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上海博物馆现藏中国古代青铜器6，000余件，基本涵盖了中国青铜时代各个阶段、各种器类、各个地区的代表性器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具有系统性的收藏体系。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能有今天的品质和规模，和几代上博人的努力求索分不开，也和海内外收藏家的长期支持、慷慨捐赠分不开。

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藏品中，约15%为受赠所得，其中不乏举世闻名的精品。早年有潘达于女士所赠大盂鼎、大克鼎，谭敬先生所赠子禾子釜、陈纯釜，汪敬之、陈翔九先生所赠德鼎，丁燮柔女士所赠征角、索諆爵等，孙鼎先生所赠员方鼎、旅钟等，刘体智先生所赠兵器等百余件，李荫轩、邱辉伉俪所赠小臣单觯、鲁侯尊、厚趠方鼎、史颂鼎、段簋、佣生簋、克钟、郘钟等百余件……20世纪90年代则有范季融先生所赠冒鼎、何鸿章先生所赠吴王夫差盉、叶肇夫先生所赠子仲姜盘等。

21世纪以来，上海博物馆受赠入藏的青铜器主要有三批：2012年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中国古代铜镜91件，2015年国家文物局划拨范季融、胡盈莹伉俪捐赠青铜器9件，2018年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2件。以下分别简述。

一、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中国古代铜镜

罗伊德·扣岑先生（Lloyd Cotsen，1929-2017）是美国著名收藏家、慈善家。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学与考古学，还修读过中国艺术史课程，并在古希腊时期遗址从事过考古发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以扣岑先生命名的“扣岑考古学研究所”（ Cotsen Instituteof Archaeology）是美国研究和教授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机构之一。

扣岑先生对中国古代铜镜的收藏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藏品，是他在海军服役期间从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竞得的四面铜镜。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扣岑先生不断充实自己的铜镜收藏，数量达到了近百件之多。

尤为可贵的是，在长期收藏铜镜的过程中，扣岑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风格，即注重早期铜镜、各个时代的典型铜镜、特殊工艺铜镜以及与铜镜相关文物的收藏。如他收藏的一枚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星纹镜，对了解和研究中国铜镜工艺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扣岑先生所藏铜镜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铜镜装饰工艺，从透空、鎏金、髹漆、彩绘到银背鎏金、镶嵌玻璃、镶嵌螺钿、金银平脱等，几乎应有尽有。

扣岑夫妇曾到访上海博物馆，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上海博物馆是其所藏铜镜最理想的家，回到这里，才有可能让更多希望了解中国古代铜镜艺术的人看到它们。而且，他认为主动将这些铜镜归还到它们的祖国，是对中国保护其文化遗产努力最大的支持，也是对中美两国实施保护文物双边协定的认同。

2008年，扣岑先生通过UCLA扣岑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罗泰先生与上海博物馆联络，表达捐赠的意愿。2009年6月，扣岑基金会主席专程来华，拜访了国家文物局，2012年11月，扣岑先生正式将其中国古代铜镜收藏全数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接受捐赠后，上海博物馆从91件藏品中精选出59件，于2012年11月16日至2013年1月20日举办了“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中国古代铜镜展”，并将其作为上海博物馆60周年馆庆系列活动之一。展览还配套出版了《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中国古代铜镜精粹》一书，收录了全部展品。

星纹镜（图一），齐家文化，直径11.4厘米。圆钮，圆钮座。外围有一周凸弦纹，围绕凸弦纹可见一周三角形纹构成的星纹。靠近镜缘的位置有两周凸弦纹，其上设二小孔，作为系绳穿挂或固定镜柄之用。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镜是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遗址25号墓出土的一枚七角星纹镜，时代属于齐家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此镜与七角星纹镜基本同形，且均有二小孔。

透空蟠龙纹镜（图二），战国，直径l5.7厘米。桥钮，圆钮座。主题纹饰作透雕的交龙纹，围绕钮座分别有4条龙的躯体与钮座连接，龙首噬咬着另一条小龙。外围又盘绕有4条龙，龙首噬住镜缘，并用一侧的前后爪压住镜缘。镜缘装饰有错红铜丝的菱形纹饰，镶嵌有绿松石。

鎏金龙纹镜架、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图三），东汉，镜直径28.3厘米。镜架通体鎏金，半圆形带槽镜托，两端各饰一龙首，架下有中空的方形柱。插座作四蹼形，中有凹弧缺口（漆木支架及底座为后配）。

这件镜架上安插了一面东汉长宜子孙连弧纹镜，两者如原配一般，严丝合缝。镜圆钮，柿蒂纹钮座，其间铸铭文“长宜子孙”。主题纹饰为内向八曲连弧纹，连弧间有花叶纹和变形山字纹。

石氏车马人物画像镜（图四），东汉，直径22.9厘米。圆钮，圆钮座。内区纹饰以四枚为界，有两组对称的神人车马，皆高浮雕。神人紋为一神三侍，主神高体端坐，头顶两侧有羽人持剑对舞。车马纹一区间为两排奔马，内侧五马，外侧六马骑有羽人。纹饰外围有铭文一周42字：“石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节时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

五岳纹方镜（图五），唐代，边长12.7厘米。方形，山峰钮，山形钮座。四角各耸出一个形态独具的山峦，群峰屹立。山上有树木花草，山间有云气和飞鸟。唐代方形镜遗存较少，上海博物馆另有一五岳真形方镜，与此镜完全相同。

金背凤乌纹菱花镜（图六），唐代，直径10.5厘米。八瓣菱花形，镜背镶嵌金壳，花叶纹圆钮。主题纹饰为缠枝花纹，四方的莲花上分别站立一只凤鸟，有的伫立观望，有的回首翘盼，有的则振翅欲飞，姿态不一。靠近镜缘处分别用飞鸟和如意云纹交错排列，以细密的圆圈纹作为地纹。金壳是在模内打压成形后，再錾刻细部而成。

镶嵌螺钿镜（图七），唐代，直径9.1厘米。八瓣葵花形，圆钮。以雕刻细纹的螺钿进行装饰（镶嵌的螺钿与镜体或非原配）。钮上方是一座房屋，正、侧两门为镶嵌的红色琥珀。钮下方共7人，左侧坐石凳上两人，后者执扇高举，前者抚琴而奏，旁有一人侍立;右侧一长者操手端坐，旁有两人侍立。当中一人长裳铺地，翩翩起舞，舞人的帽式不同于围观者，可能是西域的胡人，所跳可能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参看上海博物馆编《镜映乾坤——罗伊德-扣岑先生捐赠中国古代铜镜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1月）。

二、国家文物局划拨范季融、胡盈莹伉俪捐赠青铜器

范季融先生是著名美籍华人收藏家，其“首阳斋”珍藏有百余件中国古代青铜器精品，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青铜器私人收藏之一。范季融、胡盈莹伉俪也是上海博物馆的老朋友、美国“上海博物馆之友基金会”的发起者之一。他们曾多次向上博捐赠瓷器、青铜器、书画、古籍善本等珍贵文物，还捐资冠名了“范季融、胡盈莹展览厅”。

20世纪90年代初，两个重要的两周诸侯国国君墓葬群——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山西侯马北赵晋侯墓地——惨遭严重盗掘，出土的青铜器大量流失海外。其中一部分由上海博物馆征集回归，范季融先生也先后购得其中的9件。

2002年5月1日至7月30日，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范季融先生所藏晋侯青铜器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的出土品，以及上海博物馆、曲沃县博物馆的藏品一同展出。通过展览的形式，使一组5件的晋侯苏鼎、一组4件的晋侯对盈完成了“重聚”（参看上海博物馆编《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月）。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范季融先生在收藏活动中始终秉持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应该归国家所有的理念。2009年，当国家文物局与其商洽，希望促成秦公墓、晋侯墓流散文物回国时，得到了范先生的积极响应。2009年11月23日，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将其收藏的9件秦公、晋侯青铜器全部捐赠给国家。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的文物交接仪式上，范季融先生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文化交流贡献奖”。

接受捐赠后，根据捐赠人的意愿，国家文物局将这批青铜重器划拨给上海博物馆收藏。2015年6月12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了“国家文物局划拨周代青铜器入藏上海博物馆仪式”。至此，上博成了收藏秦公青铜器及流失在外的晋侯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机构。

范季融、胡盈莹伉俪此次捐赠的9件青铜器的照片、铭文拓片及器物说明已见本刊2010年第1期佘文楚先生《两代收藏人拳拳爱国心——胡惠春、范季融文物捐献纪实》一文，以下仅作简介。

晋伯卣（图八），西周中期，高27.5、口横16.2、口纵15.5厘米。盖、器对铭，各13字：“晋伯作厥嫡宗宝彝，其万年永用”。

晋侯苏鼎（图九），西周晚期，高23.4、口径26.9厘米。器内壁铸铭文三行13字：“晋侯苏作宝尊鼎，其万年永宝用”。晋侯苏鼎共有5件，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属于同一套列鼎。其余4件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曲沃县博物馆（2件）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据《史记·晋世家》索隐引《世本》，晋献侯名“苏”，这是晋侯墓地所出晋侯诸器铭文中唯一可与史书记载相对应的人物。

晋侯对盔（图十），西周晚期，高17.4、口横21.5、口纵13.7厘米。盖、器对铭，各30字：“唯正月初吉庚寅，晋侯对作宝尊及盨，其用田狩湛乐于原隰，其万年永宝用”。晋侯对盈共有两组，此组共4件，其余3件此前已入藏上海博物馆。

秦公鼎（3件），春秋早期，其一高35.2、口径35.5厘米（图十一），其二高32.4、口径33厘米，其三高30.5、口径31厘米。3件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属于同一套列鼎。器内壁铸铭两行6字：“秦公作宝用鼎”。上海博物馆原藏有4件秦公鼎，形制、纹饰与上述二鼎相似，而铭文小异，虽同为大堡子山秦公墓地2号墓、3号墓两座大墓所出，但应分属3套列鼎。甘肃省博物馆亦藏有3件秦公鼎。

秦公簋（2件），春秋早期，其一高16.4、口径18.7厘米（图十二），其二高16.2、口径18.9厘米。器内底铸铭两行6字：“秦公作铸用簋”。上海博物馆原藏有2件秦公簋，形制与之相近，而铭文作两行5字：“秦公作宝簋”，两者当同为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所出，但属于不同的铜器组合。

垂鳞纹鳆（图十三），春秋早期，高22.1、口径18.8厘米。属于春秋早期偏早的秦国青铜器，即为秦式鍑。与之相似者目前还发现4件：上海博物馆藏垂鳞纹鍑、波曲纹鍑（后者为1994年范季融先生捐赠）、甘肃省博物馆藏垂鳞纹鍑、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波曲纹鍑（参看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

三、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

朱昌言先生（ 1917-2013）是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家、“上海博物馆之友”成员，也是上博的重要捐赠人。朱先生早年离沪赴港，对上海始终抱有深厚感情。20世纪90年代，朱先生曾向上博捐赠陶俑、石雕、墓志和青铜器等文物，以及先进材料与设备。上博现址的“中国古代书法馆”即由朱先生牵头捐建，冠名为“朱昌言、陆宗霖、叶仲午、董慕节、顾小坤书法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博简”）的入藏，也得益于朱昌言先生的资助。1994年冬，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了第三批270余枚战国楚简，可与同年早些时候上博从香港征集的前两批1000余枚竹简联缀。而此时，上博当年的征集经费业已告罄，无力收购。朱先生闻讯，再次联合前述四位先生，出资买下竹简，赠予上博。此合璧故事后经马承源先生披露，遂传为美谈。

受马承源、陈佩芬两位青铜器研究大家的影响，古代青铜器成了朱昌言先生重点搜求的对象。其青铜器藏品以往较少为世人所知，现已经彭适凡先生整理，编为《九如园吉金——朱昌言藏古代青铜器》一书，共收录商代至西汉青铜器76件（组）。

其中最难得的两件珍品——商代晚期兽面纹方觚、西汉信成侯鎏金方壶——则于2017年由朱先生的家人根据其遗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兽面纹方觚殊为罕见，是朱先生的至爱珍藏，可填补上博现有收藏序列之缺;西汉信成侯鎏金方壶则是研究汉初历史与文字的重要资料。为此，上海博物馆于2018年5月12日至5月20日举办了“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展”等活动，以为纪念。

獸面纹方觚（图十四），商晚期，高34.6、口边长14. 5-14.8厘米。侈口，长颈，短直腹，平底，圈足外撇，高足沿。口沿至圈足设置八道棱脊，口部的扉棱挑出器外。颈部饰长蕉叶纹，颈部下端和腹部上端饰连体兽面纹，腹部和圈足以棱脊为中线饰以分解式兽面纹，腹部与圈足间的宽槽饰以两周凸弦纹，并有浅凹的十字。

这件方觚的造型、纹饰近似于河南安阳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的亚址方觚，时代为商代晚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别具一格的方形青铜器，装饰华美，铸造精良，数量亦少于同类的圆形器。方觚流行至商末周初，使用的时间比较短，且出现在级别较高的墓葬中，是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

信成侯鎏金方壶（图十五），西汉，高38、口边长11.5厘米。侈口.口沿内折，短颈，弧腹，高圈足，两侧腹中部设铺首衔环，造型与铺首纹饰均为秦至汉初风格。器表曾饰有鎏金云纹与三角纹，现大部分已磨夷。壶腹的正面中部刻有“信成侯”三字铭文，字体属战国秦至汉初，故此“信成侯”当指汉初名将—郦商。

据《史记》《汉书》，陈胜起兵反秦时，郦商聚集数千人。刘邦到岐地以后，郦商带领将士投归。郦商屡战屡胜，约在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受刘邦赐爵，封“信成君”。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郦商复以战功“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即所谓“信成侯”（参看《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纪念》，上海博物馆，2018年5月）。

上海博物馆成立60多年来，逾千位海内外藏家的无私捐赠成了馆藏文物的重要来源。上博始终牢记捐赠者化私为公的善举，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捐赠人的铭记和感谢。未来，还将如馆长杨志刚先生在“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纪念仪式”上所言，在建设中的上博东馆为捐赠文物开辟更多展陈空间，“以感谢捐赠人为保护文化遗产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彪炳文博界，启迪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