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杭

摘要：鲁迅作为中国启蒙先觉者，一方面进行“国民性批判”，另一方面又因其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反对庸众，反思启蒙知识分子与民众、革命的关系，表现出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决战精神和主体性建构的复杂过程。但现代性的启蒙并没有终结，而且一直在持续，对现代性的反思、“个人主体性”的建构、新媒体下文学启蒙的发展依然在行进。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必将遇到文学上现代性的困境，而此时继承与发展鲁迅的启蒙模式便有了契机，解决文学的现代性困境也会有了相应出路。

关键词：鲁迅;启蒙;反思;现代性;个人主体性

一、“个人主体性”与反思启蒙

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们都是把作为“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为核心而进行启蒙的。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者，把“理性主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理性原则主宰（1）。笔者认为，他的“自我审视”以及“国民性批判”，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国民，鲁迅自觉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并且他的“国民性批判”和“人的文学”以“个人主义”来阐释的。

鲁迅虽是启蒙先觉者的代表人物，但其辩证否定的思维模式，对于启蒙、启蒙者以及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启蒙者与民众的关系等，都保持着个人主义者的清醒和自觉。这种“启蒙”导致的追逐西方“现代性”与陷入“现代性”囹圄的悖论，是中国社会百年的文化症候。本文认为，从启蒙者与“反抗绝望”的革命者，鲁迅之思想复杂性上，借鉴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反思等方面，都为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二、现代性困境下对鲁迅启蒙模式继承与发展的契机

现代性发源于文艺复兴，它最先以感性自然反抗宗教禁欲主义，释放了人的感性欲望，这在那个愚昧的时代是十分现代的。而随之，人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规范和制约，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了;这就是启蒙运动了，如果说文艺复兴试图用人性取代神性，那么启蒙运动则是用理性取代神性，这是完全世俗化的“祛魅”的过程（引自韦伯），实际上是把现代性确定为科学精神（工具理性-生产力）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民主制度），由此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就同时得到完善，现代性似乎到了科学和民主就止步了。

实则并非如此，虽然理性精神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翼带动了人类的历史，但是理性权威完全取代了上帝的权威，也就带来了理性的异化。“上帝死了”，这是反理性的典型，人沦落为世俗的存在物，失去了神性，也失去了存在的终极依据，彼岸世界由此消失。现代化就带来了异化，科学主义把人变成技术奴隶，例如智能手机，是人类开启了智能时代，但似乎是智能手机在奴役我们;民主制度开始之初，把人过度地平均化、组织化，例如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法国的巴黎公社;消费主义把人变成消费的动物;拜金、利己、功利、个人等主义就暴露出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同时带来人情淡漠、人类关系异化等后果，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即使在目前的中国，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问题，大城市人情的冷漠，过分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等小说里就初见端倪，我们看到了纸醉金迷，我们从蒙太奇的镜头里看到的仅仅是物欲、乱伦;施哲存的《春阳》我们看到中年农村妇女的旺盛生命力以及被歪曲的正常欲求;然而小说的描绘仅仅局限于大城市上海，而当时间推演到现在，这仍然需要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同时进行主体性的构建，而这恰恰一个继承与发展鲁迅启蒙模式的契机。我们逐渐完成了对国民理性的启蒙，继而又需要继续进行批判反思来维护这一理性启蒙的成果。

鲁迅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为构建主体性而与传统文化殊死搏斗到痛苦，绝望却又绝不妥协的精神。鲁迅常以“孤独者”自解，但毕竟生长在崇尚济世的土地上，并以启蒙者作为自我使命，正如《过客》中的不肯停留的那个人，因为他知道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因此要祛除自身的“鬼气”。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是绝望，而作为运动就成为抵抗。人的主体意识就产生于抵抗，以“新我”抵抗“旧我”，以个人主体性抵抗“他者”，这种在不断的抵抗过程中形成的真正的自我，甚至可以说是“超人”。

其一，它是一种朝向文化内部的否定力量，“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否定性的固守与重造”;其二，它是“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选择”，在挣扎中保存自我以执着于自我的方式进行改变。这也是竹内好所认同的鲁迅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他称之为“同心”，也即“转向”的反面。也就是说，任何来自外部的否定，如果不能转化为自我否定，任何他者提供的契机，如果不能转化为自主选择，都无法形成真正的主体。（3）鲁迅身上生发出来的“个人主义”以及为构建国民和自我的主体性而进行的抗战，在抵抗与搏斗中产生了人的主体性。笔者认为，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启蒙和思想革命乃至解决中国当下“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参照。

三、文学上对鲁迅启蒙方式的继承与发展

当普罗大众都处于一个愚昧的阶段时，需要被启蒙，哪怕鲁迅先生知其不可的“他者启蒙”模式，哪怕启蒙者被庸众视为“异类”、“疯子”，哪怕启蒙的前途一片迷茫，这一艰辛的启蒙仍然继续了下去。时至今日，理性文化给予了我们“现代性”，这一急切的发展模式，无止境地进步欲求，已经受到严重质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对“现代性”积极发展观表达的疑虑，根本缘由也就在于，现代性变革和进步观念引导社会实践很难进行下去（4），而此时，同样需要另一种启蒙，来驱散裹挟在理性周边的阴霾。

其一，朝向理性文化内部的否定力量，对于自身的一种否定性的固守与重造，继承和发展这样一种文学启蒙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把中国现代的崛起与传统宗法制度社会的没落放置在一起，现代的到来伴生着激烈的暴力，历史的新生传统以诞生、家族和个人的死亡为铺垫;《秦腔》关注了农村的现实问题，写出了1990年以来中国乡村转型中的困境;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写出了张季元、秀米、谭功达等人的乌托邦冲动，那种想要超越现实的精神渴求，并且执着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精神层面审视，尤其对个人与历史的联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其深刻与独到发人深省。当然还有莫言的《生死疲劳》、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河岸》等作品，都是对20世纪的激进现代性做出深刻而独特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找到他们的现代性书写的共同性，那就是对激进现代性的反思。这也是当代文学上对鲁迅反思启蒙方式的一种独特的继承与发展。

其二，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选择，在挣扎中保存自我以执着于自我的方式进行改变。“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鲁迅思考问题的基本前提。各种流行文化鱼龙混杂，全盘西化还是固守自我，这正是需要在挣扎中保存自我以执着于自我的方式进行改变。文学上的启蒙作用也将涉足到这个领域，正如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围城里人的人想出去，围城之外的人想出去，而进与出这一选择行为都取决于“人”这一主体，不能完全归咎于外界环境。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不单纯是先天的因果律，也给人留有了自由选择的余地。在这个理性而功利的时代，文学上的启蒙能够偏向保存自我，以执着于自我的方式进行改变的个人主体构建，而不是随波逐流，对于时代而言善莫大焉。诸如20世纪30年代作家沈从文、冯文炳等，他们的小说里对乡土的描绘，对人性美的推崇，对原始人性的复归，《边城》对理想湘西世界的建构来抗拒现代化的浪潮，《竹林的故事》對自然人性的向往，似乎是一种有意回避现代理性的方式，乃至否定理性文化。而同样是20世纪30年代作家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这是用蒙太奇的手法尝试的新小说，让空间镜头和狐步舞一样转换，透露出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也可以看到，道德沦丧的母子，为生计所迫的妓女，冷酷无情的建筑之下的工人尸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无论是逃避理性文化还是揭露理性文化，对于读者而言，他们同样做出了具有个人主体性的选择，同样能引发我们对现代性困境的深思，这样的作品，不随波逐流，是作家个人主体性构建的思想结晶。还有在理性文化之下选择投射一些终极关怀的，诸如许地山创作的《缀网劳蛛》和《命命鸟》之类的作品，这种题材的小说最终以宗教为归宿，在现代性的窘境之下同样需要更多。当然，这些文学作品走中程度上上也是，对鲁迅启蒙方式中“立人”思想的延展，而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同样需要继续的延展这一思路。

其三，新媒体下的文学批评启蒙也是对鲁迅启蒙模式的发展，新媒体占据着现代人绝大多数的话语权，而新媒体与文学启蒙相结合，“他者启蒙”的阻力也将会减小很多，它不应该继续以感性的犀利博人眼球。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引导文学发展方向，它不仅仅是同鲁迅那个时代一样，作为笔手头抢去单纯地揭露批判，而是在这种激进的理性文化和保守的生活理想之间谋求相对主义的平衡，新媒体下的文学批评既不应隶属于前者，也应不隶属于后者。那么批评家隶属于谁呢？隶属于时代，时代给予了新媒体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所以它也应该给予时代相得益彰的文学批评。什么叫相得益彰，这绝不是夸大其词，换言之，就是在颓废主义兴盛的之时，舆论得另外再使一把推力，使其拥有更多的现实因素;当现实主义揭露过多之时，浪漫主义有需要重新被提倡。正如，当现代化的科技充斥和占有了我们几乎所有的空间，在文学批评中时间性的事物就自然而然应该被提倡，例如传统的风俗节日、文学艺术、儒学道学等时间性沉淀的历史文化就应该以新的形式复归，而不是选择遗忘，如此才能达到时空的平衡，如此文学艺术乃至新时代的精神文化领域，才将由此稳步向前迈进。

注释：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鲁迅.摩罗诗力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刁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J].中国比较文学，2016（4）：187-200.

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参考文献：

[1]鲁迅.摩罗诗力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刁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J].中国比较文学，2016（4）：18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