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汉译中的影响

2019-07-16张白桦庞娇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3期

张白桦庞娇

摘要：翻译活动是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并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翻译研究文化学派提出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基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以《面纱》张译本为个案，从译者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语言风格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意识形态在不同层面对翻译过程的操控，以说明意识形态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语言风格;《面纱》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9）03-0063-06

收稿日期：2018-12-12

基金项目：内蒙古文化研究工程子项目（MNZWHF2016-16）

作者简介：张白桦（1963-），女，辽宁沈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译介学。

Abstract：Translationactivitiesareconductedundertheinfluenceofthetranslatorsideologyandinthecontextofsocialpoliticsandculturalhistory.Inthe1980s，Lefevere，atypicalrepresentativeoftheAmericanschoolofTranslationStudies，putforwardthreemajorfactorsinmanipulatingtranslation，oneofwhichwasideology.BasedonLefeveresRewritingTheory，theauthortakesZhangsChineseversionofThePaintedVeilasanexampletoanalysethemanipulationofideology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atdifferentlevelsfromthreeaspects：thechoiceoftheoriginaltext，translationstrategiesandthelanguagestyleandtoillustratetheimportantroleofideologyinliterarytranslation.

Keywords：ideology;thechoiceoftheoriginaltext;translationstrategies;languagestyle;ThePaintedVeil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翻译领域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破了传统文学或语言学的模式上升为一种对文化的反思，并逐渐发展为面向译入语文体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该学派强调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1]49。学派核心人物，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1946-1996）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1992）中提出了“翻译即改写”（Translationisrewriting）理论。他认为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他重点研究了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1]51。他指出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用的主要翻译策略，不仅仅影响翻译的过程，更影响翻译的结果。

译者张白桦自198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其译著和著作有：《翻译基础指津》、《寂静的春天》、《房龙地理》、《月亮与六便士》等。其诸多作品均明显展现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活动的作用，《面纱》就是其中之一。故本文即以《面纱》为例分析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及其影响。

一、意识形态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定义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源自于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意为观念的学说，最初由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本斯特·图·特拉西（CountDestuttdeTracy）于1796年创造，指的是一种“观念的科学”。他认为意识形态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2]16。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在《意识形态导论》中给“意识形态”下了六种定义，其中一个是：“意识形态是社会中某一阶级或利益集团所秉承的共同观念或教义”[3]21。《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2]16

通常而言，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反过来它又会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为活动。一般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正面用法。“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涵义，如某种虚假的意识（falseconsciousness），是一组用于指导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相互关联的被扭曲的价值[2]16。

本文采用意识形态的广义概念，兼顾正反两方面含义。既包括狭义的政治内涵，也涵盖了其观念学说的本义。

（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必然要提到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改写理论是以译文为中心，对翻译进行文化层面研究的系统性翻译理论。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对原作的“操控”（manipulation）。他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改写”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而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该理论包括三个要素：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诗学作为艺术形式的一部分，也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学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改写者和作品，赞助人通过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发挥间接作用[4]431。

勒菲弗尔把意识形态详细定义为是“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4]431这个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把意识形态和翻译联系了起来。下面的引言进一步揭示了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说：

“Translationneedstobestudiedinconnectionwithpowerandpatronage，ideologyandpoetics，withemphasisonthevariousattemptstoshoreuporundermineanexistingideologyoranexistingpoetic...TranslationStudieshasbeguntofocusonattemptstomaketextsaccessibleandtomanipulatethemintheserveofacertainpoeticsand/orideology.”[5]10

他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左右着译者的思维和翻译活动。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译者会任意增加、删除或改动原文，使译文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时，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译者的翻译并不是单纯的在语言层面上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必然要受到语言层面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等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理论传统上强调翻译标准的实现和顺从，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文本和译文本的比较，把“信”作为翻译最高标准。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一直是中国翻译学者几十年来讨论的话题。然而，自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后，学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翻译需要和政权、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联系在一起研究。勒菲弗尔的理论不仅对西方翻译学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和中国当代研究者产生了共鸣，为中国翻译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意识形态及其在《面纱》张白桦中译本中的体现

本文从微观角度具体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操纵。通过对译者自身翻译观、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度的分析，折射意识形态到对翻译的选材、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的结果的影响。

（一）作品及译者简介

1.小说概述。《面纱》是英国小说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1874-1965）的三大长篇代表作之一，于1925年问世，是一部女性精神觉醒的经典之作。小说情节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女主人公凯蒂为避免自己变成一位老姑娘接受了医生瓦尔特·费恩的求婚，之后随丈夫来到东方的殖民地—香港。对婚姻感到不满和无趣的她爱上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唐森。瓦尔特知晓妻子偷情后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带凯蒂远离香港到中国内地一个叫梅潭府的地方去平息当地肆虐的霍乱瘟疫。最后，瓦尔特因染上霍乱而死，凯蒂回到了英国。

小说的英文标题“ThePaintedVeil”直译应为“彩色的面纱”，据说取自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的十四行诗《别揭开这华丽的纱》（LifeNotthePaintedVeilWhichThoseWhoLive）。小说问世后，在文坛轰动一时，曾两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中国目前共涌现了8个中译本，本文所要研究的张白桦译本于2018年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即跃居京东人气单品，深受读者好评。因此，本文以此译本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2.译者简介。张白桦从198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共发表原创作品和文学翻译作品1200万字，共26部。在国内多家出版社发表长篇译著23余部，累计860万字。她在其专著《翻译基础指津》（AGuidetoEssentialTranslation，2017）中提到：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而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的形式是语言，翻译的内容是文化[6]7。关于译者的翻译能力，她指出：译者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精通外语文化。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讲，翻译本身既是语言的沟通，又是文化的沟通。成功的翻译不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简单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化的再创作[6]9。

在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她说：“文学翻译不能单纯追求信达雅，文学翻译也不单单只需要讨论翻译理论中所探讨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文学翻译是个复杂的工程，有时候需要译者主动求变，需要译者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根据具体的词汇与词义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对原文做出调整。”[6]66

（二）具体体现

1.译者的意识形态及作者相关著作如何影响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文化里译者才会发挥作用。”[5]14选择什么样的文本主要取决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形式和主题的选择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限制作用。”[6]16本节主要讨论了译者的意识形态及作者相关著作如何影响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

从文本特征上看，譯者更喜欢以人性探索为立足点的人文视角来选择、阐释，选材女性特征明显，以妇女儿童题材，以真善美为主题，这与其女性性别有很大关系。女性译者选择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品是自然的，因为译者以其细腻的表达和对女性独到的情感与心灵的理解使其译文更加接近原作，使读者更加接受[7]48。如朱迪·赛佛斯（JudySyfers，1937-？）的《女人也需要妻子》（WhyIwantaWife）、兰斯顿·休斯（LanstonHughes，1902-1967）的《初秋》（EarlyAutumn）等。《面纱》展现的正是一位女性主义意识从缺失到觉醒的女性形象。在经历多重生活磨难后，凯蒂对人生价值产生了深刻认识，女性意识开始觉醒，渴望追求女性自由，挣脱精神枷锁[8]110。

译者曾在其微信公众号“白桦译林”中这样说道：《面纱》让我看到了爱情的“他者”。文学翻译是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础上，力争美美与共的过程。毛姆的思想形成了毛姆的语言，毛姆的语言又影响了我的思想，毛姆让我意识到：文学的终极使命，是一种灵魂的救赎，我庆幸自己此生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空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它唤醒了我心中一个蠢蠢欲动的自己。可见翻译小说《面纱》对于她来说是一次与“真实”的自己进行心灵沟通的过程。

从译本角度看，译者曾译过毛姆另外一本长篇著作—《月亮与六便士》（TheMoonandSixpence，1919），于2017年1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月亮与六便士》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特突然离开家去了巴黎，放弃了旁人看来优裕的生活，抛妻弃子，到巴黎追求绘画理想的故事。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是当时英国货币的最小单位，则代表现实。译者在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她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他者”。就像今天我们总说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毛姆以他冷静客观、幽默深刻的写作特色引领译者踏上英国版的“诗与远方”。毛姆采用全知性叙述视角，“洞悉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内心，随时揭示出人物的思想感情”[9]5。毛姆的语言感染了译者，引发了她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10]97。同样使得译者不断去探寻他的内心世界，这也是译者选择译《面纱》的原因之一。

文學评论家张锦贻在《中外妇女文摘》中评论译者的翻译选材时说道：“张白桦对所译作品的选择注重原作表现社会的力度和反映社会的深度。显然，张白桦对于所译原作的这种选择，绝不仅仅是出于爱好，而是反映出她的审美意识和情感倾向。她着力在译作中揭示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不同人种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揭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都显示出她是从人性和人道的角度来观察现实的人生…事实证明，译作的高品位必伴以译者识见的高明和高超。脱了思想内核，怕是做不好文学译介工作的。”[11]39

2.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德国翻译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1768-1834）最早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归化”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它应尽可能地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6]50。这种翻译策略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为读者扫除语言文化的障碍。“异化”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壁垒。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语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助于读者开阔眼界”[6]50。

意识形态支配着译者使用某种基本策略，因此决定了如何解决关于原文中体现的“论域”问题和原文语言的问题。译者在其专著《翻译基础指津》中提到：“在双方交流不畅或者译出不对等的情况下，译入语读者对原语文化、价值观的了解基本为零时，面对这样的读者群，让一如读者了解并接受才是最基本的文化诉求。因此，运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对于原著中的原语文化元素，采取了有意识地文化误读，代之以译入语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习惯表达，是原著贴近读者，契合读者的审美情趣，在译入语世界引起共鸣，无疑对文学翻译的国际传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6]73因此，译者采用的是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为目的语读者考虑，符合当代审美要求。

原文：“ItscomicwhenIthinkhowhardItriedtobeamusedbythethingsthatamusedyouandhowanxiousIwastohidefromyouthatIwasntignorantandvulgarandscandal-mongeringandstupid.”[12]72

译文：‘为了爱你所爱，我竭尽全力，想来都滑稽可笑。为了向你隐瞒我不无知、不庸俗、不愚蠢，不喜欢贩卖丑闻，我煞费苦心。[13]

“英语长句往往开门见山，然后借助关系代词进行空间搭架，结构复杂。在表达多逻辑思维时，英语往往是判断或结论等在前，事实或描写等在后，即重心在前。而汉语在表达复杂思想时，往往借助动词，层层推进，归纳总结，所以重心在后”[1]66。译者并没有按英文的语序把这句话翻译成“那是可笑的，当我想我是多么艰难地试着笑那些把你逗笑的事，多么焦虑向你隐瞒我不无知、不庸俗、不愚蠢，不喜欢贩卖丑闻”，而是采用了“归化”的策略，让读者读起来更顺畅。另外，把“Itriedtobeamusedbythethingsthatamusedyou”“howanxious”译为“爱你所爱”“煞费苦心”足以看出译者的选词精当。

原文：“Iknewthatyouweresecond-rate…IwasenrapturedwhennowandthenIthoughtyouwerepleasedwithmeorwhenInoticedinyoureyesagleamofgood-humoredaffection.”[12]72

译文：‘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每当我想到你有时对我很满意，每当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善意的感情，我都如痴如醉。[13]

译者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没有把“second-rate”、“enraptured”、直接翻译成“二流的”、“着迷的”，而是译成口语化的“二流货色”、“如痴如醉”。使得译文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也很接地气，更容易让读者明白和接受，体现了译者丰富的情感表达。

原文：“Itwastrue.”[12]72

译文：给他说着了。[14]

译者采用“归化”将其译为汉语语言中口语化的表达，读起来让人感觉倍感亲切，也使人物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

原文：“Everythingpassed，andwhattraceofitspassageremained？”[12]172

译文：万事万物都在流动，皆成过往，所到之处，可有雪泥鸿爪留存？[14]

译者用一个四字成语“雪泥鸿爪”就把原文的意蕴表达出来了，匆匆往事，哪有遗留的痕迹？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译为“会留下什么痕迹呢？”更加生动，更能吸引读者，足以看出译者的选词精准。

原文：“Deathhadrobbedherfaceofitsmeaningsandleftonlyanimpressionofcharacter.ShemighthavebeenaRomanempress.”[12]278

译文：死亡已经把尖酸刻薄从她的脸上抹去，只留下富有人性的容貌。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罗马皇后。[15]

这里译者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原文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体现了凯蒂看到母亲遗体时的感情流露。生前她和母亲没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并没有感到哀伤。一辈子机关算计，最后仍是一死，不禁有些凄楚。

译者始终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观点，以“归化”为主，尽力保持译文通畅、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要求，同时对一些原语文化浓厚的词句等适度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避免了“文化失真”，利于文学翻译的创作过程[16]59。

3.对語言风格的选择。不仅翻译的过程受意识形态操控，同样翻译的结果也受意识形态制约，比如有些时候译本的可接受度取决于读者的意识形态。

毛姆的作品胜在细腻和可读性，但深层意义的指代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该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至今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毛姆最大限度保持了作品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既不扬善，也不隐恶，让读者去观察、体会，来判断人物的好与坏、善与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各具特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中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17]21。

原作的地位使得译本语言风格特点鲜明。首先在选词上，用词精准，表现力强，力在还原原文，不仅使译文读起来简洁明快，更能与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还有一个突出风格就是语言简洁，朴实无华，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考究而不雕琢”[18]50。译者的译本不仅推动对原作的研究，而且使国内读者更加了解国外人眼中的中国，利于文化交流。

原文：“Shecouldnotknowwhatthefuturehadinstoreforher，butshefeltinherselfthestrengthtoacceptwhateverwastocomewithalightandbuoyantspirit...Perhapsherfaultsandfollies，theunhappinessshehadsuffered，werenotentirelyvainifshecouldfollowthepatchthatnowshedimlydiscernedbeforeher，notthepaththatkindfunnyoldWaddingtonhadspokenofthatlednowhither，butthepaththosedearnunsattheconventfollowedsohumbly，thepaththatledtopeace.”[12]286

译文：她不清楚未来会有什么在等待着她，但是她在心里准备好了，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以轻松愉快的态度去接受...或许她做过的所有错事蠢事，她所遭受的所有不幸，就并非全都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因为这不是那个善良和搞笑的老沃丁顿所说的没有归宿的路，而是修道院里的嬷嬷们谦卑地行走的路―那是一条通往安宁的路[15]。

译者把女主人公在女性意识觉醒之下的醒悟和淡然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凯蒂摆脱了“内在性”的束缚，努力迈向个体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进而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

原文：“Shesabandonedeverythingformysake，home，family，securityandself-respect.Itsagoodmanyyearsnowsinceshethreweverythingtothewindstobewithme.Ivesentherawaytwoorthreetimes，butshesalwayscomeback;Iverunawayfromhermyself，butshesalwaysfollowedme.”[12]174

译文：‘她为了我抛弃了一切，她的家园、家人、安定的生活，还有自尊。当年，她把一切丢在风里，只为跟我在一起。有那么两三次，我还把她打发走过，可是她总是又回来了。我也从她身边逃走过，可她总是能追上我，跟定我。[14]

译者并没有对原文进行删减或改动，而是直接翻译成汉语。这样不仅能够客观直接地表达原文男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还能达到与读者同样的阅读感受。

原文：“Theheathungoveritlikeapall.”[12]172

译文：酷暑如同棺罩一般笼罩着那座城市。[14]

译者如实地将作者对于“他者”环境的陌生感和排斥感表达出来，强化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落后形象。

原文：“Theypassedthroughraggedvillagesandpopulouscitieswalledlikethecitiesinamissal.Thesunoftheearlyautumnwaspleasant，andifatdaybreak，whentheshimmeringdawnlenttheneatfieldstheenchantmentofafairytale.”[12]240

译文：他们穿过破旧失修的村落，走过热闹的小城，这景象像是在弥撒书里看到过，古城周围都有围墙围着。初秋的阳光十分宜人，朦胧的晨光洒在整齐的稻田上，给人以恍如仙境的感觉[13]。

原文描述了凯蒂即将离开梅潭府时的中国农村田园风光。这实际上是将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化想象中的田园乌托邦投射到中国现实之中，所展现出的世外桃源是被西方所向往的。译文将女主人公的所见之景再现给读者：一个如仙境般宁静怡人的淳朴田园生活风貌的意象。译者将原作者乃至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想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认识到异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10]96。

译者坚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语言具有时代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会随着改变。译者在创作时从读者角度考虑，使译文为读者所熟悉，亲切，接受。“与时俱进的翻译更能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1]74。

三、结语

译者张白桦对女性意识觉醒题材的关注、翻译思想以及原作者相关作品是她选择《面纱》的指导性因素。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运用了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反映了她关注读者的接受度的翻译观。译者追求简洁、朴实的文体，力求还原原作主题内容和情感使得译作呈现了原作所带来的同样的效果。

由此看出，意识形态操纵整个翻译过程，从原文本的选取、翻译策略的运用到译文所呈现出来的语言风格。译者张白桦的译本是在她自己意识形态的操纵下的结果。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强调意识形态在翻译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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