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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民俗的文化自觉

2019-07-22黄雄杰

中国民族博览 2019年6期
关键词:文化自觉演变起源

【摘要】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其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为客观、真实地弄清年例文化的“来龙去脉”,本文以茂名市年例节庆为例,对茂名年例民俗文化进行全面研究,通过调查及文献考证粤西年例的起源及形成有五种起源观,根据时代发展将茂名年例的发展演变划分不同阶段,最后指出年例文化鲜明而特色的民俗特点。生活于年例文化圈的人对年例民俗理应有清晰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年例文化在新时期发挥其积极的文化引导作用,使传统文化教育融合、渗透于乡间生活中。

【关键词】文化自觉;年例文化;起源;演变;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甚至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这对一个国家(民族)如是,对一个地区也是如此。茂名是粤西地区的中心地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经过千百年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方特色和传统习俗——“年例”,并于2012年正式上榜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茂名的特色传统民俗文化。但由于对年例民俗文化褒贬不一、评鉴各异,缺乏对年例文化的自觉、自信和培育,年例文化一直戴着神秘的面纱,“深藏深闺人未识”,仅局限在南海之滨、粤西一隅扎根生长,未能发挥其优秀基因和积极作用,形成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研究茂名年例文化,对于传承和弘扬茂名年例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建中国魅力城市、文明城市,打造广东沿海经济发展带新增长极,建设“滨海绿城、好心茂名”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主体对自己的文化应该有自知之明,是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文化自觉”论最早由已故的我国民俗学家、民盟主席费孝通先生提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其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前提。为客观真实弄清年例文化的“来龙去脉”,发挥粤西年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用,由中共茂南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区文体局和区社科联等单位组成调研组,以茂名市年例节庆为例,对茂名年例民俗文化进行全面研究。调研组采取查阅史料、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和深入村庄实地调查等形式,同时分赴粤西各年例地区开展了年例民俗文化专项调研,客观评价年例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把脉市民对年例民俗文化的认同感,找准年例民俗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寻求正确继承和弘扬优秀地方年例民俗文化的有效载体和办法,为擦亮茂名年例文化品牌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一、粤西年例的起源及形成

民俗文化的起源一般有驱逐邪恶、感恩怀德和欢庆娱乐三种形式。考究粤西年例节之起源,由于史料记载和研究文献缺乏,年例节的具体起源时间不详,直到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才有提及。学术界关于年例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宋代,刘岚在其《吴川年例祭祀风俗成因探析》和姚雪兰《粤西地区年例文化研究》中均提出年例在宋朝时便已出现的观点。调查中发现,年例节庆发展至明清时期,已从粤西地区影响并辐射到周边桂东地区。明嘉靖《钦州志》、清嘉庆《灵山县志》等史志都对当地的年例活动进行了记载。关于年例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有五种起源观:

观点一:源于远古粤西地区俚人的迎神驱鬼活动

粤西地区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岭南地区在古时还没有被开发,丛林众生,瘴气袭人,被称为蛮荒之地。地气湿热多瘴病,又多雷震,多山风瘴气和蛇蚊蝇鼠,特别是春季更容易滋生病毒细菌,引起人畜瘟疫,当地原居住民(土著俚人、僚人)种族饱尝天灾之苦。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俚人(僚人)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薄弱,对各种天灾人祸无法作出科学解释,认为是鬼在作怪,必须要迎神来驱鬼。因此,在每年开春季节通过举行大型的迎神驱鬼、祈求神灵保佑的活动,逐渐发展成年例。这在清姚文田《雷祖志》中有详细记载。现代学者刘岚和姚雪兰等人也大都持这种观点。

观点二:源于对中国巾帼英雄——冼夫人的信仰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年例是古高凉人纪念冼夫人而遗留下的习俗。冼夫人于公元522年出生于古高凉(今茂名)一个俚族首领世家,历梁、陈、隋三代,毕生致力于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功名显赫,威震南天,屡受朝廷褒扬,有“岭南圣母”之称。《隋书》记载:“冼氏亲披甲,乘介马,张锦伞,引彀骑,卫从裴矩巡抚二十余州”。其巡察所至之处,人民感怀,酒食相奉。冼夫人去世后,人们依然怀念她,世代敬奉,形成了惯例。

观点三:源于粤西地区开春时节多种节庆活动的综合衍化

这是当前官方认可的观点,认为年例是由元宵节、庙会、社祭、地方祖先纪念日等节日合并举办、综合衍生而来。

观点四:源于宗亲聚会

粤西地区自古是中原人躲避战乱,或因经商、官宦和贬谪流放的地方,历史上粤西先后有五次较大移民,大批汉人辗转迁移粤西落脚、生息。学者陈耀泷撰文指出:“复杂的民系和越楚文化、汉闽文化、海洋文化与土著文化交融凝聚,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一个具有粤西特色的群体。而由同一宗族发展而来的村落或者部族,会在每年初春或者清明前后农闲时节,举办一次大型的祭祀活动,祭天祭地、祭神祭祖,然后大家一起聚餐。为了丰富活动内容,还开展舞醒狮、燃社火、游神、演木偶戏,鸣铳炮、送瘟神、烧纸船、插彩旗等活动,祛除兇灾恶毒,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国泰民安。”这种约定俗成的宗亲聚会,年年如此,称为年例。

观点五:源于“姊妹看”习俗

粤西自古一向有“公婆年”“姊妹看”的习俗,两大节庆对家庭(家族)团圆对象具有不同的约定。“公婆年”是指每年过年时主要以男性亲系(兄弟父母)团聚为主,组织团圆和庆祝活动,称之为“过年”;而对于女性亲系(外嫁女及其后代)需回娘家探亲和团圆的聚会,则另定一个专门的日子叫“姊妹看”。届时,所有的外嫁女都会在这一天约定回娘家探亲,团聚时举行对祖先的拜祭、游神和各种表演活动,自然免不了摆酒设宴欢庆。这种以女方寻根探亲为主并包含兄弟姊妹大团圆、大团聚的“走亲戚”,因村不同,因社而定,为方便集聚而约定成例,逐渐发展成“年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茂南鳌头、镇盛一带年例“牵头人”代代的口耳相传。

综合各方面观点和对史料进行考证,最具权威和信服力的是第一种说法,即年例最初起源于“迎神驱鬼”。主要依据有三:

第一,有时间节点可溯

对茂名年例最早有详细明确记载的是嘉庆《茂名县志》(卷十七·风俗):自是至二、三月,里祠设醮,遂奉神沿门逐鬼,谓之“做年例。列炬张灯,鸣钲击鼓,喧沸若狂,信夫!古礼而近于戏矣。”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最晚于清朝嘉庆时期茂名已经有了年例的称呼。

第二,有各地史志共证

古代文献中对“年例”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光绪《高州府志》卷六·舆地六·风俗:“二月祭社,分肉入社,后田功毕作。自十二月至是月,民间多建平安醮,设蔗、酒于门,巫者拥神疾趋,以次祷祀,掷珓悬朱符而去,神号康王,不知所出。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或官绅礼服迎神,选壮者赤帜,朱蓝其面,衣偏裻之衣,执戈扬盾,索厉鬼而大驱之,于古礼为近。”其中最关键的记载是“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傩”是为了沿门逐鬼。除了“傩”外,还有两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社”和“摆醮”。 祭社也就是祭土地神,摆醮实质上是每家每户在门前或统一在庙前摆放祭台祭品,以便道士作法,有消灾祈福的作用。

此外,道光《高州府志》、道光《电白县志》和嘉庆《茂名县志》都对年例有记载。如道光《电白县志》卷四·舆地一·风俗:“元旦恭贺,曰‘拜年,家设糕果祭神,曰 ‘供养,或悬先像,设糕果礼拜。是日,不杀牲,多食素,三日内不市。各乡行春傩礼演戏,曰‘做年例。”道光《高州府志》:“二月祭社,分肉入社,后田功毕作,自十二月至于是月,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这里,按时间顺序对年例载体统计: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哪本方志,对年例的记载都有“傩”,也就是说“傩”是年例的核心。无论年例在历史的发展中融合了多少其他习俗,它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迎神驱鬼。

第三,有古病为鬼、古医为巫的传统可考

粤西地区古代为蛮荒之地,民众对瘴气闻之色变。唐代刘恂撰在《岭表录异》中就对“瘴气”袭击人的现象做出这样的描述:“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这里的“瘴母”即成群的蚊子,也即古人所言的“瘴气”之“母”。导致疾病的“瘴气”竟能如此变幻莫测、袭击人畜,不难想象在医学知识落后的古代岭南,人们会视之如鬼,也不难想象当时的人们会把患病当成是鬼在“作怪”了。

直到清代,“瘴气”(瘧疾)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威胁才越来越小。嘉庆《海康县志》卷一·疆域·风土载:“县无冰雪,旧称瘴乡,今则人烟稠密,林疏涧豁,从无瘴患。”但即使瘴气已经不足为患,人们的思想却仍然依赖鬼神,故嘉庆《海康县志》又载:“至愚民崇鬼,每有疾病辄惑于师巫邪说,专意祈禳,不知医药为何事。”可见,瘟疫频发、瘴气“袭人”的客观环境导致了驱鬼逐疫思想的形成,而这种思想又在医巫不分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年度性的驱鬼仪式。

二、茂名年例的发展演变

如前所述,粤西地区年例的发展至嘉庆时已成风俗,历经几兴几落,发展至今主要历经五个时期。

(一)成风化俗期

自清朝时期,“年例”已记入粤西的地方志,民国初年至解放初期比较盛行。这个时期年例具有三项核心活动:一是 “傩”,“沿门逐鬼”;二是“祭社”,也就是祭土地神,以求丰年;三是“摆醮”。每家每户在门前或统一在庙前摆放祭台祭品,以便道士作法,有消灾祈福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年例逐渐形成固定、统一的称谓和活动,举行时间向正月靠拢并逐渐固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活动从以娱神为主的宗教活动逐渐向神人共娱的民间节庆发展。

(二)中断隐匿期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掀起破除“四旧”运动,茂名的年例活动被视为陈规陋习,受到冲击和整治,“做年例”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村民做年例只能偷偷摸摸隐匿进行,不少地方甚至曾一度中断。

(三)恢复流传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粤西的湛江、茂名等城市率先对外开放,经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海内外交往频繁,特别是长期侨居在异国他乡的粤西游子乡愁勃发,不远万里回到茂名寻祖探亲,散布各地的亲戚通过做年例相聚一起,交流各种人情信息、致富经验等,“年例”逐渐恢复。其时年例活动中除了“傩”“祭社”和“摆醮”外,最重要的一项也就是“走亲戚”。在这个时期,年例起到了联系姻亲、集聚宗族亲戚、促进家族内部的情感交流,联络各方朋友、扩大人脉资源、扩大家族影响力等方面的作用。

(四)管制衍生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有关部门认为“年例”带有封建迷信性质,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曾禁止搞“年例”活动,组织拆除庙宇,收缴神像、锣鼓、旗牌、香炉等“年例”用品。但是,因为做“年例”已经成为茂名人民表达各种文化情感的重要方式,很多社区通过改建 “文化活动室”或“宗族祠堂”代替庙宇,避开政府的管制,甚至对抗政府人员执法,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不少地方“年例”以变相形式的开展,或采取“一乡一年例”,或“几村同日过节”的做法,改变了以前“一村一年例”或“一村多年例”的做法。

(五)转型发展期

历史进入千禧之年,茂名地区绝大部分地方恢复了一年一例的“贺年例会”活动,除了传统的单纯游神祭祀外,还增加了放映电影、大型文艺演出和民间艺术表演的内容,成为了人们在春耕和外出工作之前的一次大型喜庆活动,意在庆祝开年,迎春接福,祈求神灵保佑,寄望新的一年生活越过越丰裕。这时期,“年例”中除了传统的“摆傩”“游神”“社戏”“探亲”外,最重要的一环是“宴宾客”。主人热情好客,宴请的宾客人数日益增加。调查结果显示,普遍家庭一般是10台左右;经济实力较强则上几十台;部分老板和乡贤往往摆上上百台。从宴食的餐台菜色品种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家庭普遍是以鸡鸭猪鱼为主的家常菜,近十多年来,逐渐崇尚以海鲜为主。从年例菜款制作看,目前茂名人已经大部分不是自家人在炒弄,由雇请年例专业厨师队伍完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则是请来星级宾馆的名厨主理,平常百姓也能品尝到特级大厨手艺。年例已从封闭性的亲缘维系到开放性人际关系体的构建转变,从单纯的宴客到利用自身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维持或提高在当地场域的社会地位的功能转变。

三、年例文化的民俗特点

年例活动在茂名市、湛江市、阳江市、云浮市、肇庆市等粤西地区中盛行,其中最为隆重的就是在茂名市地区和湛江的吴川市和廉江市。在和粤西人文相通、语言相同的广西北流南部六靖、清湾、石窝、白马、大伦、扶新、平政、北海、合浦等乡镇,每年亦都会举办年例,覆盖人群500万左右,覆盖地区较小,比照其他民俗节庆,年例节庆具有一般民俗节庆活动所具有的多元性、阶层性、地方性、 神秘性与实用性共同特征外,还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多神崇拜,和而不同

茂名的年例节庆、民间信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传统思想。粤西先民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各村不同,各族而异,但都和谐相处、同享膜拜。被信奉供拜的神包括佛教神、道教神、民俗神和人神,其中佛教神有观音、华光、四大天王、四大金刚等;道教神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民俗神有土地公、灶君、财神等;人神有康王、关羽、冼夫人、冯公、罗大人等。这些神灵在年例节庆中被村民同尊共拜,美美与共。

(二)同节不同日

国内的民俗节庆,从泼水节到龙抬头到鬼节,往往是一节一日,但年例是“同节不同日”:从最早正月初五到最迟五月初三,年例节庆在各村各族错开日期举办,形成了开春季节“天天做年例”“日日睇年例”的独特现象。茂南区有句俗语“最早黄竹,最迟艾屋”,是说高山镇黄竹村正月初七日便做年例,而公馆镇的艾屋地是二月二十八日才做年例。

(三)三界相抚

我国大多数民俗节庆、礼乐膜拜的对象都比较鲜明,要么娱神,要么娱人,要么人神共娱,对妖魔鬼怪则向来为敌。但茂名的年例却不同,人神共娱,神鬼各抚,宾客广邀,普天同庆,道通天地,人神鬼三界共抚。对于鬼不是一味赶尽杀绝,而是有驱有抚,能抚则抚,难抚才驱。如前文道光《电白县志》卷四·舆地一·风俗所述:“家设糕果祭神,曰‘供养,或悬先像,设糕果礼拜……。各乡行春傩礼演戏,曰‘做年例。”由此可见,粤西先民在做“年例”时,对“家先”这类善鬼是尽行“供养”之礼的。“年例”从最初的迎神驱鬼到久而久之形成的人神鬼共抚的民俗活动,从一地一时的节庆到覆盖全市各地绝大部分乡村的民俗盛事,“年例”娱人娱神的性质依然存在,但其涵括的综合性文化节目的功能却越来越强烈,使“年例”演变成为了茂名地区具有强烈社会认同感的文化活动。

(四)年例赛春节

我国各族人民最大的节庆是春节,但在年例的核心区茂名湛江等地,年例的重要性已超越了春节的节日,是一年中最主要、最隆重、最受重视的节日。年例核心区的人外出,过年可以不回家团圆,但“年例”却是必定回家团聚。民间素有“年例大过年”的说法,成为年例核心区的人世代坚守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精神寄托。

(五)流派众多、图腾各异

年俗活动中迎神驱鬼常用的图腾有龙、狮、蜈蚣等,巡游的神祇根据各地供奉的神灵,有风、雨、雷、电、水、火等诸神。活动的形式多以舞龙、舞狮为主,但茂南区部分乡村村却避忌舞狮,电白一些地方习惯舞蜈蚣,不同村庄信奉不同的神灵、使用不同图腾迎神驱鬼。

年例风俗是生活在粤西的先民为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漸形成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风尚与习俗),是粤西的广大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生活于年例文化圈的人对年例民俗理应有清晰的文化自觉意识,民众对年例的历史源起、形成及演变过程和所具有的民俗特色和发展趋向应该有所了解,让传统文化教育融合渗透到乡间生活中。年例民俗在历史的传承和发展中,伴生并形成了一系列积极向上的文化元素,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荣华,费宗惠.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陈耀泷.粤西“年例”民俗溯源[J].文化遗产,2014(3).

作者简介:黄雄杰(1970-),男,汉族,广东茂名人,本科,研究方向:政治思想、社会科学、区域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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