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霞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信仰文化的欠发达，当代中国文学信仰力量匮乏，信仰书写面临着被忽视的困境。2017年，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对话信仰，为文学指示出了一个叩问信仰的新维度。在文章中，信仰作为精神本质实现了自然回归。同时，通过对于信仰众生相的描摹，映射了当代社会的心灵群像。总之，它突破了长久以来信仰叙事“宗教”之维的单一局面，开启了信仰叙事的新篇章。

关键词：《心灵外史》;信仰叙事

拿到石一枫的新作《心灵外史》，脑子里不住地兜兜转转勾连张承志的《心灵史》，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书名的信息素相似。至于为何命名为“外史”？我想，一来是要借一个“外”字与张承志的《心灵史》区别开来。二来是一种戏说，以便稀释正统书写中太多的庄重肃穆，重铸极具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外”延展了无限的空间，可供吊儿郎当、插科打诨、玩世不恭。鉴于石一枫个人的情性和一贯的文风，《心灵外史》作为题名再恰切不过。

一

翻阅《心灵外史》，果然与《心灵史》有连带，两者共同展现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信仰”。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之后，占据人们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回撤，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实用主义甚嚣尘上，整个社会价值错乱，道德不适，人的灵魂无枝可依，精神枯槁失落。缺乏信仰已经成为了白热化问题。石一枫感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开启了新时代的信仰叙事，以此来追回人们失去的神性。在信仰叙事中，石一枫有意避开了超拔的神性书写，舍弃了对于超越的、抽象的、启示性的个体信仰体验的描摹，向人物的内心挺进，对信仰者本心的最本质困境加以“怯蔽”和“照亮”，具有实质性的感人力量。

文章的主人公大姨妈，历经大半个世纪追求信仰，流连于不同的信仰之间走走停停，心灵始终处于逡巡中，一直寻求一个可以安顿的处所。对于此，石一枫并没有将其圈定于“灵”的单向度寻求与明朗性探问。而是描写出大姨妈内心深处异于他者的残缺，表现出了“心”的体验性、内在紧张性，使信仰叙事回到了人的真实存在中。文章中，大姨妈因参加传销组织被关入看守所，“我”收到消息后去看守所探视大姨妈，当“我”伸出手想摸一摸大姨妈时，大姨妈却向后一缩，躲开了，说道：“杨麦，我有点儿怕你。”在“我”的探问下，大姨妈道出了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怕你跟别人一样看我……说我不正常。”。这段描述如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大姨妈的本体残缺，她内心深处不仅仅存在个体化的残缺——孤独，更多存在的是社会化的残缺，即来自他者的审视的目光，以及由之而感受到的差别、隔离、恐惧和伤害。正因为大姨妈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隔离，所以，在一个具有融合力的群体召唤之下，大姨妈感受到了被指引，被接纳，被肯定，无法抗拒，无可避免，无所顾忌地奋力投身其中。信仰之始，源于生命自身的残缺。大姨妈的五迷三道显然与理性无涉，与心灵相关，她自言：“我的脑子是满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须得相信什么东西才能把心填满。我觉得心一空就会疼，就会孤单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压根就不配活着……我就相信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的是先找个东西信了，别让心一直空着……”大姨妈呢喃的表述将盲信者脱除公认的缺智表征还原到缺爱本体，显现了人性深处的孤立无援与惶恐。抖抖擞擞之间，无所归依之时，只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真想相信什么。真想相信。真想相信。真想相信。”同义反复里大姨妈的盲信终于水落石出，留下的是太多的惊愕。

另外，石一枫的信仰敘事走出了一味宣扬宗教信仰，强调信仰对人的救赎和启示的怪圈，书写了人质疑神、与神辩难的可能性。文章中通过书写大姨妈对信仰怀疑和徘徊态度，表现了宗教信仰和个体自由的悖论、启示与理性的矛盾、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冲突。文章中随处可见的是大姨妈悸动不安的灵魂。大姨妈寻求信仰：“革命——气功——传销——上帝”。每一个她都热烈地追随过，而每一个信仰对象都无法长久。六七十时代，大姨妈相信革命，告发了母亲私藏手稿的事情，却在最后关头内疚了，后悔了，豁出命来保护了母亲;八九十年代，大姨妈相信气功，为了见气功师父筹备良久，却在临上台接收能量时把“我”向前一推，让“我”接受“普度”;之后，大姨妈相信“虫宝宝”，在“我”拉她逃跑时狠命拽住了“我”，可就在“我”被抛入“大锅炉”后，她不惜与“组织”决裂，把“我”救出来;新时期，大姨妈相信上帝，走向天国，因为她不想拖累“我”。她也曾坦言：“我一直不知道他们那些人（气功师父、虫宝宝）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再多想一层，真的假的好像又都并不重要，不能妨碍我让自己去相信他们……”这样的信仰叙事告诉我们——即便一个虔诚向神的灵魂，也经常会有疑神、渎神的一面，这是人性的普遍真实，是理解宗教信仰的关键。人的内心是不和谐的，可能存在既怀疑信仰、又尊崇信仰的东西。这种东西存在于人的心里，是本真而非姿态的。它是人的心灵内部的信仰，它来自人的心灵矛盾和人摆脱这一矛盾的渴望。这样的书写深入人的精神领域，揭示人的灵魂状态，体现了信仰叙事作为精神内涵向自身本质的自然回归。

二

石一枫对于信仰叙事的挖掘不止于此。在《心灵外史》中，他细致地描摹出了一幅信仰者的众生相。大姨妈，由于生命内在的残缺，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为了找到理想中的圣地，她始终在“九死而其犹未悔”地寻找。强烈的浑重的感情推动着她，使她无法自制，激动难忍，在理性之前，不顾一切地朝着信仰扑过去，填补内心的空虚。她不断地从一种信仰中拔出又急不可耐地投入另一种信仰，把结束当成了开头，把生命交付给了道路，长别了休息和安宁。在普世价值中，大姨妈被认为是“脑子不正常”的女人。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个以精神“行走”为生命形式的大姨妈过着逼仄的生活却总能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崇高圆满，同时还能给“我”温情。

作为叙述者的“我”是理性的信仰者，在启蒙之光的照耀下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我”识破了大姨妈信仰中的荒谬，拔掉了大师的毛，破坏了气功大会;砸了雕像，扰乱了传销大会。一次次以破坏之举将大姨妈拖出谎言之境，癫狂之地。“我”作为智识的代表，显现出了不同于庸众的优越性。对事事辨识清晰，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无疑具有了很高的生存基点。然而，作为生活助力的理性最终止步于情感门阀前，无法将“我”送入幸福的殿堂中。“我”不可抑制地患上了“焦虑症”，只有药物才能维持“我”情感的基本平衡。理性的计算也无法遏制“我”内心对于大姨妈的追随。在大姨妈听从上帝的召唤撒手而去之后，“我”的理性也被掩埋于漫溢的情感中。理性的可变性动摇了“我”对于事物确信，对某些确定性价值的坚守，使“我”在面对“决定性质问”时脆弱无力。“我”的存在展现出了理性信仰在与心灵信仰交战过程中的不堪一击，体现出了理性信仰的限度。

文章中的李无耻是第三类信仰者——世俗信仰者的表征，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失去精神驰援后的当代中国人。不同于心灵信仰者指向彼岸世界的终极寻求;也不同于理性信仰者指向现实的终极理想，“世俗信仰者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一种放到很低的现实要求，它直指此世的、当下的、可触摸的实际生活。”它更贴近人性的欲望和需求，因此更受人们的追逐。而人在一头栽进世俗物欲的泥沼时，受着世俗目标的信念驱使，精神世界里往往发生了病变和异化。文章中的李无耻占虚位拿实俸，背后运作，左右逢源，赚的金银满钵。名利双收后更是以成功者的姿态出入不穿内裤的高端会所，分享性解放，大发信仰财，然而却对朋友不仁不义、对妻子始乱终弃，毫无底线和道德可言。一个李无耻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可怕的是当今社会李无耻遍地：“神棍们的招摇撞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和色情业，和形形色色的‘腐败经济一样，虽然半遮半掩但却确凿存在，并且有着清晰的利益链条，不知多少人指着它吃饭呢……”当世俗信仰已经蔓延开来，更多的人如同小龙虾一般信奉着“同类相食”的原则时，人性之善何处追寻？人的精神如何放置？生命怎样才能和谐安妥？这成为了当今时代思考的主题。

这三种信仰者的形象无缝对接地映射了当代社会的心灵群像，最终的旨归是为信仰迷途指出多种可能性，这其中甚至蕴含着向上一路的希望。但要注意到的是这三类信仰最终都归于破产，李无耻身败名裂净身跑路，“我”陷入焦虑和疯癫，大姨妈最终走向自戕。当这三种不同形态的信仰都被否决，是否隐示着寻回心灵本身才是最终的救赎之路？以上信仰形态的逐步试错，只是为我们展现了信仰在心灵之内的唯一可能性。

三

在以往的信仰叙事中存在叙述者过多地干预叙事，径直进入人物内心进行宗教信仰宣讲的情况。这样的叙事方法，既为信仰写作设置了内在障碍，也体现了作家面对信仰的艺术重构能力的欠缺。石一枫在《心灵外史》中巧妙结构，设置第三者“我”来辅助刻画人物，有效地规避了主体精神的鲜明投射。文章通过“我”的眼睛照出了信仰者的全像，通过追寻大姨妈的行踪作者描摹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史，实现了对于信仰书写的全面统照。另外，作者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完成了大姨妈宗教心理和信仰态度的叙写。第三人称的间离式描写一方面使得作者得以站在审视席上进行客观叙述，有力地远离了信仰叙事中的自我迷醉。另一方面有效地实现了读者的主动建构。文章通过把人物放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距离相等的位置上，使读者能与作者以同样的空间感去面对这个人物和弥散于故事中的困境，通过与“我”的共情，实现与作者的共情。

艺术化的处理不限于叙述策略，文章的结尾也很有韵味。《心灵外史》在结尾部分撰写了附录故事，其对于正文叙事的回溯与正文构成了二重叙事。客观真实与心灵真实同时显现，杨麦的精神病症在此时不仅有时代病症的显像功能，也构成了叙事可能性中的一种。此时的二重叙事显然区别于先锋小说中的不可靠叙事，“先锋小说所有的技巧和手段都是为了强调叙事，让过程更加有趣，与其说他的叙事是为了‘更为真实地再现世界，毋宁说为了游戏。”在叙事策略的运用上，石一枫走得更远。二重叙事不是噱头，而是完整地叙写了杨麦的心灵世界：大姨妈的离去让他一直寻求的溫情落空，业已崩塌的精神再添负荷无法承受榱崩栋折，所以他出现了幻觉。幻觉的叙写一方面与前文本形成了呼应（杨麦精神上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出杨麦对大姨妈、对温情的依恋;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完成了大姨妈之所以选择自杀的解码叙事。叙事策略恰到好处的运用使得《心灵外史》踵事增华。当然对于结尾也可以做如下解读，这是石一枫为困于理性之围的精神受难者所提供的一种面对苦难时的解决方案——进入自我想象，想象足以改变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让人重新找回自我的生命感觉，重返被生活的无常抹去的自我。这是一条逃离苦难的可能性出路。

结语

《心灵外史》突破了以往心灵叙事的局限，在叙事中实现了对心灵命题的思索，展开了个体生命灵魂的“光明与幽暗、伟大和渺小，并发出灵魂的呼喊”，建构起了文学的宗教启示录，具有长足的进步。但其主题表达也不乏遗憾。文章的信仰书写最终没有带领读者走出心灵困境，反而让我们陷入到了无妄的绝望当中。结尾的二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寻求解脱者陷入信仰迷惘的可悲境地，灰色叙事令人无限怅惘。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心灵外史》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其中对于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探讨切中肯綮，艺术手法的运用炉火纯青，这一切都具备了一部好的小说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