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不少涉及科技领域的新提法，如“智能+”、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这三处表述均为首次提出。

这些两会“新声音”，点燃了我国创新引擎，让科研人员有了新期待。

“智能+”带来新变革

接棒“互联网+”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四年后， 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智能+”。

从“互联网+”到“智能+”，政府工作报告表述变化的背后，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又一次升级迭代。从“互联网+”走向“智能+”，也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智能+”是“互联网+”的延伸和下一站，体现了基于数字革命的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全新赋能。“互联网+”解决的是通信问题，是知不知道的问题，“智能+”解决的是提高效率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尧德中表示，“智能+”有着更宽的视野，也是一项更长远的规划。

从宏观层面来看，“智能+”正式接棒“互联网+”，成为赋能传统行业的新动力，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规模化落地的时机出现了。

从微观层面来看，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商贸、智能医疗、智能金融、智能教育等“智能+”应用会让人们走入更加智能的万物互联生活。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拓展“智能+”，与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密不可分。与“互联网+”一样，“智能+”旨在将技术与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相融合，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降本增效。这在外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内部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意义尤为重大。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GDP增速目标设定为6%～6.5%，数据有所下调。一方面与2019年经济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前潜在经济增速仍在回调过程中，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新旧动能尚在转换当口，经济新动能的活力还未得到充分释放。

国家统计局2018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至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123.5、156.7、210.1，呈逐年递增之势。

与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不断攀升相应，经济新动能的活力正逐步释放，有望成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智能+”的强力助推。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所说，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生产力进步是不可逆的进程，而新旧动能转换恰恰是生产力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产业升级，都需要技术的跟进，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特别是当前社会正处于5G预商用的前夜。5G所具备的高带宽、低时延和大连接的特点，将催生前端工业设备、传感器等的“万物互联”，并将云端的智能化资源几乎实时传导到终端。这势必将会全面加速“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

就像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所言，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在人机交互、人工智能等领域触摸到世界顶尖的科学成果，如果在这个领域我们走在世界前列，与全球真正同步，未来整个产业机会将会无比巨大，这也是我国能和发达国家同台竞争，实现弯道超车的一次机会。

“包干制”为科研人员松绑解困

不让科研人员当“会计”

“科研经费‘包干制，是我国今年科研管理工作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考，如果能站在全局这个立场上，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决定带来的积极意义。”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何满潮说。

何满潮形象地说，科研经费“包干制”的实施，实际上是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把这个枷锁打破了，实际上就是最大化地解放了科研生产力”，从而让科研人员把有限的精力投入研究，从而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在社会上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真正落到实处。

这几年，我国推出系列改革措施不断完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但仍然存在“重物轻人”、管得“过细过死”等问题。一些科研人员说，“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必须小心翼翼精打细算，要会看财务报表、懂财务审计，简直成了名专业“会计”。打趣背后，是无奈，更是对改革的期盼。

“现行的科研经费主要实行预算制和报销制，预算是好事，但过于机械，在申请经费使用时，就要求一定要预算准确，而科研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很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因为受个别因素的影响不能达到预期进展，所以很難具体预算。”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说。

“我很欢迎‘包干制！这是科研资助机制上颇有意义和探索性的创新，相信会提升科研项目运行的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刘静不禁为“包干制”点赞。

不让改革纸上谈兵

“‘包干制改革应尽快实施，让科研人员尽早受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建宇说，他最担心“包干制”这种打破常规的改革与现有法规有碰撞之处，实施起来会有难度。

“希望国家尽快确定试点方向，大的原则以‘包干制为准。当然，拿纳税人的钱做科研肯定要有限制条件，可以借鉴好的经验，找到解决办法。”王建宇说，科研经费来源可以分作“条”和“块”，“块”是某个地方某个科研机构，“条”则是中央拨下来的纵向经费。“我个人建议从‘条来试点比较好，可以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或基金委的专项中挑出一些先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与王建宇想到了一处。潘碧灵说，经费是科研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来自国家级和省级部门的科研经费是主要渠道，所以科研经费“包干制”的落实要从中央部门、省级部门入手，规范程序、理顺机制。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常务副主任许强指出，科研项目是创新性的活动，预算制的项目经费操作不可取，在绩效和成效基础上有容错机制的“包干制”更适合。在具体实践中，相关部门应针对科研人员建立诚信档案;出台更科学的科研项目考核机制，尤其是对项目推进中失败实验的成效考量;建立与“包干制”配套的审计制度。

创新要有科研理论底线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认为，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特意提到“科研伦理”这个关键词，是为了表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很重视科研伦理建设，在我国搞科学研究不能以危害人类为基本伦理底线，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科研伦理是随着新兴技术发展出现的一个新课题，既是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活动的人文反思，又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自律规范的要求。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等新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伦理规范的话，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雷瑞鹏看来，中国由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的过程中，提高科研伦理水平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法律规范，科研伦理常常落后于科技发展，使得重大科研伦理事件发生之时，常无应对之策。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的伦理问题为例，在严重缺乏科学评估验证，安全性存在不可预知风险的情况下，贸然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临床操作，这无疑严重违背了基本伦理规范和科学道德。

“我国正全面进入数字社会，数字技术在带来众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信息过载、数据安全等问题。基因编辑婴儿、数据和算法滥用等违背科研伦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凸显了科研伦理的重要性。”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对科研伦理的关键问题在认识上有共识，行为上有共振，才能发挥好科研伦理对科技创新的调节作用，促使科技活动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

完善科研理论建设

加强科研伦理制度化建设、推动科研伦理规范全球治理，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马化腾指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离不开科研伦理，数字中国的建设离不开科研伦理，数字时代的商业竞争离不开科研伦理。

政府應从宏观层面加强约束。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指出，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成立权威的科研伦理专业委员会，制订一系列原则、规范，在重大科研项目决策上发挥科研伦理的指导作用。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针对各项新兴技术设置了相应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由跨学科专家实时跟进技术的发展来讨论相关伦理规范。

马化腾建议，在数据规则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建立数据收集、利用与保护的基本规则，防范并打击数据滥用行为;在人工智能规则方面，要为相关人工智能应用建立安全标准，打击数据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型犯罪，为人工智能应用探索制订恰当合理的规则;在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立法方面，建议加快制订针对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管理办法。

同时，研究人员应当敬畏生命、遵守规则，守护好前沿科技领域的一方净土，让创新成果更好地造福人类。雷瑞鹏指出，提高科研人员的伦理意识尤其重要。在美国，医生、科研人员都要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培训，选修相关课程。我国现在也有能力开展类似活动，但质量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此外，科研伦理惩罚机制也需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对科研伦理问题的监督、调查、处理和争端解决机制，完善报告制度和申诉渠道，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力度。（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