙上遗存的嘉庆四年七月初八日的「雨一律」，以实物证明室内的格局已然改变，东二间与抱厦之间已由栏杆罩变成板墙。档册记载穿堂在五年二月已从东墙门上换下字画，以史料说明穿堂建成的时间下限。而在嘉庆九年的《毓庆宫联句》中注明，「于嘉庆四年后略辑（葺）此宫为几暇临幸之所，不复令皇子辈居住」（嘉庆九年《毓庆宫联句》诗注，《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一，页七～页二三），正与遗存、档册互为印证。

确立毓庆宫的新规制

嘉庆皇帝亲政后，对如何处置「潜邸」毓庆宫有深思熟虑的思考，并确立了毓庆宫的新规制，不再令皇子们居住。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太上皇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搬离毓庆宫。不久，即将毓庆宫改为书房，参照养心殿添建穿堂，成为工字殿，并将继德堂殿内分割为若干小空间，形成迷宫格局。不仅风雨无虞，而且大大提高了宫殿的品味与内涵，体现出嘉庆皇帝的审美趋向。嘉庆六年正月，嘉庆皇帝首次提出：「今虽居养心殿，若仍令皇子居毓庆宫，致启中外揣摩迎合之渐，大非皇子之福。敬遵我皇考历年所降之旨，于建储一事，万分慎重，永守勿替。此予留置毓庆宫为几暇临幸之处，意在杜邪心，息诐说，非为游览消遣也。」（《毓庆宫述事》诗注，详见《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二十九，页四～页六）嘉庆九年再次强调：「此宫为几暇临幸之所，不复令皇子辈居住，所以杜绝揣摩，维持久远。」（嘉庆九年《毓庆宫联句》诗注，详见《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一，页七～页二三）嘉庆十年曰：「予之不令诸皇子居此宫者，亦敬法皇考慎简元良，维持久远，非敢别有创造为几暇游观之地。敬申此义，书于宫庭。观斯记者亦可知予承先垂后之深意矣。」（嘉庆十年《毓庆宫记》，详见《清仁宗御制文初集》卷四，页十四～页十七，在毓庆宫旧藏的《毓庆宫记》玉册中，署「嘉庆十年岁次乙丑仲冬月之中浣御笔」）嘉庆十一年《书福联句》中，又进一步阐发：「惟思此宫既为予御极后寝兴之地，自不应复令诸皇子居之。」（嘉庆十一年《书福联句》诗注，《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十七，页二～页三八）至此，终于明确宣告了毓庆宫的特殊之处，嘉庆元年伊始，已由过往的太子宫、皇子居所、复至太子宫，升格为皇帝居所。如果从皇帝居所这一点来考量毓庆宫，的确比重华宫更重要，规格更高。从而，确立起毓庆宫的新规制，自此与皇子居所无缘；出入毓庆宫，能在殿内留下痕迹的都是帝王，如有咸丰皇帝的匾额，光绪皇帝、逊帝宣统的课书殿堂。

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后略辑（葺）此宫为几暇临幸之所」，不仅作为游览、消遣之处，更多是用于修行，自省，以达到心灵的洗涤。「毓庆宫」、「继德堂」、「味馀书室」、「知不足斋」，四块匾额的涵义一块比一块重，父皇的重托、帝王的职责、师傅的厚望，都需要担当。而将继德堂分割为若干小空间的装修设计理念，应是得到嘉庆皇帝认同的，或许正合其意。继德堂迷宫的装修设计，符合践行圣人洗心、退藏于密的儒家内省的形式需要。

嘉庆皇帝自皇子时期即非常注重个人品德修养，早在乾隆五十年冬天，作为皇十五子的他即有「慎独须藏密，涵真务去私」（《复以自知》，《味馀书室全集定本》卷二十，页三八）的诗句。太上皇训政时期，又有「书室宜静憩，澄观涤心源」（《味馀书室斋宿》，《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一，页十六～页十七）；「安安息万缘，至静通幽隐。返照透虚灵，外诱慎牵引」（《继德堂有会》，《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十，页十七～十八）的诗作。亲政后，嘉庆四年仲冬上浣在养心殿三希堂御书泰否二卦；仲冬望日御笔楷书《无逸篇》；大雪之际，又御书损益二卦。（《石渠宝笈三编》第五函第一册）《周易》曰：「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周易·系辞》）继德堂不是处理政务之地，而是政务之余的修身之处。「圣人观于《易》而知人身之枢纽在心，心之虚明在洗，洗之功在退藏于密焉」，「何以云洗，洗也者涤除其污染之」，「洗心退藏所以为学《易》之宗要而尽性至命之全功也」。（蒋溥编《御览经史讲义》卷八）继德堂中收藏有嘉庆五年正月御笔楷书谦豫二卦（《石渠宝笈三编》第十八函第二册），又有「朱圭书泰卦手卷一卷，彭元瑞书同人卦手卷一卷，周兴岱书谦卦手卷一卷，戴衢亨书大有卦手卷一卷，黄钺书晋卦手卷一卷，赵秉冲书贲卦手卷一卷」。（光绪二年立《继德堂陈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嘉庆皇帝于毓庆宫、继德堂洗心修身，抒发情怀，有一百五十余首诗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以毓庆宫为题的诗作，强调遵家法，慎建储，「不复令皇子辈居住，以杜嫌疑、窥测之萌」（《毓庆宫述志》，《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十八，页十～十一）的重要，以及抒发「力行身体作君难」（《毓庆宫叠戊午旧作韵》，《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页一）之慨。二是以继德堂为题的诗作，在感恩皇考「人生际遇溯洪源，身沐古今未有恩」（《继德堂有感》，《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三十二，页十七）的同时，深刻体会到继德、守成的不易，唯有敬勤、修己以安民，「洗心藏密虔致斋」（《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六，页十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惟于宥密之际克亹敬勤之念。所谓德惟一，动罔不吉也。予小子钦承大宝，勉继前徽，敦俗化民，无时敢懈，偶莅斯堂，敬瞻檐额，盖不禁念兹在兹，而歌以言志耳」。（《继德堂述志》诗注，《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十二，页二十～页二十一）「内省多愆尤，惕若勉培植」。（《继德堂感述》，《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十八，页十一）「我皇考圣德覃敷，化成久道，当年以继德命斯堂，所以牖启予小子以迪德也。乃自临御以来，予则时时刻励，事事敬勤，勉副考慈付托。而风会所趋，吏治尚多疲懈，奚可不加以整饬，儆以法程，庶期转移弊俗，治效明良。然予惟自省愆尤，责人以恕，尔诸臣何以未亮予心而忍不共相砥砺耶」。（《继德堂》诗注，《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八，页十五～十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感到「瞻额惭难继，临轩久益知」（《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三十四，页九～十）；「竭力难酬授宝恩」（《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六，页二三）；「治功终不逮，德业继诚难」。（《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五十，页四）三是以味馀书室为题的诗作，则更多地显示出「昔年味三馀，观书验理性。今则未几余，养心治庶姓。内省无垢尘，明镜光远映」（《味馀书室》，《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八，页二一），「责己胜责人，返求日三省」（《味馀书室静坐观书有会》，《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五，页十二），「日加三省内修益，时束寸心外诱除」（《味馀书室述志》，《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九，页十二），「屏除杂念守成宪，修己诚求安万民」（《味馀书室》，《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五十九，页二）的思想理念。与此同时，又流露出对恩师朱珪的感恩之情。四是以知不足斋为题的诗作，感慨「官玩民顽半疲怠」（《知不足斋》，《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四十，页十一），「承平百年久，世俗习染深。官常诚实鲜，遇事每浮沉」（《知不足斋》，《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十，页六），自省「予之不足心自知，才德未能合措施。用人失当屡更易，日期振作事愈迟」（《知不足斋》，《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五，页四〇）；「予之不足心自知，贤才难得艰措施」。（《知不足斋自述》，《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页十二）五是表达与民同患的仁德意识，在河南衡家楼大河泛滥之时，怜悯灾民「引渠疏浚功不易，胼手胝足怜灾氓。以工代赈聊救急，田庐产业皆荡倾」。（《忧闷》，《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八，页十三～十四）冬日，身坐温室时，「予身虽饱暖，天下多饥寒。君民原一体，民苦君不安。譬如舟托水，水涸舟行难」。（《温室》，《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三十九，页十九）

嘉庆皇帝不仅秉承了祖、父的治国理念，其思想修养也深受师傅朱珪的影响。乾隆四十一年，朱珪成为皇十五子永琰的师傅，乾隆四十五年朱珪出任闽中学使前，以「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五箴赠言永琰。颙琰称帝后，仍以为五箴「词古理深，洵堪置之座右，每于几暇展观，不啻在书帷中时相探讨也」。（《题石君大学士知足斋诗集，用集中嘉庆元年七月旬日内连奉廷寄恩旨命珪来京，将授为大学士恭纪四首诗韵》，《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十，页八～十）认为「在当时专论为学之功，今则推广为政之道」。（《五箴有序》，《御制文余集》卷下，页三八）在此深情怀念恩师，「时读五箴首敬勤」（《味馀书室忆旧作》，《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三十四，页十），「半生得力在三馀」（《味馀书室有感》，《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八，页一），亦感叹恩师驾鹤西去后「哲士难再逢」。（《味馀书室怀旧》，《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十，页六）

嘉庆皇帝几暇之余常常临幸毓庆宫、继德堂，这里的一切既亲切又安谧，让其从繁杂的政务中得以放松，是其理想的洗心之地。御制诗贴落遗存从穿堂至东庑殿有四十九张，对联三副，匾额三块，数目庞大，另外还有一张遗存在毓庆宫明间（贴落在明间西墙门上，款署「壬戌四月二十三日，御殿传胪作，御笔」，作于嘉庆七年，《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三十五，页十），是目前故宫各个殿座中遗存帝王贴落最多的宫殿。相对而言，御制诗贴落又集中在继德堂的东一间、东二间的小迷宫之中，多达四十一张，几乎贴满了各个墙面，空隙很少，表明嘉庆皇帝对此处的青睐，几暇之余临幸毓庆宫时多在此地逗留。也从另一层面证明，这里是嘉庆皇帝的私人空间，后世的几位帝王尊祖敬祖，不敢轻易改弦更张，从而使继德堂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同时，殿内遗存的御笔贴落所独具的一种现象，还昭示了其特殊的原始性，可还原御制诗的准确年代。在将贴落与御制诗集核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四十九张贴落中，有九张与御制诗有出入，其中八张贴落所书九首诗与御制诗集中所排年代不符，另外一首，在诗集中无载。在东一间西夹道南墙门上的《知不足斋》（《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二，页十二），南夹道北墙东门上的《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五，页三九）、西门上的《味馀书室》（《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二），东二间东夹道北墙上的《知不足斋》（《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四十五，页四〇），均署戊辰年款，即嘉庆十三年，而在诗集中都排在嘉庆十四年。东庑殿明间西墙月亮门上额遗存的《继德堂感述》（《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页十一），署己巳年款，为嘉庆十四年，在御制诗中却排在嘉庆十五年。东二室西夹道西墙上的《味馀书室述志》（《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九，页十二，）署庚午年款，应为嘉庆十五年，在诗集中排在嘉庆十六年。东一间北夹道南墙上的横披大贴落，将《味馀书室怀旧》、《知不足斋》二诗合写一张，署壬申年款，为嘉庆十七年所作，但诗集都列入嘉庆十八年。（《味馀书室怀旧》、《知不足斋》，均见《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十，页六）东庑殿明间南窗上的《继德堂》（《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三十四，页九～十）贴落，署乙亥年款，即嘉庆二十年，但在诗集中却排在了嘉庆二十一年。而抱厦南间东墙方窗上的「自箴一首」，署丙辰年款，即嘉庆元年所作，在御制诗集中却寻查无果。饶有意思的是，将诗集中嘉庆元年所作《颐和书室自箴》（《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七，页二）与贴落对照，发现只首句前两字不同，一个是「味馀得真趣」，另一个是「颐和得真趣」。这种御笔贴落署款与诗集排序不符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究其原因，应当是御笔贴落属即时作品，即时所书，年代自然不会出错，诗集是每八年编纂一集（参见《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前庆桂等奏），编排过程中难免出错，但未料到概率如此之高。前述梳理出的嘉庆档册与遗存贴落完全相符的十一张实例从正面论证了迷宫的原始性与真实性，这九张与御制诗年款不符的贴落恰好从反面证实继德堂迷宫的原始性与真实性，一正一反，更加明确地验证了迷宫的建造时间为嘉庆年间，这是毫无疑问的。

结语

继德堂迷宫建造时间的上限为嘉庆四年七月，下限为嘉庆五年二月。「迷宫」是嘉庆皇帝在守制期间完成的杰作，如今殿内格局除东庑殿明间北墙外，与历史档案完全对应，绝非偶然巧合。嘉庆六年正月在《毓庆宫述事》诗中首次提出将此地作为「几暇临幸之处，意在杜邪心，息诐说，非为游览消遣也」，这是嘉庆帝对毓庆宫新立规制的正式宣言，诗后的识语在御制诗（《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二十九，页四～六）与御制文（清仁宗御制文初集》卷十，页十九～二〇）中俱载，同时嘉庆皇帝将御笔书法贴落在毓庆宫最醒目之处，又御书手卷一卷{此卷即故宫博物院藏品编号为故252873的顒琰楷书「毓庆宫述事七律」卷。在《毓庆宫陈设》（光绪二年立）中明确记载毓庆宫东二间北床上有「御笔毓庆宫述事手卷一卷」}，可见其何等重视；而嘉庆十一年他更是明确提出「惟思此宫既为予御极后寝兴之地，自不应复令诸皇子居之」（嘉庆十一年《书福联句》诗注，《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十七，页二～三八），进一步阐发了毓庆宫的规制。

继德堂殿内隔断多以板墙或箅子墙建构，仅裱糊白纸，朴素无华，既与处于守制期间有关，也是其自诩「崇俭黜奢」（嘉庆五年二月十五日谕，「朕惟崇俭黜奢，治道所尚。朕素喜俭朴，乃出于天性，一切起居服御，从不肯稍事纷靡，仪亲王永璇等素所深知」。详见《嘉庆朝上谕档》嘉庆五年二月十五日；又《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九，嘉庆五年二月戊戌）的最佳体现。嘉庆皇帝虽然明确提出「今之毓庆即昔之重华宫」（嘉庆九年《毓庆宫联句》诗注，《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一，页七～二三），但毓庆宫毕竟与重华宫不同，既不腊月书福，又不举行联句，纯属嘉庆皇帝私人空间。迷宫不仅仅是几暇娱乐之地，更是自省洗心的修行空间，从贴落的诗文内容中即可窥见一斑。

通过梳理历史档册，发现殿内贴落的变化趋势，从御笔臣工并重，到随着嘉庆皇帝几余感慨的日积月累，御笔逐渐增多，臣工贴落被逐一换下。而御笔贴落的原始性尤其珍贵，不仅是单纯的皇帝书法作品，其书写的年款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嘉庆皇帝来说，诗以言志；对于后人来说，诗以证史，甚至可以厘定御制诗的舛误。

清宫遗存的陈设档与各种清册、杂档，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价值远远不止于恢复原状陈设，而具有多重价值，甚至可以作为断定内檐装修年代的重要依据。（全文完）

附记：

特别鸣谢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陆成兰女士与许哲先生，于一九九八年间对毓庆宫字画贴落进行了整理、拍照，使遗存贴落资料完整保留下来。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由宫廷部原状陈列组同仁赵彦楠搜集，在此一并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