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樾

海上闻人杜月笙之子、旅居加拿大的古代钱币研究和收藏家杜维善先生，前后多次对上海博物馆慷慨捐赠，使得上海博物馆在货币类文物收藏中，建立起一支种类独特的收藏体系——丝绸之路古代国家货币（图一）。

杜维善对博物馆的慷慨馈赠，并非一时兴之所至，如同他长期对古代钱币的收藏与研究一样，是一个持之以恒、逐步推进的建设工程。

第一次见到杜维善先生（图二），是在他上海博物馆的顾问办公室里。杜先生身材高大，举止儒雅。上海话说得慢，听着舒服。作为老上海人，尽管知道的很多，但他并不愿意多谈显赫的家世和上海滩掌故轶闻。他最喜欢谈的还是中外历史、文物钱币，还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研究与收藏的缘起

问起是为何开始的古币收藏？老先生说了个听上去犹如孩子般赌气的起因。

他说：“当时很年轻，从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就回到台湾工作，在政府里做一个普通公务员。每天中午，都会去机关附近的商场里吃饭，饭后一边散步，一边看看古董店里的藏品。有一天，看见柜台里放着的中国古钱，因为好奇，就向老板咨询古钱的时代和不同古钱的特征。没曾想老板答不上来，还呛我一句，‘我不知道，你想弄明白，就自己买回去研究好了！一赌气，我就真把这几个古钱买下来，带回家研究。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古钱收藏和研究之路。”

在台湾时，杜先生曾寻见一枚找了许久的古币，但藏家不愿割爱，所以开出了大致相当于一幢房子的天价，希望此举能够挡住杜维善收藏之愿。但没料到的是，杜先生立即回家向银行抵押了房子，揣着现金就找了回来。因为这一“豪举”，有泉友戏称他为“钱痴”。他的夫人谭端言更是经常向朋友“抱怨”：杜先生将家里可用的“活钱”，全变成了无法使用的“死钱”。

原本以为这该是怎样一个独具慧眼和增值投资的心路历程，可竟然开始的这么简单。老先生笑着说：“要真这样就糟了，单是用房子去换古币的那次，就可以赔得很惨。正因为我收藏是为了了解和研究古币，而不是做买卖或投资，人家才没拿古币换我的房子，还和我交了朋友，后来更为我的研究，无偿提供了许多资料。”杜先生总结，正因为他的用意不在于投资与增值，才会在后来得到那么多国内外泉友的帮助，才会在收藏上取得一点成绩。

看上去是赌气引发的收藏和研究，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杜先生心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眷恋，通过对钱币文物的收集、把玩和研究，实际上是通过独特的视角去重新观察传统的历史文化。一枚小小的钱币，带给杜先生一个大大的世界。

传统文化的熏陶

与杜先生接触多了以后，逐渐明白，杜先生这种独特的收藏意识，也并不是无源之水，其实与他童年时的家庭影响、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33年，杜维善出生于上海，是上海近代史的传奇人物杜月笙的第七子。杜月笙很早就出来闯荡江湖，受教育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文化人极为推崇。对比同时代多数人而言，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可谓是极其看重的。杜先生回忆，“小时候，要背很多书。父亲在其他事上管教并不多，但独对此事非常认真，常会考察背书，背不出来就要打手板”。很小开始，父亲就命他师从蔡子玉和陈微明学习古文、练习书法。每当父亲在与文化人往来时，会有意命他们兄弟出来端茶送水、一旁侍立陪客，让孩子们感受文化与精神的魅力。杜先生还记得，年纪小小的他，就经常为章士钊先生磨墨、陪侍写字，至今记忆犹新。

“更有意思的是，他虽然自己文化不多，却极为开明。很小的时候，他就为我找了法国人专门教授法文，后来又學了英文。”杜先生回忆，正是这些扎实的“童子功”，让他可以方便使用多种外文资料，及时了解外国同行的研究动态，并与他们展开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外许多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的学者，正是通过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钱币研究状况。

少时的学习使杜先生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后虽留学澳大利亚，继而旅居台湾、香港，后又迁居加拿大。长期漂泊，但杜先生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家乡的眷恋始终未变，这两大情结也始终贯穿于他的收藏与研究事业中。

小钱币大世界

多年前，上海博物馆印行了杜维善所著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一书。在该书的扉页上，摘录了他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收集和研究是形成主要收藏的关键”。在这个方面，杜先生知行合一，“收藏而不做研究，和仓库保管员有什么两样？”在杜先生看来，没有研究的收藏，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杜先生开始收藏研究中国古币时，才发现当时台湾对古币有深入认识的人并不多。几位志同道合者交流观点、互相学习，很是开心。当时甚至有一些古币，就是因为了解的深入而提高了价值。当然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缺书也缺资料，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大陆出版的考古报告，因为这些有关出土文物的科学报告，非常有益于问题的研究。

“逐渐发现古钱币文物虽小，但涉及问题却并不少，研究起来并不容易。”杜先生在回忆早年研究经历时说，“钱币犹如一个小小的U盘，体量并不大，内涵的信息量却极大。钱币除了可以帮助交易、贸易的进行，同时也是一种国家凭证，时代背景、市场贸易、文化与宗教信仰等信息都会在其上有所体现。要廓清这些现象，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非得读很多书，研究分析很多考古报告才可以做到”。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历史货币在他的脑海中仿佛被“盘活”了，它们逐渐构成了一棵枝繁叶茂、互为体系的大树。每枚钱币的使用时代、发行的地域、文字与符号的意义等，这些本来庞杂拥挤的信息被逐渐厘清，研究更为他带来了无上的快乐。

“你看，我喜欢穿得舒服自在，常年就是这几件衣服，很简单，更不愿意为‘吃花时间，越快越好，常吃的就是你们说的‘垃圾食品（汉堡包）。但我的生活很快乐。每天按时读书、查数据，作古币的编目，觉得时间都不够用。有次偶然发现，居然连加拿大政府发给老人的养老金，每个月我连一半都用不到。”当然，杜先生也有苦闷的时候，那就是在加拿大太难找到可以和他交流的同行了。

出色的研究逐渐为他的收藏带来声誉。自20世纪60年代起，杜先生经过大量系统地收集和研究五铢、半两和开元通宝，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并著有《半两考》《开元通宝系年汇考》《五铢图考》等专著（图三）。到80年代，杜维善就已成为港台地区赫赫有名的收藏家。

一枚钱币一段历史

国外的钱币研究，收藏家关注的范围很广，整个古代世界的钱币都在他们的视野内。20世纪80年代，杜先生在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中，逐渐又发现了新的关注点——丝绸之路古代国家货币。

最开始是因为他注意到，历史上自中国祁连山地区西走中亚的大月氏人，引发了一系列的草原民族迁徙运动，这种迁徙对当时中亚、乃至西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公元前后上千年的亚欧内陆地区的历史，是可以从钱币的角度做一观察的。于是杜先生开始了新的收藏方向，一边研究一边收集丝路古币。古代丝绸之路周边国家众多，历史背景、政治关系和文化宗教艺术错综复杂，带着研究目的搜集此类钱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杜先生认为，公元前后的千余年是东西方文化借丝绸之路，进行交流互动的繁荣时期，但是对这种互动中的媒介——众多亚欧内陆古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的研究，却极为薄弱。有关这些古国的文献记载不多，相关研究只能更多地依靠考古文物资料。“这些古代丝路钱币，就为大家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杜先生谈起古钱时滔滔不绝，令人感觉这些古币能变成一个个可以站出来言说的历史证人。

“你看这枚安息时期的穆萨女皇银币（图四），它就为我们认识汉朝与安息的交往时间点提供了说明。在《汉书·西域传》中提到安息时，有这样一段话，‘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钱……也就是说，安息的钱币是用银子制造的，正面是国王像，背面是王后像，朝代更迭时国家会重新设计制钱。可我们见到的安息钱币，正面是国王像，背面几乎都是一个手持弓箭的射手像。是不是到安息的汉朝使者搞错了，所以回来交报告后，给史官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不是的，安息王朝还真有过这种形式的银币，就是这种于公元前2年到公元4年，短短6年里发行的一种安息银币。”

据杜先生讲述，这枚钱币背后还真有一段惨烈的故事：银币正面是安息国王佛拉特斯五世的头像，背面是皇后穆萨的头像。穆萨是佛拉特斯五世的母亲，她原本为罗马皇帝根据协议送给安息皇帝佛拉特斯四世的女奴，因获得皇帝的好感而被提为妃后，劝说皇帝将其他儿子送去了罗马，然后又毒杀了自己的丈夫，篡权将儿子推举为皇帝佛拉特斯五世，再嫁给自己的儿子，自立为皇后，6年后即被旧臣联络其他皇子推翻。“嫁子为后”也说明在安息文化里，当时还有古老的草原民族元素。

“是不是很有意思？正是依靠这枚银币，基本上可以断定，汉朝使者到达安息访问的时间，就应该在公元前2年到公元4年，因为只有这个阶段，他会自然地认为，安息法定货币就是这个样子。”

杜先生紧接着又讲了一枚珍贵而难得的成吉思汗金币，小小钱币也同样记录着一段历史史实。

文献记载，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和平商队被诬为间谍而遇害。为报仇，1219年发动西征，讨伐花剌子模国王阿拉丁·摩柯末。1220年，蒙古军于“河中战役”全歼花剌子模军队。摩柯末病死，传位给儿子扎兰丁，扎兰丁召集旧部在阿富汗巴米扬大败蒙古将军失乞忽秃忽。随后，成吉思汗领军亲征，两军在申河决战，蒙古军队大胜，史称“申河战役”。成吉思汗歼灭扎兰丁后北返，派儿子窝阔台攻打加兹尼（位于今阿富汗东部），攻克后屠城，仅留下少数技术工人。为庆祝胜利，成吉思汗令窝阔台制造了这种纪念金币。

在这枚黄金打造的钱币正面（图五），用阿拉伯文写着：“汗中之汗、最伟大、最公正、成吉思汗。金币于618年（伊历，公元1222年）制于加兹尼”，金币背面是伊斯兰教的清真言。在蒙古帝国时期打制的钱币存世不多，尤其还署着大汗全名和制造地、年份信息的，就更为罕见。如“汗中之汗”的称法，实际上是西亚地区流行的、称颂国王的常见格式，意思同于“王中之王”;而金币两面没有图像，符合伊斯兰教“禁止崇拜偶像”的习俗;钱币仅以文字来表明王权与神权的互相支持，也是中亚地区一贯的钱币设计中心思想。可见成吉思汗时的蒙古帝国为扩张地域，在文化上也持着一个非常开放、兼容并包的心态。

丝路古钱多以金属打压法制成，就是将金、银和铜金属制成圆形钱坯，再以重力施压，在钱币两面轧出文字或图案。由于加工工艺和铜金属易受腐蚀的原因，品相好的古代铜币历来非常难得。而杜先生捐赠的包括贵霜王朝（Kushan Dyriasty）、阿拉伯 萨珊王朝（Arab-SasanianDynasty）、白衣大食（The Umayyad Dynasty）和黑衣大食（The Abbasids Dynasty）所发行的金、银、铜币，非常注重王朝货币体系的完整。对贵霜和阿拉伯 萨珊王朝钱币而言，几乎囊括了其历朝历代的所有发行品，单从文物收藏和陈列展示的角度看，图案和文字清晰、纤毫毕现，极其精美，几乎每一枚都是上佳品相。不难想象，要经历怎样的千挑万选，才能搜集到这样的文物精品。

乡情与捐赠

这些难得的古币收藏，因为杜维善先生浓浓的乡情，而来到了上海博物馆。

杜先生说：“当时，为了给这些丝路古币在国内找寻一个‘家，我多次回国去各地考察。最终是认同上海博物馆的先进管理理念，也感佩于当时马承源、汪庆正二位老馆长的眼光与热心。”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博物馆还坐落在中汇银行大厦的旧址，而这幢大楼，正是少年杜维善所熟悉的杜家产业。在这里，他注意到上海博物馆在五铢、半两等中国古币的收藏、展示方面，确属世界一流，而且文物陈列方式的革新、保管体系的完善，在国内亦属前列。杜先生向当时的马、汪两位馆长提及，他想为收藏的丝路古国钱币在大陆寻找一个家时，两位馆长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批古币文物的价值，积极响应着杜先生的慷慨。

尤其是汪庆正馆长，他马上意识到，一批完整体系的异域文物收藏，将会极大地丰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种类，为上海乃至全国人民，打开一扇观赏异域文化的窗户。在这一点上，杜维善、马承源、汪庆正三位先生无疑有着共同的心声。

美国、欧洲甚至日本的博物馆，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除了向国人介绍本国历史文化外，对域外的历史文化、相关文物，诸如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甚至古代中国、非洲等，无不汇集一堂。参观者列身其中，世界古代文明及历史发展，即可产生大概之认识。这样的展示，潜移默化，是能够培养、熏陶出参观者的博大视野。目前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难有放眼世界的展示陈列，借助异域钱币，也算是个良好开端。马、汪两位馆长积极推进，还“催逼”着杜先生完成了一本介绍丝路古国钱币的小书，希望这批珍贵文物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以及学术界的利用和重视。

杜先生于1991年开始了正式捐赠，时至今日，先后分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四千多枚。回想1991年第一次捐赠时，他就曾向记者谈道，“捐赠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希望国内的观众能喜欢，希望国内的学者能用到它们。缺少的种类，我将陆续补充！”

杜先生的这一善举，使得上海博物馆收藏了时代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5世纪，计40余大类的西、中和南亚地区古国发行和使用的货币，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公元前后l，500余年里，亚欧内陆地区的货币文化面貌，也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国内首家拥有比较完整体系、异域文物收藏的博物馆。这批收藏品长期展示在上海博物馆四楼钱币馆内的一间专室里。为纪念杜维善先生和夫人的慷慨，上博特意将专室命名为“杜维善、谭端言舊藏丝绸之路古币专室”。

现代社会，许多人忙忙碌碌，追求很多，却难以体会到简单的快乐。胡适曾说，“真实地为我，即是最好的利人”。我有时觉得，杜维善先生正在为这句话做着直接的注解。对杜先生来说，收藏与研究就是最幸福和快乐，而又最简单的事情。然后，他又通过捐赠的善举，将这种快乐传递给我们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