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的一天，瑞士华裔艺术家、收藏家仇大雄（Franklin Chow）先生及家人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仪式在上博影视中心隆重举行（图一）。为支持祖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仇先生慨然将其犀角器收藏中的精品赠予上海博物馆。捐赠之前，他提出不限定数量与品种，由上博专家根据收藏和研究的需要任意挑选。2013年舂夏之交，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克伦研究馆员，偕工艺研究部施远副研究员专程赴港，最终从多达50余件的候选犀角器中择定了10件犀角杯。这批明清犀角雕刻珍品在捐赠仪式上一经披露，便引起大家的惊叹，无不为仇先生一家（图二）关爱上博文物收藏事业的拳拳之心所感动。

在明清两代犀角雕刻艺术品中，制作于18世纪以前、也就是清前期及更早年代的作品本就稀少和珍贵，署有款识的名家之作更为难得。上博慎重挑选的10件犀角杯，均为明代与清代前期的制作，选料考究，設计巧妙，雕刻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是仇先生犀角器收藏中的精华。特别是其中两件带有明末清初犀角雕刻名家周文枢款识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山水题材犀角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重要品类，犀角器用料珍贵，工艺高超，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物尽其用的价值观念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力，其工艺水准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中国犀角雕刻工艺品历来受到各国藏家与机构的重视，存世的中国古代犀角器仅有数千件，而其中绝大多数流散在海外。目前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犀角器最多的地方是爱尔兰的切斯特·比棣图书馆，达200多件。而合并中国收藏犀角器最多的单位——两岸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全部的犀角器收藏，也仅仅只有300余件，不足存世量的十分之一。这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失落，也导致我们对这一珍贵遗产的研究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平。上海博物馆原有犀角器藏品100余件，在百万件的馆藏文物中不过占有其约莫万分之一，然而置之于全世界犀角工艺品的收藏中，也是相当可观的一宗。上博所藏犀角器大多曾为顾丽江、乐笃周、童金吾等金融、实业界的巨子与叶恭绰、吴湖帆等文化名流的旧藏，在艺术、工艺和材料各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准，其中不乏鲍天成、尤侃和文枢等著名犀工的精品佳作。仇先生的捐赠使上博的犀角器收藏在数量上增加了将近一成，补充了缺少的品种，强化了名家之作，对提升上博犀角器的收藏和研究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犀角工艺品价格昂贵，接受捐赠也是全世界博物馆扩大古代犀角器收藏最重要的渠道，如爱尔兰切斯特·比棣图书馆的200多件、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的70多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50多件中国古代犀角艺术品，均受赠于私人收藏家，故宫博物院也在1982年接受了香港藏家叶义医生的81件遗赠。为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国家禁止犀角及其制品的贸易，收藏家的慷慨捐赠更成为中国博物馆扩大古代犀角文物收藏最重要的途径，仇大雄先生出于珍视和保护文化遗产初衷而进行的此次捐赠更显珍贵和难得。根据现行法规，犀角制品理论上是严禁进出境的，这批犀角器最终来到上博，也牵动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上海市濒危办等多家机构。经过多方协调，流散海外的国宝最终顺利进关并入藏上博，成就一段佳话。

仇大雄先生之父仇焱之曾是上海滩上著名的文物商人，其古陶瓷收藏在业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晚期，仇焱之赴港发展，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舂、徐伯郊等成为南下香港的第一代收藏家。此后不久，仇家举家移居瑞士日内瓦。在父亲的影响下，仇大雄也走上了收藏之路，并逐渐专注于犀角器领域。他回忆，犀角器收藏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于一九五九年在伦敦购入首件犀角杯，上雕赤壁山水图，刻款纪年，自此广集角器，往后二十载，他先后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及巴黎购入艺珍，至一九七八年方休。”而仇大雄自己的第一件犀角器收藏是从1978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的。他将新获得的这件藏品呈送父亲过目，一向严厉的父亲即找出旧牙刷小心翼翼地清洁上面的污垢，对于收藏和儿子的爱护之情可见一斑。父亲去世后，为了纪念父亲，也是出于对犀角器的热爱，仇大雄先生决定出资购下父亲的犀角器收藏，自此鉴藏犀角艺术品的信念更为坚定。作为艺术家所拥有的自身修养，加上收藏的家学熏染，使他在文物鉴赏上具有不俗的眼光和高雅的品位。正如爱尔兰学者JanChapman在其学术巨著《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一书中所写，“三十有五载，仇大雄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鉴藏家，他的收藏精美珍贵，绝对是他个人美学品味的反映”。

仇大雄先生一家与上海博物馆有着深厚的情谊：自2000年起已先后3次捐赠文物给上海博物馆，涉及漆器、瓷器等多个品类，2002年即曾捐赠有一件具有东南亚雕刻风格的镶银座人物走兽纹犀角杯;2004年，在仇先生的热情推荐和帮助下，上海博物馆赴日内瓦RASH博物馆举办“十七世纪中国文人精神展”大获成功;2011年，经仇先生引荐，上博举办了来自日内瓦艺术史博物馆珍藏的“亚历山大·佩里耶风景画展”，成为当年中瑞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上溯更早的历史，通过查阅馆藏档案可知：仇焱之与张珩、谭敬、魏廷荣、刘晦之、冒广生、沈剑知、谢稚柳等38位沪上文物鉴藏界贤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受聘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虽后来他背井离乡进而远赴欧陆，但故世前70年代末犹谆谆叮嘱9位子女向上博捐赠文物。这次捐赠，为上博与仇氏家族的历史情谊谱写了新的乐章。用仇大雄先生自己的话说，多年来，在他心目中，上海博物馆已经不仅是一个机构，也是“我们的家园”，是保护中国文化的家园。“虽然我们身在海外，但始终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借着犀角器“回家”，也促成了仇氏家族多年难遇的大聚会，仇先生邀请了家族四代十多位成员专程来沪共襄盛举，他希望家人都支持“我们的文化，支持上博，代代相传”。

在这次仪式上，杨志刚馆长深情回顾了仇大雄先生及其家人长年来对上海博物馆的深厚友情，感谢他们对上博的信任和重托，表示上海博物馆将珍视这些文物，使之得到妥善保藏并发挥积极作用，不辜负捐赠者对上海博物馆的殷切期望。仇大雄先生及其家人的捐赠义举，充分代表了海外华人藏家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视，更是对上海博物馆文物保藏和研究工作的信任和支持。在此我们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明犀角雕婴戏小圆杯（图三），高8.2、阔10.5厘米。杯身作圆形，侈口，斜腹内收，平底，矮圈足，器型规整。杯身光素无饰，杯柄雕为一孩儿攀援状，形态生动，衣纹流畅。整体风格古朴简厚，人物雕刻洗练大气。角质温润细腻，染色深暗，古雅可观。底有“宣和”二字阳文寄托款。

明犀角雕赤壁图杯（图四），高11.2、阔18.5厘米。杯身纹饰主题取苏东坡《后赤壁赋》文意，突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意境，山岩上阳文篆书“赤壁图”。造型设计是典型的明代赤壁题材的犀杯作品，雕工亦体现出厚重质朴的明代气息。

明犀角雕云涛海兽杯（图五），高11.1、阔17厘米。杯身浮雕祥云、海涛，波浪中翻腾各色神兽，手柄刻为苍虬，探身杯内。构图饱满宏阔，雕工雄健厚重，题材与动物造型皆具明代中晚期工艺的典型风貌。角材色泽沉古，以年代久远，风化明显。

明末清初周文枢雕赤壁图犀角杯（图六），高10.9、阔17.2厘米。角材染作深蜜色，质地肥润。纹饰随型雕成，工艺细腻精湛。画意取苏东坡《前赤壁赋》故事，布局疏密有致，人物生动传神，松枝芦杆的细节表现尤见功力。杯身一侧崖壁上阴刻行楷铭“仿赵松雪笔前赤壁图上元周文枢制”。此器无论风格、刀法与款识，均为17世纪著名犀工的典型面貌。

明末清初周文枢雕松崖流溪犀角杯（图七），高8.8、阔l5.2厘米。此杯设计极富画意，以山崖为主体，入云之松柏为柄，溪涧曲折流泻，小桥杂树，掩映其间，有“空山无人，水流花谢”之意境。气息清雅，布置得宜，雕工细致熨帖。山崖处有阴刻行书“文枢”款，其下镌阳文方印“生涯一片青山”。此杯為周文枢所制犀角杯之传世逸品，气息清雅，布置得宜，雕工细致熨帖。

清犀角雕山水人物杯（图八），高12.8、阔14.8厘米。杯身浮雕山水林木之景，安排多组人物，布局匀称协调，人物刻画精细传神。此器整体风格近于周文枢而稍见匠气，为当时较为流行的山水主题样式。

清犀角雕螳螂菘叶杯（图九），高7.4、阔15.8厘米。杯身主体雕作窝状的菘菜形，外壁浮雕一螳螂，洋溢着田园情趣。雕刻细腻传神，磨拭光润。角材质地莹洁，色如蜂蜜且呈半透明状，是明清犀角杯中较少见的染色极浅甚或未经染色的作品。

清犀角雕钟馗图杯（图十），高8.4、阔12.3厘米。杯形小巧，口缘饰勾连云纹，杯身纹饰取五鬼闹钟馗故事为主题，雕刻十分精致。底为平底圈足，有“宣和”寄托款。此种以钟馗为主题的犀角杯在传世作品中十分稀见。

清犀角雕古铜纹螭耳杯（图十一），高11.8、阔16.3厘米。器身仿古铜器造型，精致规整。器壁纹饰分三层，浮雕龙纹、饕餮纹，雕工整饬精细。器柄作蟠螭，杯内壁亦有小螭，蜿蜒有力。柄下阴刻“天成”篆书方章形款。角质肥润，染色沉古，纹饰整饬，雕刻工艺精湛，为典型乾隆时期仿古风格的犀角杯。

清犀角雕松鼠葡萄杯（图十二），高12.4、阔l5厘米。器身以巨大葡萄叶为主体，枝蔓缠绕，果实累累，一肥硕松鼠匍匐口缘，憨态可掬。构思别具匠心，雕刻生动精细。以松鼠葡萄为主题的犀角杯在传世品中殊不多见。此器用料为非洲犀角，取材厚重，角质紧密而透，曾经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