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1

大雪。没有雪。整个冬天似乎也没有雪。雪，留守在北方以北。

过廖家磨，和过每一条巷道没有区别。浮尘四游，万物毛糙，搓刷着十一月的空气。

遇见张永平时，是下午，虚弱的阳光搭在西侧小区的铁栅栏上。他在人行道上磨菜刀。戴一顶黑帽子，帽檐上，落了一层灰。满脸皱纹，和大西北的山川一样，起伏不平。嘴角别着一支烟，烟灰积了一寸，悬着，忘了弹掉。

他坐在自己的家当上，弓着腰，双手捏着刀背，在一块洒了水的磨石上，专心磨着刀。其实他也没什么家当。一张一膀子长的矮腿条凳，半尺宽。后腿处安了一副小轮子，条凳的“肚子”下，塑料袋里绑着一个喇叭，前腿处拴着一个水罐，外加一片磨石，一块砂轮。就没有了。

我蹲在一侧，和他说话，看他干活。他是个爱说话的人。

他在砂轮上，把豁口、卷刃的刀四十五度角，放上去，两面换着磨。铁和砂摩擦的声音，在刀刃上游走，似一万匹马用前蹄敲打草原。磨成百下之后，刀刃平整了，锈迹也退尽了。他用大拇指在刃口刮一刮，试一下还有没有卷曲的地方。还有，再补几下。好了，就搭在油石上继续磨。油石用一根橡皮筋固定在条凳面上，他骑在凳上，像骑着一匹驴，走下坡路，弓着腰，抓着鬃，满脸绷紧。这是个细活，油石得不断洒水，保持石面湿润。刀不能立得太起，否则，会铲坏石头。不能太平，平了磨不上。朝下的大拇指，和石面基本贴上，这个角度刚好。来回磨，力要匀，速度要稳，两面兼顾。磨一阵，在凳子帮上，用刀刃从上至下，轻微割一下，试试刃口的锋利程度。不行，再磨，数百个来回，刀刃顽固的钢被石头反复磨合、包容，最后平整了，锋利了。

有时候，老刀，实在钝得不行了。得开刃。一把胳膊长、微弓、两头有铁手柄、呈“工”字、中间安着一扎长钢刃的工具，钢刃有点像推刨里的刨刃。把菜刀卡在凳面上，握牢工具，用钢刃在菜刀刃口一侧铲下去，菜刀上的铁就像泥皮一样翻起，卷成花了。削铁如泥。我以前对这个词，很模糊。这一次，终于看到了一把刀刃将另一把刀，削出了泥花。一面好了，换另一面。这个过程叫“起”。我没有搞清“起”的意思。但一把刃口被蔬菜、肉类、骨头、案板反复磨损，被漫长日子反复销蚀的刀，此刻，露出了银色的光泽，在午后昏沉的光线里，让世界惊心。

“起刃”后，在一个圆形的手摇式的砂轮上反复打磨，然后用砂轮，最后，用磨石。

半个多小时后，一把生满锈迹、面目模糊、刃口卷曲的菜刀，变得刀刃锋利、通身清亮、崭新如初。多像一个为生活所累而蓬头垢面的女人，去了一趟澡堂，出来后，光彩照人。

一把刀磨得好不好。李永平说，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拿起刀，侧着看，如果刀刃是一根线，就成了，另一个是，老百姓的口碑，一把刀磨出一根线，不难，但磨出一个好口碑，不容易。

咋样才能磨好？我问。

功夫都在手上。他的手，指肚长期蘸水和石灰，满是腐蚀出的裂纹。手背上，青筋数道，肌肉凸起。

咋样掌握这功夫？

良心，把良心用在刀刃上。

2

一把刀磨好了。主人买菜去了，张永平丢下家当，送到了人家门口。

磨一把刀，六块钱。有时候，有人给五元，他也就收了。

张永平，属羊，今年四十九，大门乡长官村人。一家四口，妻子，两个孩子。妻子常年在家务地，二三亩，种点麦、玉米和洋芋，样数不多，够吃就行了。再说，一个女人家，种多了，实在务不过来。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磨刀。除过吃喝、租房，他一月勉强能挣两千元，最好的一天，能掙二百元，有一天，二三十元。得看运气了。他挣的钱，是供孩子上学的。他舍不得用，一双鞋，穿得开胶了。

张永平磨了半辈子刀，打小跟父亲学的。父亲当年跟地下党学的。解放前，天水这一带，好多地下党，都会磨刀。既是生计，也是一种手段。磨刀的人，可以走村串巷，难以管理，他们利用这个空隙，发展党员，宣传政策，传递情报。

张永平的父亲，究竟如何跟上当时在黄土高原上穿梭的人学磨刀的，这里面的故事，张永平不知道，我也就无从知晓了。

从十几岁出门磨刀开始，一磨就把几十年磨光了。

他最远去过兰州。坐火车。那时候，火车慢，摇啊晃啊，要一天。到了，花点钱，买好材料，再做一套家当，就开始四处磨刀了。

这几年，上了岁数，怕出远门，他就在天水转悠。有时也去县上，拉着自己的“长条凳”，坐上班车，睡个囫囵觉，就到了。晚上，有时候，舍不得花钱，夏天，裹着衣服睡台阶上。冬天，天冷，睡银行的自动服务大厅，里面有空调，暖和点。

张永平说，磨刀，北京生意好，磨一把，八元，北京人讲究，刀不好使了，就磨，不像我们这里，凑合事，一把刀老得掉牙了也没有磨的意思，当然，也舍不得花那个钱。可他没去过北京。

每年二月份，春分过了，种上地。他就出门了。年年如此。

现在是磨刀的淡季，人们将就着，凑合着，到腊月里，才会磨一次刀。腊月里，大雪盖了城，他依旧拉着自己的家当，哈着白气，踩着积雪，满城行走，寻找每一把需要打磨的刀。直到腊月二十三，小年，才回乡下的家里。

磨刀人，行走是一辈子的宿命。只有行走，才能找到那被光阴磨损的刀，才能找到日子深处的光亮。

3

我说，磨刀看着容易。

张永平嘴角一挑，积了很长的半截烟灰，落了下去。看着容易，其实不是这样，磨菜刀，只是最常见、最基本的手艺，还要会磨剪子，剪子磨单面，磨不好，就废了。有时候，还要磨手术刀，这个才难，刃薄，刀小，手底下没功夫，磨一个下午，也不见效。印刷厂的裁纸刀也磨，刀刃在机器上，得站着，磨起来，费事。不要以为仅仅是一把刀，其实种类很多，磨法也不一样，得“对症下药”。

磨了半辈子刀，他还是念叨老天水的刀，原先刃具厂生产的。岷县的也不错。钢加得深，耐用，好磨。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即便钝了，霍霍几下，就出刃了。磨好的刀，切洋芋，细如丝，光滑鲜嫩，水分被刀刃锁在了每一根洋芋丝上。老刀，切出的洋芋，呈锯齿状，干燥，粗硬。

一把好刀能用一辈人。

可现在好刀难寻。曾经笨重但好用的钢刀，被大量的不锈钢菜刀日渐取代了。不锈钢菜刀，轻巧，不锈，有它的好处，但老了，或者豁了口，就不好磨了。它是一个整体，开不了刃。刀搭在磨石上，不认，就“跑”了，磨来磨去，老样子。

不锈钢，很少有人磨了。磨刀的，多是老人。年轻人，不好使的，便扔掉，再换一把新的。一把刀和一个家庭之间，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温度，仅仅是个工具，它来自某个千篇一律的超市，某个千篇一律的货架，某个千篇一律的款式。不像以前，每一把刀，都有一个故事，那故事，带着过去的回忆，在案板上总是“当当当”地诉说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把好刀，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说。但在一个匆忙的粗鄙的工业化时代，刀，已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工具。

这些年，张永平的生意日渐荒芜。半生积累的手艺，勉强糊口。

以前，天水城，还有外地来的磨刀人，生意不好，也便不再来了。

天水城，算上他，现在只有三个磨刀人了。一个七十来岁，快磨不动了。另一个五十来岁，还在磨，也不知能磨到哪一天。张永平也不知道自己能磨到哪一天。他说，磨一天，算一天吧。

我问，有没有人学你这手艺？

谁学啊，不挣钱，一年四季，风吹日晒，现在的年轻人，再说也吃不了这个苦。

那以后就没人会磨刀了？

我们一死，也就失传了。

他的一把刀磨好了，用水清洗了一下，明晃晃的刀锋，闪烁着透亮的光芒。递刀，接钱。拾掇好家当。他拉上“长条凳”，按了喇叭。“锵刀磨剪子来——锵刀磨剪子来”，悠长的吆喝声，和他灰旧的背影，一道黯淡在了人影晃动的廖家磨。

那磨刀霍霍的声音，如尘，落在了他坐过的地方，被一双双散乱疲惫的脚步，踩散了。

带着前夫过日子

去见朱召梅时，是一个早晨。阳光还未落在重新街。逼仄的街道，有人穿行。尚未落定的尘埃，在光阴的指缝中，起伏着。

在重新街北段，右手，进一片居民小区。院子里，一个大车棚隔壁，一间小平房，便是朱召梅的家里。我们去时，她不在。等了片刻，她提着一把葱，迈着大步子，带着一身风，回来了。她开门，倒水，找板凳，手脚麻利。我们进了她的屋子，真小，六七个平米吧，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子三分之二的空间。屋里到处堆着生活用品，三四个人，站地上，就转不过身了。

我们出屋，坐在院子里。她用大塑料盆接了水，從屋里抱出一堆衣服，蹲着，开始洗。额头上的刘海总是落下来，遮住眼，她用湿漉漉的手背往上一推，发梢上，沾满了泡沫子。

她洗着衣服，和我们絮叨起了这些年的光阴和特殊的家庭情况。

1969年，朱召梅出生在清水县贾川乡梅江村。15岁那年，她离开家乡，懵懵懂懂到了秦州区当保姆，一个月，工资十元。这应该是她第一次进城。那些高楼、车流、人群、喧哗，让她眼馋，又头晕。1988年，经人介绍，她和杨宝玉认识了。两个年轻人，都能对上眼，这就成了，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不比现在，对象是用钱谈出来的。

领结婚证的那天，朱召梅和杨宝玉一起去办证。两个人，不敢拉手，就肩挨着肩。走着走着，朱召梅发现杨宝玉竟然走不稳，还时不时会摔跤。后来，问起，杨宝玉的家人才告诉她，杨宝玉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后来她回想，当时介绍人确实说杨宝玉身体有点毛病，但没具体说是啥情况。她和杨宝玉见面的时候，杨宝玉一直都是坐着，她也没发现什么。

可现在，看着走路东倒西歪的未婚夫，朱召梅心就凉了，她心里矛盾极了，这个证到底领还是不领？领，她就要和这个患病的男人生活一辈子，未来的艰难显而易见。不领，可已经答应和对方结婚了，彩礼也收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不能说反悔就反悔。

“只能选择结婚，已经答应了，就不能骗人家。”二十五年以后，当朱召梅再次回忆那时的抉择时，这样说道。

最后，老实善良的天性占了上风。农历四月廿八，朱召梅和杨宝玉结婚。那一年，朱召梅19岁，杨宝玉25岁。一年后，有了女儿。

婚后，杨宝玉虽然行动不便，但生活还能勉强自理。为了不拖累妻子，在附近的大众澡堂打工，卖个票、发个锁，挣点零用钱，填补家用。朱召梅在家里带孩子，那时候，女儿还小，离不开人。

后来，杨宝玉的病越来越严重，几乎无法行走了。没办法，他只好辞了那份活，回到家，躺在床上，靠领低保生活。孩子才两岁，花销正大。他也要常常买药，需要钱。还有三口人的吃穿。日子实在过不前了，朱召梅就把孩子丢在家里，到酒厂找了份活，打工挣钱，维持家用。时至今日，当再次说起那段凄苦的生活时，朱召梅还是忍不住流眼泪。她说，那时候太困难了，孩子想吃个饼子都拿不出钱买。

“有一次要黄馍哩，那个时候两毛钱一个黄油馍，娃就闹着要哩，我就打娃，不让闹，娃就哭个不停，我兄弟就过来问你打娃干啥，我说要黄馍哩，我兄弟说要黄馍你给买个，打娃干啥哩？没有钱啊。”日子就真的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个艰难，我们已无法理解。只有她滴落在水盆里的眼泪，反复打磨着那段寒酸凄惨的光阴，一切似乎依旧是清晰的。

就这样过了七年半。由于各种原因，但最主要还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商量着，离了婚，孩子留给杨宝玉。

离婚后，杨宝玉一直卧床不起。而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患有重病，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身边没个人照顾，杨宝玉的生活陷入困顿，实在是窘迫不堪。用朱召梅的话说，要是没人关照的话，他有可能饿死，有可能在冬天冻死。

分开后，朱召梅在外面租了房。但她没闲着，靠人帮助，摆了一个烟摊，挣不了什么钱，只能够维持三餐。后来，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建平。怎么认识的，快二十年过去了，记不太清了。或许是生活本身太苦，就像一副副药，有些特别苦的药，记得清楚，有些不太苦的，反而模模糊糊了。

张建平的妻子得病去世了，留下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他也是一个命苦的人，妻子离世，孩子一堆，日子过得凄凄惨惨。也正在这难心的节骨眼上，认识了朱召梅。张建平人也好，老实，本分，话少，勤快。两个人，都能合得来。朱召梅唯一忧虑的是，三个孩子，加上她的一个，四个，能拉扯过来吗？但生活将两个各有难处的好人放在了一起，再说张建平真的心眼好，这顾虑，也就不算什么了。

他们一起带着孩子过日子，一个重组的家庭开始了平淡而安稳的生活。

在新的家庭，朱召梅过上了不再终日操劳的日子，她本以为这种日子会细水长流，可惜平静总是短暂的。

再说前夫杨宝玉，一开始兄弟姐妹给找了个保姆照顾着。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杨宝玉的母亲去世了，保姆也不好好照看杨宝玉。没办法，杨宝玉的父亲，曾经的公公，一个年迈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找上朱召梅的门来了，来求她帮忙照顾。

那时候，杨宝玉手脚肌肉萎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她还是心软，还是念情。看着老人那双布满血丝的绝望的眼睛，听着前夫悲惨的生活，再想想那些清贫光阴里的喜乐和他对她的好，何况还有两个人共同的孩子。她答应了，再一次来到杨宝玉身边，从老人手里接过了照顾杨宝玉的“班”。

去杨宝玉家里时，才发现杨宝玉躺在屎尿中，臭味熏人，真的是惨不忍睹。“我刚接上班的时候，他那个褥子全部叫尿尿透着哩。”朱召梅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她赶紧将脏被褥换洗了，并给他把那张几个月没洗的脸擦得干干净净。一有时间，她便去给他缝缝洗洗。家里堆了一山需要清洗整理的东西，再不洗，就把人埋了。

以后的日子，朱召梅开始了每天在自己家和前夫家往返奔波的生活。

没过几年，杨宝玉的父亲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了杨宝玉和女儿。

女儿来找她，说：“妈，怎么办，爸爸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朱召梅前思后想了很久，但还是向丈夫提出了把杨宝玉接过来照顾的想法，毕竟自己跑来跑去，把时间都耽誤在路上了，再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离得太远，也不知道。当她把话说出口时，心里捏着一个疙瘩，她不知道这样的提议会招来什么，说她多管闲事，说她旧情难忘，说她不疼的指头往磨眼里塞，说她给原本就不宽展的家庭添负担，甚至吵一架，她的腿都在抖。但出乎意料的是，张建平同意了，并愿意帮助她一起照顾。她真的没想到张建平这么通情达理，这让她感动，眼泪在腮帮上扑簌簌落着。

从此，朱召梅和张建平就承担起了照顾杨宝玉的重任。在罗玉小区居住时，他们把杨宝玉接到罗玉小区照顾。2013年8月，朱召梅找了份给重新街家属院看车棚的活，他们一家也就搬进了车棚边上的一间小平房。他们也给杨宝玉在旁边租了间平房，带在身边照顾。

每天早上六点多，朱召梅就到杨宝玉房子，帮助他上厕所、洗漱、喂着吃早点，完了去看车棚。午饭、晚饭做好后也送过去喂他吃。晚上十点左右她还要过去，把杨宝玉扶到床上睡下，这一天才算结束。有时忙不过来，丈夫张建平也会过来照看。       “真的累，虽然这么累，但感觉心里踏实着哩。”朱召梅常说。

家里的孩子对朱召梅很有感情，也都接受了家里的这个“编外人员”，儿子还时不时过来给杨宝玉理个发、刮个胡子。过多的操劳让四十多岁的朱召梅显得比同龄人苍老憔悴得多。杨宝玉说，是他连累了朱召梅，这辈子能遇到前妻这么好的人是他的福气，如果不是前妻对他的照顾，他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你是娃她爸，照顾你是应该的。”每当杨宝玉念叨起朱召梅的好时，朱召梅会凑上去，在他耳边大声这样回答。这句话，如今她记不清自己到底说过多少遍了。

中午，上班的张建平回来了，骑着老式自行车。车筐里装着面条。他和朱召梅打过招呼后，径直到厨房做起了午饭。说是厨房，其实是在车棚边搭起的一个很简陋的棚子。

西红柿鸡蛋面。切西红柿，炒鸡蛋，放调料，加水。张建平做得得心应手。朱召梅在一边，烧水，两个人说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不远处，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整整齐齐挂在车棚边上，一溜子，滴滴答答落着水。水滴声，淹没在了炒菜的声响里。

饭做好了。张建平先盛满一碗，调好盐和醋，朱召梅拿着筷子和一双晾干的袜子，一前一后进了杨宝玉的屋子。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电视开着，杨宝玉侧躺着，看电视。这几年，在朱召梅的照顾下，病好了许多。

在朱召梅的帮助下，张建平抱起杨宝玉，坐在床上。张建平端着碗，朱召梅用筷子，很悉心地给杨宝玉喂着饭。她的额头上，冒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此刻是正午，阳光飘进窗口，暖融融的，落在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身上。此刻，一切言说都是多余的，唯有温暖的米黄色的阳光，在屋里，把一切包裹，把一切照亮，把人世间的万千冰雪静静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