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雪玲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有界之外—卡地亚与故宫博物院特展」「时间技艺」单元策展人之一

有着「皇帝的珠宝商」之称的卡地亚，在其发展历程中，和皇室贵族保持联系和交往是一种传统。而卡地亚与中国皇室联系的篇章，则是在逊清皇室时期由爱新觉罗·载抡来书写的。

在晚清宗室出洋游历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生家庭的影响下，对西方世界了解、认识的主观诉求，让载抡这位晚清皇族由限于方域、囿于见闻的旁观者，变为走出国门、拓宽视野、增长见识的践行者。

一百多年前的一九一四年五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位于巴黎和平街十三号的卡地亚店铺迎来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顾客。从十八日到二十三日，这位在卡地亚档案中名为「PRINCE TSAI LUN」的顾客几次光临卡地亚，购买了化妆盒、手提包、腕表、铅笔等。这位顾客就是爱新觉罗·载抡。

阅读链接

载抡生年小考

◎ 关于载抡的出生年代，以往的研究成果只笼统讲出生于晚清时期。（参见张绍祖《末代皇帝溥仪亲属在津旧居》，《溥仪研究》二〇一三年第一期，页九一）但依据一些资料还是可以推算出相对具体的时间。金彭育《他曾是慈禧太后的“开心果”》（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0/11/01/005345512.shtml，查询时间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一文中提到，庚子之变，两宫西狩，“庆亲王携眷随驾西行。六岁的载抡在途中不时被召至慈禧太后车内，慈禧将他抱在腿上，逗他玩儿，以解烦忧”。两宫西狩是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至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间的事情。如此一来，就有两种可能。假如光绪二十六年载抡六岁的话，其生年就是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反之，如果光绪二十七年，载抡六岁的话，其生年则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考虑到清代习惯以虚岁计龄，故此把载抡的出生日期定在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爱新觉罗·载抡其人

爱新觉罗·载抡，汉名金赞臣，又名抡赞臣，堂名「树德堂」。清高宗弘历玄孙，庆僖亲王永璘曾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之孙，庆亲王奕劻第五子，母为奕劻四侧福晋刘佳氏。载抡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左右生于北京，依靠其父余荫受封头品顶戴，晋封辅国公。一九一七年，奕劻去世。第二年，载抡和载振、载扶两位兄长分居，将北京庆王府分割为东、西、中三个院落，载抡居东院。（汪荣堃《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二八六）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二四年后，载抡于天津租界长期居住，过着豪华的寓公生活。（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段》，《晚清宫廷生活见闻》，页二七八）载抡全家只有七口人，而司机、厨师、花匠、当差的、保姆却有二十余人，家里有中街大商店（天玉顺、祥泰义等）的取货折子，可随意选购商品，每年三节清算，开支毫无节制。（张绍祖《末代皇帝溥仪亲属在津旧居》，《溥仪研究》二〇一三年第一期，页九三）后逃亡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一九五〇年病逝于天津。

载抡有几张照片存世，一张是身着长袍马褂、留着发辫的少年时期的半身像。另外两张照片皆为青年时期，载抡受西洋风尚的影响改变了着装样式，不穿长袍马褂，而是西装革履（两张照片中的一张拍摄时间、地点不详，另一张则是一九一四年载抡游历欧洲时，在德国柏林的留影）。他身着西服，系领带，外套呢子大衣，头戴礼帽，脚蹬皮鞋，穿戴入时。

载抡有三位太太，分别是孙用智、李倩如、夏慰君。育有一子，名溥钰（金伯雄），二女分别名溥锦（金仲聪）、溥铼（金叔颖）。其中与大太太孙用智的姻缘最引人瞩目，因为这段婚姻是朝廷诏许满汉通婚后，宗室与汉大臣联姻的第一例。而就本文而言，载抡与孙用智的这段姻缘是不可或缺的章节，因为这段姻缘对载抡一九一四年游历欧洲之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次欧洲之行，载抡才与卡地亚有了邂逅。

开风气之先的婚姻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满汉通婚之谕令：「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己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端方《大清光绪新法令》，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黄山书社，页七）谕令一出，便在朝野引起反响。孙用智的叔叔孙宝瑄感言：「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昨见谕旨，遣宗室出洋游学。又禁汉人妇女缠足，许满汉通婚姻。惟朝廷选秀女不及汉人，余窥此意盖欲融化满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页四五一）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自己家族将不得不接受与满族宗室联姻的现实，并由其主持订婚事宜。

孙用智是民国首位国务总理孙宝琦（字慕韩，晚署孟晋老人，浙江杭县人，咸丰时太傅孙诒经之长子，以二品荫生授主事）的次女。孙宝琦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出任驻法钦差大臣，赴巴黎就任时，「挈女弟川如及子女多人以往」。（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页一一〇三）「女弟川如」指孙宝琦的八妹孙宝琮。而「子女」究竟都是哪几位，文献中语焉不详。不过根据孙宝琦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赴德时举家前往的事实，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子女中应包括孙用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孙宝琦被任命为出使德国大臣，「举室如柏林」，其妻儿悉数跟随赴德。孙用智在德国期间，她与载抡的婚姻大事被提到议事日程。其父孙宝琦身处德国，无法亲力亲为，订婚相关事宜由孙宝瑄代为操办。订婚详情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有较全面披露，综观孙宝瑄的日记，可以看到孙宝瑄的挚友、时任农工商部左参议的沈云沛（ 字雨 辰， 号雨人 参） 与其 间，出 谋划 策，为孙宝瑄分忧解难。

孙宝瑄日记中首次记述孙用智与载抡婚姻之事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诣沈雨老，述及智侄女姻事。」闻知此事后，沈云沛嘱咐电询孙用智的出生年月及时辰，并「将代合星命」。（合星命即合八字）十二月十二日，孙用智的生辰八字由柏林电传回京，孙宝瑄便呈送沈云沛。占算的结果是「两造允为上吉」，说明男女双方八字相合。孙宝瑄把结果告知远在柏林的孙宝琦。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正月，孙宝瑄为联姻之事奔波、忙碌着。二十二日，「整衣冠，将登车，先诣沈雨老谈。时庆邸将与孟晋结儿女姻亲，以其第五子与智侄女作合，闻不日将行聘」。二月初二日，是孙用智订婚的大喜日子。为此，孙府「厅间整饰焕如」，孙宝瑄农工商部的同僚先后登门，「夏爽夫先至，俄熙侍郎来。沈雨老亦到」，陪宾周采臣、陆芝田、邵厚夫等也全部到场。当天的一个重要仪式是互换庚帖（八字帖）。先是庆王府送来书写有「乾造生年月日」的载抡庚帖，孙宝瑄依照男方的式样，书「坤造生年月日」。包裹好后，由熙侍郎熙彦送至庆王府。临近中午时分，熙侍郎从庆王府返回，众人「陈酒肴入座，尽欢而散」。

孙家与庆王府联姻，引发朝野物议。面对非议，孙宝琦心里坦然，认为朝廷倡导满、汉通婚，志在化合满、汉，大臣自当开风气之先。而且两家光明正大地联姻，朝廷也有所知，正是「磊磊落落，固不足荣，又何辱之可言」！至于载抡与孙用智何时成婚，囿于资料匮乏，目前尚无从知晓。不过按照当时的习俗，婚礼通常是在订婚后几个月举行。孙用智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底回到北京，婚礼有可能是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举办的。

婚后，受孙用智的影响，去欧洲游历的念头逐渐在载抡心里萌生。一九一四年「他组织了一个小型观光团，包括翻译、医生、秘书、随员等八人，径奔欧洲。以王子身份到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匈牙利、英国等国家观光游览。旅程中他采购了不少翠、钻等名贵饰物、西洋名画和雕刻艺术珍品」，还买了一辆英国汽车。（《末代皇帝溥仪亲属在津旧居》，页九二）出国前载抡筹集了十万两白银，认为足够花销了，于是临行前嘱咐府中总管无论如何不许再额外汇款，以约束自己的开销。但是当他来到伦敦后，事态发生变化。由于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皇族享有优越的地位，因此载抡享受到饭店极为优厚的待遇。为了不丢面子，载抡不得不摆出王子的

排场，恣意挥霍。没多久，十万两白银花了个精光，只好发电报向府中总管索款。但连拍两封电报，均如泥牛入海，这才想起出国前和总管的约定。因为囊中羞涩，载抡只好称病住在饭店，闭门谢客，同时亲自写信向母亲求援。（金彭育《他曾是慈禧太后的「开心果」》）

与卡地亚的邂逅

载抡购买的洋货林林总总，其中便有几件出自卡地亚。卡地亚档案馆所藏档案载录，载抡首次光顾卡地亚店铺是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八日。当天，他购买了一个镶钻石和黑色珐琅的铂金化妆盒。五月二十日，第二次登门时，载抡购买了一个黑色缎带手提包。包的银质手柄上镶嵌有黑色珐琅。此外，包上用钻石镶嵌载抡名字的拼音「TSAI LUN」的首字母缩写TL，由此来看，此包是专为载抡订制的。五月二十三日，载抡又一次现身卡地亚店铺，购买了一只酒桶形（Tortue,或称龟形）铂金腕表。腕表铂金蝴蝶表扣，隐藏表耳，铂金织纹表带。此外，据卡地亚销售档案记录显示，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载抡还购买了两条不同材质的链子，一条为黑白珐琅，另一条为铂金，以及一支铂金铅笔。

载抡于卡地亚店铺所购之物，不论是实物还是图片今已无缘谋面。不过通过卡地亚档案馆所藏同一时期类似物品的图片，还是可以窥见载抡的审美情趣。载抡所购「酒桶形」腕表，与方形腕表相比，具有简约优美的几何线条，是优雅大方的象征。而金属织纹表带的设计，给人一种很前卫的感觉。铅笔具有书写流利、使用方便的特点，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铅笔厂。对二十世纪初的国人而言，西洋铅笔还是令人艳羡的稀缺之物。载抡购买之物，既是对时尚的追求，又展现了其不凡的生活品位，是其生活方式的物化体现。

有意思的是，洋风也曾掠过载抡二夫人李倩如的身心。李倩如英文名为戴安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李倩如和美国作家、记者、旅行家格蕾丝·汤普森·西登（Grace Thompson Seton）有过亲密接触，给西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安娜·载抡很瘦弱，手腕、脚踝都非常细，就像小鸟一样。倒是她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非常平静，充满了仁爱。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她把她所属阶层应有的雅致表现得恰到好处。在我的心目中，戴安娜·载抡就像一块由造物主精心雕琢的美玉，稀有而珍贵，她的各种好，就如诗歌里歌颂的那样。」（格蕾丝·汤普森·西登著，李晓宇译《西洋镜：一个美国女记者眼中的民国名流》，台海出版社，二〇一七年，页一〇二）见过几面之后，二人渐渐熟络起来。李倩如除了把慈禧太后的御笔画作为礼物赠送西登外，还把自己的照片赠给对方作为留念。这张照片收录在西登所著的《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一书中，从照片中可以领略李倩如的绰约风姿。

载抡与卡地亚的邂逅，表面上是一个客户的消费行为。然而看似偶然的相遇，实则有其必然背景。

首先是晚清宗室出洋风潮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师夷长技」思想的传播与国家局势的日益危殆，走出国门，以游学游历的方式进行考察，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有志之士寻求挽救时局的举措之一。戊戌变法前后，宗室游历屡被提及。比如，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提出，让枢译大臣、近支王公、公卿督抚「游历外国，博地球之大观。使知变或可存，不变则削，全变乃存，小变则削。深通其故，显或无疑。而后推行新政，无可滞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页二六一）这种言论也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与呼应，如《知新报》指出「以周召之亲，任国家之重，总枢垣，操政柄，维彼懿亲，比比皆是。不知中外之情，而日与之言新政，是万变而万不得其当也……是亲王游历为近日之第一急务也」。（郑大华、任菁主编《强学— 戊戌时论选》，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页二九五～二九六。转引自徐保安《清末官员海外游历游学的历史考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二〇一六年第六期，页一〇七）官员的倡议与舆论的吁请令光绪皇帝大受鼓舞，他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四日颁布上谕，督促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选派游历。（徐保安《清末官员海外游历游学的历史考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二〇一六年第六期，页一〇七）然而由于维新变法失败，游历政令未能付诸实施。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降谕：「明年五月为英君加冕之期，着派镇国将军载振充头等专使大臣，前往致贺，以重邦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页二六二）王公贝勒背负使命出洋，在考察同时，难以抵挡洋货的魅力。比如，载洵、载涛「丰富多彩的洋货也不会少买……每到一国，回来时行李都少不了，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凌冰《爱新觉罗·载沣— 清末监国摄政王》，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页八一）一言以蔽之，晚清宗室出洋游历成为一种风潮，这种风潮不仅波及载抡的长兄载振，也对载抡造成影响。载抡出洋游历虽在清帝退位之后的一九一四年，但追根溯源，其实是晚清宗室海外游历的余绪。

其次，新生家庭的影响。载抡的大太太孙用智曾两次随父驻外。在巴黎期间，其父专门聘请法国人迈达女史作为家庭教师，向子女传授西洋文化。（《忘山庐日记》下册，页一一〇二）孙用智作为亲身体察过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中国人，在经历空间位移的同时，也经历着文化环境的转移，因而对中西社会、文化的对比更加敏感。孙用智在载抡出洋的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见，在宗室出洋游历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生家庭的影响下，载抡逐渐产生认识、了解西方世界的主观诉求，进而自筹经费，游历欧洲。载抡由限于方域、囿于见闻的旁观者，变为走出国门、拓宽视野、增长见识的践行者。在卡地亚的发展历程中，和皇室贵族保持联系和交往是一种传统，而卡地亚与中国皇室联系的篇章，则是在逊清皇室时期由载抡来书写，这点恐怕连载抡自己也始料未及吧！

阅读链接

出洋游历的晚清宗室

◎ 载振（载抡的长兄） 奉命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仪式，开启晚清宗室出洋游历的先河。除英国外，载振还游访了比利时、法国、美国、日本，“藉以恢扩见闻，增长学识”。游历期间载振一行考察各国的商务、教育、议院、工艺、规制等，“咨询咨度，以备国家采择”。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载振等又赴日本大阪参加博览会，“并考察商政”。随后几年，类似的事例，不一而足。

◎ 载泽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载泽作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访问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

◎ 载洵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八月、宣统二年七月到欧洲各国和日、美两国考察海军。

◎ 载涛宣统二年正月，到日、美、英、法、德、意、奥、俄考察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