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琼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宫廷服饰、古代纺织技术史，「有界之外— 卡地亚与故宫博物院特展」「灵感中国」单元策展人之一

装饰艺术的出现不仅仅是时代特征的反映，也是历史上多种艺术的汇合。

当装饰艺术运动的先行者— 卡地亚来到紫禁城，也带来了卡地亚珍宝中有关中国的许多记忆。

灵动的点翠，璀璨的螺钿，神秘的宝塔，温润的玉器，这些东方意象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的时尚风向标。

作为装饰艺术运动先驱的卡地亚

二十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世界发生了一场深刻影响包括美术、建筑、室内装饰、服装、电影、摄影乃至珠宝首饰等在内几乎所有视觉艺术形式的艺术风潮— 装饰艺术运动（Art Deco）。它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

一 趣味和时代精神。装饰艺术运动的开端在法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国达到高潮，其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就是一九二五年在巴黎举办的「国际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博览 会」（The Exposition des Arts 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此次博览会是为巴黎重获世界文化中心而举办，今天用来形容这一艺术思潮的「装饰主义」一词，即是从这次博览会的命名借鉴而来。（高兵强等著《装饰艺术运动》，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正当盛年的卡地亚第三代掌门人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一八七五年～一九四二年）担任此次博览会法国分会第二十四类珠宝首饰的评委。他带领下的卡地亚作为世界顶级珠宝商，联合法国最负盛名的四家时装品牌，在博览会「优雅之亭」（Pavillon de l’ Élégance）举办了「时装与时尚配饰」展示，实现了卡地亚从「花环」风格到「现代」风格转变的壮举。这是卡地亚在继一九〇四年荣获英国王室委任状并先后荣获十余国王室委任状之后的又一次巨大成功。时光荏苒，这些作品现已成为装饰艺术的经典，被世界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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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国际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博览会”

◎ “国际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博览会”的筹办可以追溯到一九〇〇年左右。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法国工业部长儒尔·罗什号召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展出一幅整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进步的画卷，“让法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法国”。一九〇〇年四月，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正是在这次博览会上，德国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示出其作为“一流艺术国度”的身份，而在此前唯有法国能够承受得起“一流艺术”的声誉。四年后，一九〇四年的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德国再次作为艺术设计领域的一匹“黑马”冲出欧洲，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完全的胜利”。

◎ 无论从自身寻找到的原因有多么不同，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必须正视以德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艺术设计工业的发展现实，并从中提炼出经验和教训，以助力于法国自身的更新。基于这样的认识，举办一场策划精良的国际装饰艺术博览会的想法被鲜明地提了出来。然而时局动荡，战争爆发，这场从最初动议经过长年筹备的国际博览会一再推迟。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法国举办博览会的设想更为积极，试图通过举办这一国际盛会助力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以促动战后法国社会精神和物质生产的恢复和更新。

卡地亚的诞生与成长

一八四七年，二十八岁的工匠路易·弗朗索瓦·卡地亚（Louis Francois Cartier,一八一九年～一九〇四年）接管了其师父阿道夫·皮卡（Adolphe Picard）的珠宝工作坊，卡地亚由此诞生。卡地亚成长迅速，很快就获得了皇室的青睐。工匠出身的路易·弗朗索瓦富有远见，为确保新店面的兴隆，优雅和品位至关重要— 他会演奏乐器，晚年还迷上了古代及东方语言。他精心培养儿子阿尔弗雷德（Alfred Cartier,一八一四年～一九二五年）学习珠宝行业，并学习文学、历史和英文。一八七四年，阿尔弗雷德成为其父的合伙人开始执掌家族企业。

一八八九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埃菲尔铁塔成为巴黎新的地标，现代交通运输、工业革命的发展造就了世界性图景，全球性殖民、商业活动将整个世界连结在一起，各地区物产及人文风貌一并呈现，对卡地亚兄弟（阿尔弗雷德的三个儿子，长子路易，次子皮埃尔，三子雅克）幼年世界文化观的形成造成巨大影响。一八九八年，阿尔弗雷德的长子路易成为卡地亚合伙人，并说服父亲迁址和平街。当时的和平街与皇家街是「巴黎最美的街道」，集所有的奢华与雅致于一身，展现出「美好时代」最华丽的一面，珠宝商、著名服装设计师、调香师云集于此。风雅人士的珠宝首饰必要与衣装相配，同年，路易·卡地亚迎娶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时装品牌沃斯（Worth）掌门人的孙女安德蕾·卡洛琳·沃斯（Andée Caroline Worth）。几年后，阿尔弗雷德的女儿苏珊娜·卡地亚又与雅克·沃斯成婚，这两桩婚姻造就了珠宝首饰与高级时装的联盟。（帕斯卡尔·勒博《卡地亚典藏的风格史诗》，《梦徊亚洲— 鲍氏东方艺术馆与卡地亚典藏》，五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

卡地亚珍宝的中国记忆

路易·卡地亚是一名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将优雅与生活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并做到了极致。十八世纪的欧洲宫廷以拥有中国瓷器厅为骄傲，路易·卡地亚终其一生收集了路易十六时期的大量家具、欧洲银器、珍稀的东方地毯、图书珍本、波斯细密画、埃及彩陶、琉球螺钿漆器，以及大量的中国珍宝与瓷器。英法殖民地和世界博览会让古老的欧洲发现了新文明和艺术，地中海地区、埃及、波斯、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文明深深吸引了卡地亚。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间，卡地亚派出其最出色的销售专员于勒·格列恩泽（Jules Glaenzer）前往亚洲，经新加坡、暹罗、西贡、香港、广州，最终抵达上海，切身考察体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无疑对卡地亚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此行的《旅行日志》现收藏于卡地亚档案部，弥足珍贵。

早在一八七七年的卡地亚档案中就已经提到「中国风格」或「日本风格」的作品。一九一三年六月，卡地亚在巴黎举行「波斯、印度、西藏新式风格珠宝」展，同年十一月，卡地亚在设计中含有东方文明元素的五十件珠宝现身纽约，《由卡地亚先生所创作的印度、波斯、阿拉伯、俄国和中国珠宝作品展览图录》（Collections of Jewels Created by Messieurs Cartier from the Hindus, Persian, Arab, Russian and Chinese Arts）记载了这场迷人的冒险旅程的收获。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卡地亚即推出翠鸟羽毛头饰，这种珍贵、奢华的材质深受中国达官贵人的喜爱，也吸引了西方人的目光。同年，卡地亚创作了首款太极坠饰，其灵十感世就纪来二自十中年国代道起教，的神宇话宙般阴的阳中象国征龙。与二令人迷惑的喀迈拉（Chimera,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头部是狮子，身子是山羊，尾巴是蟒蛇，呼吸吐出的都是火焰）的推出大受欢迎，最终成为卡地亚的经典。创作于一九二〇年的双龙胸针，是卡地亚典藏于二〇一八年新回购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将首次亮相。这枚胸针曾售予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简·帕昆（Jeanne Paquin,一八六九年～一九三六年），其灵动可爱的双龙戏珠纹饰和遍见于中国古建筑、家具、工艺装饰的樗蒲纹的简约造型，经由卡地亚设计师的巧妙再创作变得精美无比。极富色彩和东方韵味的喀迈拉棘爪式扣针，曾售予路易·卡地亚本人。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拓展，增进了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一些日本公司开始到伦敦和巴黎等地开设机构，从事为欧洲私人和收藏机构提供亚洲工艺品的生意。「素材」储备（卡地亚收藏各式各样从珠宝、器物拆解出的部件作为「素材」储备，其中包括来自波斯、印度、中国和埃及的古代艺术作品）成为这一时期卡地亚风格特征的重要元素。路易·卡地亚从著名古董商那里获得古老元素，提供给设计师，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珍异宝，这是极其高明之举。

此时，中国古玉成为神秘钟（Mystery Clock, 以其指针彷佛悬浮在透明的钟体上，与机芯丝毫没有连接的神秘运作原理而得名）的中心元素，一九二五年制造的逆跳指针（由于时针不能整圈旋转，因此在抵达右侧六时的位置后会迅速回跳到左侧六时的位置，故而得名）鲤鱼时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在玉雕双鱼座上置扇形时钟，珍珠母贝表盘，其海水江崖式的造型灵感来自中国龙袍的装饰纹样。时钟的指针装饰一小龙，既灵动活泼，又与中国流传广泛的吉语「鲤鱼跃龙门」完美契合：鲤鱼努力拼搏，升腾化而为龙，这在中国寓意成功逆袭、高升发达，寄托了人们最为普遍的人生期盼。时间与永恒，鲤鱼、海水到龙的升华，艺术家对异域文化的精准理解与超凡的创造力，成就了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经典。

路易·卡地亚是一位博学之士，拥有丰厚的图书收藏。他允许设计师自由使用其私人图书馆，鼓励他们阅读，参观博物馆，从中寻求文化理解与创作灵感。路易的博学与见识把卡地亚推向又一巅峰，由他引领的卡地亚制造，异域文明不再是元素，更不是猎奇，而是在融合多种文明之后的重塑，是一个有着丰厚滋养的全新创作，是尊重原文化的和谐与升华。

一九二一年，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一八七九年～一九六六年）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许，考察了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并在溥仪的陪同下进入紫禁城进行实地勘察和摄影。他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和《北京皇城宫殿写真全图》的出版将中国皇城以写真的形式公之于世，其影响之大，竟然也迅速而直接地投影在了卡地亚制造的高级日用佩饰之上。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一批有着东方建筑元素的卡地亚作品的创作灵感应就源自于此。

一九二六年卡地亚制作了首款铂金镶钻「宝塔」胸针，一九二七年又制作了第二款。接下来的一九二七年，卡地亚又涌现出了一批有着鲜明中国皇城建筑元素的作品，如中国风格烟盒，烟盒装饰双龙戏珠纹边饰，纹样就来源于中国宫殿建筑的金龙和玺彩画。这种彩画一般用在宫殿中轴的主要建筑上，是清代宫殿最高等级的彩画；桥牌盒四角装饰的黑红漆金属构件，意象应取自北京皇城的四座角楼；中国风格台式烟盒，盒上所嵌瓷片来自卡地亚「素材」储备，烟盒的顶部被制作成一个建筑屋顶的样式，四角饰以中国龙首。此外，还有中国殿宇化妆盒等等。

回归展览 与美相逢

回归到本次「有界之外— 卡地亚与故宫博物院特展」，展览针对卡地亚异域风格作品中的中国风格珍宝，特设「灵感中国」单元。「灵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对话— 而这「对话」存在于两次过程中：第一次完成于作品的创作过程，由艺术家完成；第二次，即本次展览的展示过程。（有鉴于此，在本次展览的展示逻辑和展品选择上均有所发散和拓展。）

在「灵感中国」单元，展览选择从装饰艺术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博览会展开，正如前文所述卡地亚的异域风格作品以装饰艺术运动时期为其巅峰代表，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它们所容纳的异域文明并不是单一的。如前述经典的鲤鱼时钟，主体部分采用了中国清代双鱼玉雕，意象也是取自中国吉祥语，但是在底座海水的装饰上呈现出明显的日本装饰风格，钟表盘面的折扇造型，也是中国、日本共有的。可以想见，设计师的目的并不是在刻意追求一件纯粹的中国式作品，而是把「东方意象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七年，页四二六）事实上，设计师们似乎并不在意或尝试区分这些元素是明确来自中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在西方人看来它们都代表东亚文明。类似的现象在卡地亚同期其他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如具有显著东方特质的卡地亚「素材」储备螺钿漆画，经研究就有来自中国、日本、琉球、越南和欧洲本土制造。

在这一展览单元中，首先带给我们惊喜的是卡地亚典藏「天堂鸟」与故宫博物院藏「香色翔凤纹妆花绸女棉袍」组成「吉祥鸟」主题，一静一动，分别代表了西方珠宝艺术和东方织绣艺术的最高水准，在各自的文化中又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人们美好愿望的象征。通过这种对话的形式、有机的组合，意在于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求一种更高层面的默契、文化共通和情感共鸣。

另一个惊喜是卡地亚「中国风格台式烟盒」与故宫博物院藏「粉彩人物镂空长方香熏」的组合。在筹展过程中，经研究发现来自卡地亚「素材」储备的中国风格台式烟盒的瓷嵌片源自十八世纪中国粉彩人物镂空长方香熏，经过切割和重新设计制作而成。烟盒顶部的粉彩人物图表现的是新科状元身着状元红袍登门求亲的故事。从图像的人设、场景来看，当是《西厢记》的最后一幕— 「衣锦还乡」，有情人终成眷属。巧的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巨量宝藏中，很幸运地找到了同为十八世纪的清乾隆粉彩人物香熏。据专家分析，这种方型瓷器的烧制在技术上有很大难度，存世量极少。其正面的粉彩人物图表现得也恰是古典名著《西厢记》中的另一幕— 「夫人停婚」：画中张生伤心酒醉倚靠在书童肩上，莺莺伏于墙头关切地张望，拄杖老妪为夫人，面露愠色，提灯女子为红娘。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堪称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西厢记》表现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样的主题，超越了时代和阶层，表达了人们共同的理想和愿望，以至「世无不知有所谓《西厢记》者」，其中的精彩场景也常被用来表现为多种艺术形式，《西厢记》的爱情故事最早也是以瓷器为媒介传到了欧洲。这两件同创作于十八世纪的中国西厢记粉彩香熏，其中一件远涉重洋，在二十世纪初经卡地亚设计师的再创作，在相隔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又回到中国，在紫禁城的午门城楼之上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组成系列展出— 永恒的主题，东方与西方，香熏与烟盒，一缕青烟的升起、交融……个中默契，令人感慨。

从一九〇九年征服巴黎的「俄国芭蕾舞团」的色彩灵感，到芭芭拉·赫顿官」之称的顾维钧（一八八八年～一九八五年）夫人黄蕙兰女士（一八九九年～一九九二年）的旗袍组合，乃至中国皇帝朝服与点题的「吉祥鸟」组合— 服与饰交相辉映，互为依存。其中关于二十世纪初最受西方时尚界追捧的中国珠宝—翡翠热的兴起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卡地亚的交集往来都是此次展览的最新发现与首次呈现。「翡翠绿」成为装饰艺术运动中的一个时髦名词。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黄蕙兰女士旗袍，是在丝质缎地上施以苏绣，刺绣百子图（又称百子迎福图、百子嬉春图）。旗袍前身以舞龙（中国民间习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中心，从上至下有风筝（青云直上）、鲤鱼灯（鱼跃龙门）、捉迷藏（春嬉）、五子登（灯）科、文韬武略（亭子顶端绣有三字「桂花亭」，与一旁的桂花树组合意为「折桂」；前方是旌旗飘飘锣鼓喧天，意为武略）、采莲舟（连生贵子）等；后身以舞狮（祥瑞之兽，祈求吉利）为中心，有蟾的极品翡翠项链与有着「民国第一外交（Barbara Hutton, 一九一二年～一九七九年）宫折桂（状元高中）、万年青、白马持戟（吉）、五子夺盔（魁）、斗蟋蟀（秋兴）等图案，下幅由六、七童子组成福禄（鹿角）寿耋（音蝶）、富贵（牡丹）、送子（榴开百籽）等图案；图中童子身着袍服绣竹叶纹和长寿字（意为祝寿），间饰松柏（常青）、榴开百籽（多子多福）、玉兰、海棠、牡丹（玉堂富贵）、灵芝、寿石、寿菊（灵仙祝寿）等，画面喜庆祥和、生趣盎然、工艺精美。当年黄蕙兰接受美国VOGUE 杂志专访、由著名时尚摄影师霍斯特（Horst P. Horst）拍摄肖像时，正是身着此件富有典型东方意趣的旗袍，再佩以标志性翡翠项链，靓丽雅致的蓝绿色、丝绸的光泽与翡翠绿相映衬，把东方韵味演绎到了极致。

随着清帝国覆灭，皇家珍宝流散，大量中国古代艺术品进入西方家庭和公共收藏机构。这些社交名流时尚明星普遍表现出倾心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皇家艺术的审美倾向，在大众媒体舞台上展示其个性化的审美主张。时尚先锋摄影师阿道夫·德·梅耶男爵（Adolf de Meyer）为高级珠宝时尚引领者、时任卡地亚设计总监的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s,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担任卡地亚设计总监）在中国外销屏风前拍摄的照片，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的时尚风向标。

卡地亚从诞生到成长的一个多世纪，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大变革中，也是中国进入近代并逐步融入世界的关键时期。

自从十七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以自鸣钟叩开紫禁城的大门，西洋奇器就成为皇帝们专享的高级玩赏品，同时也是他们包容四海与时俱进的象征。三四百年来，中西方的交融、新与旧的冲突更替，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喜剧。民国肇建，清帝逊位，溥仪暂居故宫。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欧风美雨浸染着小朝廷。一九二五年，紫禁城变身故宫博物院，完成了它融入现代的艰难历程。

透物见人，是文物研究、也是展览的追求。沙龙是欧洲宫廷女性施展才华与魅力的舞台，引领着全球时尚的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名流社交取代宫廷沙龙文化，由欧洲皇室贵族与美国新贵财阀联姻造就的新一代贵族，主宰西方社交舞台，影响二十世纪上半的文化面貌。随着当时中国门户逐渐开放，没落的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作为「他者」，启迪着西方现代匠师创作出包含着中国文化元素的新工艺品、新艺术品甚至新的文学作品。中国也成为二十世纪初叶装饰艺术运动和卡地亚新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