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北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和中国古代服饰，「有界之外—卡地亚与故宫博物院特展」「灵感中国」单元策展人之一

二十世纪最初四十年间，西方世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而此间也正是东西方女性从紧张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探求新的身份，并努力扩大自身合法活动范围的重要时期。

与此同时，翡翠饰品不约而同地得到诸多风云女性的倾慕垂爱；这些精美的翡翠饰品因承载了她们各自对生活的态度、对未来的期许以及身后的种种落寞，而被赋予了形式与材料之外更多的文化意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翡翠从一众珠宝中异军突起，被东西方名流淑女所追捧并跻身于顶级珠宝行列，因其货源及流通、制作技术皆被中国销售商牢牢掌握，翡翠最终成为由中国珠宝商人确立其审美品鉴标准、由中国传统知识精英不断为其背书的重要珠宝品类。

翡翠曾于当时备受瞩目，首先是因为经打磨抛光的优质翡翠最终呈现出光滑圆融的质感和鲜明润泽的色彩，而这恰好符合正当其时的装饰艺术那种明快浓烈、奢华性感的审美追求。其次，翡翠自清中期以后经历了使用功能和品鉴标准的巨大转变，新标准下的高品质、玻璃种翡翠（像玻璃一样通透，品质非常细，结晶颗粒致密的一种翡翠）极其稀少罕见，这使优质翡翠逐渐超越其他宝石（包括玉石），成为最为昂贵的佩饰材料，不仅如此，翡翠亦被赋予专治皇权的象征意义，致使对翡翠的鉴赏与收藏也别具沾润皇权的要义。

翡翠饰品承载了传奇女性的生活态度、未来期许以及身后落寞，并且被赋予了形式与材料以外的诸多文化意涵。而这些引领时尚潮流的传奇女性，又藉由翡翠饰品，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示着自己个性化的审美主张。

奢华的源头：对翡翠情有独钟的慈禧太后

同光两朝，国家政治几乎全为慈禧太后一手把持，她自认于国家社稷之功堪比清高宗，无视国运衰微，在起居饮馔方面一味铺张豪奢，服饰妆容尤喜踵事增华。因她对翡翠珠宝情有独钟，常年向织造、盐政、粤海关、淮关等衙门需索，致使极品高翠几乎成为内府禁脔，翡翠市值亦随之飙升。清朝末年，翡翠居然超越和阗羊脂玉，成为价值最昂贵的玉石品种。

孝钦显皇后（即慈禧太后）去世后，坊间流传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口述记录《爱月轩笔记》存世。据传李莲英在书中曾一一历数孝钦定陵随棺入葬珍宝，其中尤以翡翠西瓜、翡翠白菜以及翡翠荷叶等俏色翠雕为稀世奇珍。对《爱月轩笔记》成书经过到内容真伪的评判，至今仍属悬案，但从现存的清代内务府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至宣统元年八月《孝钦显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山陵供奉衣服等账》来看，孝钦显皇后装殓入葬场面之宏大，殉葬珍宝品质、数量之奢华应确凿无疑。

从清末至民初，翡翠在中国市场一直炙手可热。但促成清宫翡翠高调进入西方珠宝商和豪门名流视野的，是发生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间的一系列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事件。

一九二四年，前清皇室内务府因无法偿还筹办溥仪大婚时所欠款项，将大量清宫金器、陶瓷及玉器抵押给大陆银行贷款。是年五月二日，北京《晨报》以《清室又可拍卖古物》为标题进行揭发，引发舆论哗然。这次抵押风波，成为鹿钟麟「逼宫」、溥仪被迫出走、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直接导火索。逊帝溥仪后流亡天津，同时将为数众多的清宫珍藏书画和珠宝玉器带出紫禁城。至一九三一年间，在京津古董珠宝界，不时出现前清皇帝变卖孝钦太后生前珍宝，特别是其珍爱翡翠的流言。这些流言触发了古董、珠宝商和掮客的商业直觉。

一九二四年，内务府迫于情势和舆论压力，仅于一月后即向大陆银行赎回了抵押物，但旋即又将这批珍宝秘密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获得贷款八十万元。一九二七年，由于未被赎回，盐业银行计划将其中部分陶瓷、玉器变卖出售，使得一批来源可靠的清宫旧藏珍宝待价而沽。旧金山古董商安倍·甘普（Abe Gump）在华代理人埃德·纽厄尔（Ed Newell）成为极少数参与了这次交易的外国珠宝商之一。安倍·甘普在搜求清宫玉器的过程中，自中国古董、珠宝商人处获知大量有关中国古代玉器分类品鉴以及象征意义的知识。这些知识，对后来西方藏家的收藏品位造成极大影响。

随后不久的一九二八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盗掘河北省遵化市普陀峪清定东陵，所获甚巨。为掩盖行迹邀北平古董商人黄百川帮助销赃。定东陵的盗掘，致使陪伴慈禧入葬的金玉珍玩，包括为数众多的翡翠珍宝重现世间。最终，裹挟着底层民众经年累月对清朝权贵、北洋军阀以及国民政府官僚集团奢靡贪腐的怨怼不满，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阴霾的不断逼近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逐步上升，慈禧皇太后的翡翠收藏被顺理成章地演义成近代首屈一指的珠宝传奇，成为全球珠宝藏家渴慕的对象。

奢华的追逐：黄蕙兰的翡翠情缘

黄蕙兰女士（一八九九年～一九九二年），为「爪哇糖王」印尼华侨首富黄氏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黄仲涵与原配所生第二女。她在爪哇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后于少女时代随母亲旅居欧洲。甫一成年，她便步入伦敦社交界，与名媛绅士相交往还。她姿容妍丽，体态窈窕，深谙欧洲社交礼节，熟练掌握英、法、汉语及爪哇语，对欧洲时尚品牌如数家珍。她拥有同时代女性难以企及的财富与行动自由，充分享受到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进步观念带给女性的自由与舒适。

一九一八年，顾维钧随中国外交团赴巴黎参加和会，商讨一战参战国战后事宜。黄蕙兰姐姐黄琮兰其时居于巴黎，在寓所招待代表团成员，借机撮合二人相识。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黄蕙兰于布鲁塞尔与顾维钧结为伉俪，成为其第三任妻子。一九二三年，顾维钧与黄蕙兰定居北京，寓所位于铁狮子胡同五号（即现在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二十三号）。黄蕙兰曾亲手置办顾氏公馆一应陈设，并于平生首次体验到地道纯粹的中国文化。她为北京的城市格局、传统建筑、硬木家具、装饰繁缛的中式服装甚至是憨态可掬的京巴犬而着迷，尤其耽溺于古玩瓷器以及翡翠收藏。京巴犬与莹润质美的老坑翡翠，多藏于没落清朝贵族的大宅门内。而即便这些贵族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也绝不公然兜售所藏— 交易一概采取中间人上门接洽斡旋的方式，若无人引介，纵使你不吝金钱亦难有所获。黄蕙兰则获益于前清驻法公使裕庚第三女裕德龄（一八八五年～一九四四年）的帮助。在裕德龄引介下，黄蕙兰成为北京前门外廊房二条德源兴珠宝店的忠实客户。德源兴的掌柜是被同业推举为北京市珠宝业同业公会会长，号称「翡翠大王铁百万」的回族珠宝商铁宝亭，近代重要翡翠作品的流转，绝大多数都与铁宝亭有关。（一九一三年，铁宝亭曾经接受山中商社委托，为其鉴定并购买恭亲王府出售的珠宝玉器，这次交易受到西方古董市场的极大关注，铁宝亭很可能自此获得了国际声誉。后来，铁宝亭甚至还向欧洲珠宝品牌提供翡翠原料）由于货源稀少，优质翡翠的市场长期处于供需高度不平衡状态，造成销售垄断和一家独大的局面。铁宝亭一方面掌握着从缅甸克钦山区流出的高品质翡翠的优先选货权；另一方面，他拥有大量包括杜月笙、孔祥熙在内的财势傲人、身份显赫的客户，亦曾经手从前清皇室、孙殿英等处秘密流出的慈禧太后翡翠珍宝。

黄蕙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斗石经历，实际上是一个转换了叙事立场的铁宝亭轶事。根据黄蕙兰自传，以及帕特里克·法兰克（Patrick Franch）在《自由与毁灭》（Liberty or Death）一书中的记载，第一代威灵敦伯爵弗里曼·弗里曼- 托马斯（Freeman Freeman-Thomas）在一九三一年出任英国驻印度总督后，曾应邀出席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欢迎酒会。席间，黄蕙兰主动向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提出赌额为一千美金的斗石赌局，威灵敦伯爵欣然成为见证人。二人当时皆藏有出自清宫的翡翠珍品，遂约定择期一较高下。后来，为黄蕙兰赢得这场赌局的是一枚核桃大小、纯净无瑕的翡翠青椒。黄蕙兰获得翡翠青椒的经过，仅见于自述：铁宝亭曾因受到同行恶意攻讦，被北平市长下令拆除加高后的店铺。他上告无门，走投无路之时，幸得黄蕙兰襄助，拆屋风波得以平息。出于感激，铁宝亭向黄蕙兰出示了这颗纯净无瑕、色艳欲滴、举世无双的翡翠青椒，并告知这件珍宝为溥仪出宫所携之物，是一百余年前清高宗乾隆皇帝为抚慰香妃思乡情切降旨雕制的。逊帝筹款心切，出价一百万元，倘若交易不成，需将宝物送回天津。（在黄蕙兰自传中文版中，此处将铁宝亭译为「老德」，应为「德源兴」之误。有关斗石经过，参见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六二～一六五页）这个惊人的出价，令人不由怀疑此交易是专为黄蕙兰精心设计的。溥仪自一九二五年出宫，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一直居住在天津日租界，至一九三一年离津赴旅顺，未曾再返。根据这一线索以及赌局的时间，可推断出此交易不晚于一九三一年，不早于一九二五年。

黄蕙兰自述她在获得翡翠青椒后，曾委托路易·卡地亚将这件旷世奇珍制成吊坠，并配以总重达二十五克拉的钻石吊坠扣，路易·卡地亚在对其进行品鉴时曾深表赞叹，并摒绝一切旁人在场，以防意外。最后，这枚吊坠被卡地亚配以总重达二十五克拉的钻石吊坠扣，成为黄蕙兰毕生的挚爱珍藏。在她移居美国后，翡翠青椒曾被短暂出借给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院展出。黄蕙兰晚年居住曼哈顿岛，这枚吊坠被保存在纽约的银行保险柜中，在她去世后，即湮没世间。

卡地亚档案馆现存有卡地亚受黄蕙兰委托，为其加工制作的一枚翡翠青椒吊坠的照片，档案记录显示委托时间为一九二六年，此外再无相关信息。按照黄蕙兰叙述，委托制作钻石吊坠扣一事必晚于一九三一年，即在威灵敦伯爵就任英国驻印度总督之后。所以，从时间上看，现存卡地亚档案中的翡翠青椒影像不可能是黄蕙兰自传所述、路易·卡地亚接受委托的那件作品。但从目前所知全部记录中，未见黄蕙兰提及曾另有一枚于一九二六年委托给卡地亚的翡翠吊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自传中，她每每不忘、反复提及曾拥有过的每一件卡地亚作品：卡地亚首饰盒、粉盒和鼻烟壶，是其少女时代伦敦最流行，并令她爱不释手的社交礼品；在婚礼举行之际，顾维钧自黄母处收到的结婚礼物包括一副卡地亚的珍珠领扣；在一九二一年阿斯脱勋爵举办的社交酒会，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白金汉宫举行的首次宫廷舞会时，黄蕙兰皆身着沃斯礼服裙，佩戴卡地亚钻石冠冕。当然，路易·卡地亚对翡翠青椒吊坠的激赞是其自传中最为得意的片段，相形之下，其他珠宝品牌皆没有获得如此热情洋溢的回忆和记录。显然，黄蕙兰与其同时代人相仿，将卡地亚视为经营高贵、优雅生活方式的不二典范，是硕果仅存的品位、权威之象征，个人所藏曾获得路易·卡地亚本人首肯的经历，必是黄蕙兰颇引以为豪的历史。这段难以自洽的故事或许暗示这枚翡翠青椒的获得经过存在需要被隐去的曲折情节。

在黄蕙兰堪比传奇的翡翠收藏经历中，引起我们注意的，一方面是她惊人的财力和豪奢的手笔；另一方面，是裕德龄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黄蕙兰与裕德龄的交往并非纯粹私人友谊或偶然经历，裕德龄既是黄蕙兰之子的干妈，后又成为芭芭拉·赫顿第二次婚礼的见证人。正如下文即将谈到，芭芭拉·赫顿在抵达中国后，同样是在裕德龄的引导和帮助下大量购买包括翡翠珠宝在内的中国玉器，同样在极短时间内建立起彼此信任的亲密友谊。从探究史实角度出发，包括斗石在内，黄蕙兰自传中大量存在着与客观事实难以吻合，或明显出自她个人立场的论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由翡翠青椒演绎出的故事—乾隆皇帝与香妃缠绵悱恻的恋情。尽管黄蕙兰的转述令人明显感到这是由铁宝亭杜撰的生意经，但黄蕙兰显然是从裕德龄口中直接领受的。而这一故事，后来又由裕德龄依照原样，讲给了芭芭拉·赫顿。实际上，类似主题和口味的前清宫廷轶事，曾大量存在于裕德龄撰写的虚构文学作品中。它们同众多清朝人物轶事一道，构成了黄蕙兰在北京时期所沉溺的兴趣爱好和文化氛围。这些事物的出现，源自民国时期北京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生态。民国肇始，外交使节、士兵、传教士，外国的商人、学者乃至游客悉数到访古都，北京俨然成为众多外来观察者体验中国帝制文化余韵的应许之地。失去权势和经济倚靠的清朝权贵、八旗氏族，亟须寻找对已然逝去的显赫地位以及繁缛铺张的生活方式进行悼念和补偿的途径。对昔日荣光的追忆留恋，以及对今不如昨的怅惘抑郁，在相当程度上，被释放和转移到向好奇的外来者们展示、帮助其体验器物赏玩、戏剧钻研、庭院营造、宠物饲养与调制饮馔等生活艺术当中。

奢华的痴迷：芭芭拉·赫顿的翡翠收藏

一九三三年，二十一岁的美国社交名媛芭芭拉·赫顿（Barbara Hutton, 一九一二年～一九七九年），与格鲁吉亚国姆季瓦尼家族的亚历克斯（Alexis Mdivani）王子，在纽约丽兹酒店举办盛大婚礼。芭芭拉·赫顿是美国零售业巨子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的外孙女，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典礼举办前，芭芭拉的父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匣贵重珠宝，其中包括叶卡捷琳娜二世佩戴过的一顶祖母绿冠冕，拿破仑三世赠送给卡斯第里昂（Verasis de Castiglione）伯爵夫人的祖母绿珠宝套件，以及一条晶莹纯净的翡翠项链。{Adrian Levy, Cathy Scott-Clark, Stone of Heaven: unearth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Imperial Green Jade（《天国琼路》）,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1}这条翡翠项链由二十七颗葡萄粒大小翠色欲滴、纯净无瑕，直径范围在一点五四至一点九二厘米的翠珠串成，配有一个钻石搭扣。据《天国琼路》一书作者查考，北京德源兴珠宝铺掌柜「翡翠大王」铁宝亭曾天价购得两块翡翠色料（时间约在一九三〇年前后），皆出自一块名为「蓝水绿」的缅甸产翡翠原石。「蓝水绿」因品质绝伦、毫无瑕疵，至今仍被珠宝同行视为传奇。这条作为结婚礼物的翡翠项链，就是铁宝亭用「蓝水绿」原石制作，当时估价五万美金。芭芭拉之父斥巨资将其购得，后委托卡地亚公司制作钻石搭扣。一九三四年，赫顿本人再次委托卡地亚公司，将原来简洁的钻石搭扣改为由红宝石、钻石和红宝石丝穗组成的华丽款式。改制后的红宝石丝穗部分现已不存，不过当时的设计图稿则由卡地亚档案馆保存至今。

这条项链后被芭芭拉赠予童年友人 路易莎·冯· 艾 林（Louise van Alen），后者不久也嫁入姆季瓦尼家族，这件首饰遂归姆季瓦尼家族珠宝收藏。（这条项链也被称为赫顿- 姆季瓦尼翡翠珠链）一九八九年，这条项链由苏富比公司拍出，一九九四年，再次通过苏富比拍卖，二〇一四年，卡地亚以创下翡翠首饰交易纪录的巨资回购这条翡翠珠链，将其收入卡地亚典藏。

芭芭拉·赫顿，曾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咖啡馆名流」的代表人物。她痴迷于艺术品和珠宝收藏，不仅拥有大量法贝热和卡地亚作品，且对中国玉器、翡翠情有独钟。一九三四年婚后不久，芭芭拉·赫顿计划跨越太平洋到中国旅行。从旧金山起航前，她结识了古董商安倍·甘普，即前文提到曾参与盐业银行变卖清宫玉器交易的美国古董商。在尚未履践古老国度前，芭芭拉就在安倍的店铺中购买了她最初的翡翠及其他玉器收藏（《天国琼路》），并自此开始，从这位古董商那里不断汲取有关中国玉器鉴别和断代的知识。他传授给芭芭拉有关如何鉴定清宫翡翠以及如何通过手感而非仅凭肉眼识别玉料品质的行内经验，这些经验多是安倍从与之往来过的北京前门、珠市口珠宝商铺中获得。

芭芭拉抵达上海后，立即开始大量搜购中国玉器以及其他古董艺术品。据《天国琼路》记述，芭芭拉大量购置翡翠手镯，每每沉醉于聆听层层叠套在双腕上的翠镯彼此敲击后发出的清悦声响，全然不顾其会发生崩裂的危险。她在上海购得一副慈禧太后生前珍爱的「丝瓜皮绿」翠镯，并将它寄到纽约卡地亚公司，委托卡地亚为其制作钻石搭扣。在她抵达北平后，起初不谙购买高品质翡翠的门径，最终亦是在裕德龄的帮助和引导下购得大量心爱的玉器。裕德龄向她讲述了清高宗于乾隆二十四年平息准格尔叛乱的伟大功业。平准之役使乾隆皇帝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和阗玉贡，以及一位美艳绝伦的回族宠妃。乾隆皇帝与香妃伉俪情深，怜惜她思慕故土，下旨命玉作名手雕制翡翠青椒，以慰香妃思乡之苦。此外，这位曾朝夕侍奉前清太后的御前女官还向芭芭拉讲述了这位女性统治者每日的生活起居— 都是在金翠琳琅的琼台玉宇中，万千侍女、太监的簇拥下度过的。在她的寝宫内，堆叠着数千匣秘不示人的翡翠珍宝。这些信口开河、荒谬附会的讲述，显然对芭芭拉产生了巨大的魔力，使她陷入了对于翡翠的痴迷之中。

在芭芭拉中年时，她对中国玉器的收藏兴趣逐渐转移至和阗羊脂玉以及上古玉器上，对晚近流行的翡翠不再过分看 重。（Mona Eldridge, In Search of a Prince:My Life with Barbara Hutton, Sidgwick & Jackson,1988, p. 26-27）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查尔斯·朗·弗里尓（美国著名铁路车辆制造商）所认同的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对古代玉器的认知的影响。这种口味的转变，更加直观地表达出芭芭拉·赫顿对中国玉器的收藏热情是源自其作为国家之重典、王命之辅佐而被赋予的价值。芭芭拉·赫顿收藏、佩戴过的传奇珠宝，至今仍多存世，而她的收藏伟业却随其生前大量慷慨赠予及身后遽然破产终泯没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