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燕

摘要：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于2018年斩获鲁迅文学奖。这是一部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充满地方及民族色彩的生态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阿来脱离了宏大叙事的主流轨道，意欲书写藏区的自然生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史，以及藏民的心灵史。

关键词：阿来 蘑菇圈 生态意识 精神寻根

徐恒醇曾在《生态美学》一书中，宣告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呈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紧密接踵于工业文明的步伐，在这一新时代中，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也日益呈现出反思和超越既往文明的态势来，“自然”作为“盖娅”母亲的形象，开始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泥淖中破土而出，重拾自身的固有价值。在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逊等人的自然文学作品里，在灿若星辰的经典文学——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麦尔维尔的《白鲸》、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大江健三郎的东方存在主义作品中，生态意识正如小荷初绽，渗透进作家创作的潜意识里，作家们的家园意识、森林意识及博爱情怀，无不向讀者吐露着深沉而忧郁的生态焦虑感。尽管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生态意识仍如萌动新绿，尚未蓬勃，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从西方生态思潮与中国生态传统中汲取写作营养，我们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古船》、张承志的《金牧场》、贾平凹的《怀念狼》等作品中，窥见了当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关注，以及对“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去年斩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即是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一部成熟的充满地方色彩的生态文学作品。作者阿来不以宏大的苦难叙事为目的，而意欲抒写藏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生态的变迁史，或者可称之为绿色的心灵史。

在抒写心灵之旅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既发现了鲁迅式的“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精神漂泊模式，也发现了“出走一回归”的返回家园模式，这两种离散模式均反映出了精神寻根的倾向，而阿来的《蘑菇圈》无疑属于后者。小说以充满人性的语调讲述了藏族女孩斯炯在“离开机村”前与“回到机村”后的生活变化。在走出机村前，斯炯像尤金·奥尼尔笔下的罗伯特一样，生活在一棵树、一粒麦穗般大小的世界，对“天边外”的世界充满渴望与期冀。为此，她学过几个汉字，掌握了汉人处理蘑菇时千奇百怪的烹饪方式，后来甚至高高兴兴地随工作组离开村庄，到民族干部学校读书去了。而当斯炯再次回到机村时，她的身份与心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不再是穿着灰色干部服的小姑娘了，斯炯走上了与她母亲相同的道路，为机村带回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面对生活的突变，这位藏族女孩却有其独特的内心世界，她将其遭遇的一切称为“洛卓”，即宿债，她坦然接受一切;在成为母亲之后，她称“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生命开始了”。斯炯不再憧憬外面那个浪漫而广阔的世界了，她以一位母亲的身份而活。因而，当她以无私而慈爱的面貌重返山林时，她的心灵聆听到了自然的神启，这位“人的母亲”在精神上与“盖娅”母亲融为了一体——过去，斯炯曾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大声呼唤着哥哥、呼唤着希望，喊得声音都嘶哑了，却了无回音;而今，当她以富有诗意的、温柔的语调向自然呢喃细语时，“盖娅”母亲却深情地回应了她，“盖娅”母亲将蘑菇圈赐予了这位“人的母亲”，使其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坦然迎接着干旱、饥荒、贫穷与革命的问责。

兰波说，精神斗争之可怕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当斯炯经历着心灵的磨练时，整个机村也同样陷入一场由物质文明带来的精神危机。在人类利益与自然权利的冲突面前，机村人曾是生态保护主义的践行者，他们生活在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里，由衷赞叹着自然之神的丰厚赏赐，不曾对口腹之乐、感官文化表现出迷恋。他们任由蘑菇在树荫下自由生长;他们愿为布谷鸟的歌喉，设下一个“美妙而短暂的停顿”;他们守着朴素的地方性知识，与自然和睦为邻。而当工作组和商贩们几进几出之后，释放的物欲像一场初冬的寒风，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个古朴的藏族村庄，使机村人在耳濡目染中谙识了“物尽其用”“人定胜天”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斯炯说，人心是越来越坏了。为了松茸的惊人利润，机村以及周围地区都疯狂了：寺院里的喇嘛假借“封山育林”的幌子采集松茸;机村村民如饥似地挖掘松茸，将山林捣腾得千疮百孔;妹妹丹雅以“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的策划掩人耳目，计划骗取国家的大笔扶持基金;甚至在阿妈斯炯的嘲讽下，乡亲们仍旧麻木地说道，到了没有松茸的时候，这山上或许又有别的东西值钱了呢！

在这部绿色心灵史中，只有阿妈斯炯始终虔诚地陪伴在盖娅母亲身边，她以澄明的心境，守护着森林的蘑菇圈。这个隐忍而质朴的蘑菇大妈，竟是作者笔下最接近存在之真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斯炯正是自然之神的化身，她能够聆听见蘑菇从泥土中悄然生长的声音，感受水波在木桶里的激荡声，神所吝于向我们展示的世界，却总在不经意间向阿妈斯炯敞开;同时，阿妈斯炯也是自然的守护者，她如古希腊祭司般陪伴在盖娅女神身边，以某种宗教式的仪式感，传达着人类对自然的爱意。斯炯采集蘑菇时，是小心翼翼的，也是充满怜惜的;装篮时，总要整整齐齐地摆放好，使其一朵朵漂亮地躺在柳条篮子里。我们对这种仪式感并不陌生，在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里，打包工人汉嘉每次将废纸打包时，都要郑重其事地在上面放一本他所珍惜的书籍，书的精华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他只为了给这本书办一个道别的葬礼。对这些单纯的主人公而言，仪式感是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是生活态度的折射;可对彼时时代的弄潮儿而言，阿妈斯炯与打包工汉嘉或许更像是旧时代的守墓人，他们怀抱着业已失去的文明，不知变通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踽踽独行，泥古不化。

而今，当我们站在生态文明时代的路口，进行现代性反思时，不禁幡然顿悟——原来《蘑菇圈》这位参透了存在之真、人性之善与自然之美的阿妈斯炯，才是预言了现代先进文明的先知呢，她淳朴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何其相似;她对自然神性的维护，也与美国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关于“世界的返魅”的观点遥相呼应。事实上，作家阿来本身就是一位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也是博物学的爱好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阿来便在家乡阿坝开启了漫长的勘察之旅，他像一位民俗学家或博物学家那样进行田野调查，除了关注藏区的风俗民情、民间故事及历史源头外，他还对藏区的物产物候、地理风貌保持着持久的观察。在写作《蘑菇圈>，他事先查阅了许多资料，对松茸的自然性状与药用价值进行了细致的求证。书中，阿来对蘑菇的分类、命名与描述，正体现了一位生态主义者对自然的严谨态度与科学认知。甚至，在日后面对记者的采访时，阿来能够像一位植物学家那样探讨松茸的形态特征。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采访中评价“山珍三部”时说：“阿来对植物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透，这是他很独特的方面。他用了几种植物作为一种象征，表现出一种自然博物的学者气息。”

阿來的文字始终离不开自然，他认为，把自然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引入叙事文学，书写生命自在超拔的本性，对日益深陷于人性痼疾与社会黑暗面的中国文学而言，或许是条拯救之道。②因而，从小说《空山》《瞻对》到“山珍三部”《三只虫草》《河上柏影》《蘑菇圈》，阿来始终将写作视线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撕裂了人们对藏族地区的环境想象，使生态问题赤裸裸地呈现于读者面前。阿来生态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以坚定的态度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利诱，又清晰地认识到生态中心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他的自然书写受到了利奥波德、缪尔等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启发，是生态整体主义的。他将生态系统称为生命共同体，自然界中的一棵草、一只鸟、一株树，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要成员，而人类与之同在;同时，阿来并没有否定人类利用自然的权利，而是将人类利益置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之下。在《蘑菇圈》里，他使阿妈斯炯蒙受自然之神的恩泽，使其以蘑菇换取物质财富，只因为斯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而对于村民竭泽而渔的行为，阿来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冷静地记录下他们的愚昧之举，记录下他们贪婪而空虚的心灵。两相对比之后，阿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结论：自然的破坏，源于人类内心森林的消失。在《蘑菇圈》的结尾里，阿来借阿妈斯炯失落、迷惘而无奈的口吻，轻声向我们控诉道：“我的蘑菇圈没有了。”阿妈斯炯最后靠在儿子肩头的身影，尽管柔和，却悄无声息地传达出诘责的意味。

阿来写作“山珍三部”的灵感，来源于一次青藏高原之旅。那一回，他在路上遇到了一群站在路边兜售着奶酪、动物的毛皮以及虫草的少年。阿来知道，在适当的季节，他们嘴里还会叫卖着“蘑菇，蘑菇！”他很熟悉这些孩子，因为他自己也曾属于他们。这些高原的少年就像铁凝笔下的“香雪”一样，单纯、质朴而热烈，为了一个笔盒、一个书包，而怀抱着美好的期待与愿望。果不其然，当阿来停下车问其中一个孩子，打算用这些钱派什么用场时，孩子说：“给姐姐买跟同学一样的东西。姐姐在城里上学，得有和同学一样的穿戴。”那刻，阿来的心就被这样一句朴素的语言给打动了。当天在旅馆里，阿来开始了《三只虫草》的故事。他想以清新的笔调为一个可爱的高原少年写作，并且，他不仅要写少年，还要写哺育了少年的那块土地、那片山林以及自然中的一切。沿着这个思路，《蘑菇圈》与《河上柏影>也在温暖的语境中相继应运而生。阿来曾表示，在《瞻对》之后，他原本想写一些轻松的题材，然而当他掀起自然面纱的一角时，沉重的生态问题与人性问题却猛然间擒获了他，使其文字不得不涉及社会的阴暗面。所幸的是，为了守护那位高原少年的笑容，为了维持写作的初衷，在书写这部绿色心灵史时，阿来仍是心存善意的，他在展示了人类贪婪与无知的面貌后，仍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阿来以阿妈斯炯与蘑菇圈的故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童话，其中意欲强调的，即如福柯《词与物》意欲表达的那样——自人类发现自己并不处于创造的中心时，人才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

阿来曾在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一书中得到启发，即自然文学作家的责任，在于知行合一。观照阿来近些年的创作与生活，我们看见他的确在朝着自己的生态理想前进。因而在《蘑菇圈》的结尾，他还以阿妈斯炯动人的语言，向我们昭示了前进的希望——“儿子，我不伤心，我坐在山坡上，无可奈何的时候，看见彩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