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春[江苏警官学院，南京 210031]

一、引言

卡勒德·胡赛尼是美籍阿富汗人，1965年出生。胡赛尼一直热爱写作，他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可谓是当时文坛的黑马，斩获众多奖项。他的其他作品《灿烂千阳》《群山回唱》同样有很高的知名度。尚必武和刘爱萍这样评价卡勒德·胡赛尼，虽然没有彻底改变阿富汗在人们眼中的负面形象，却至少让人看到了阿富汗这一神秘国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苦难深重的万千民众，血浓于水的人间亲情（尚必武，刘爱萍，2007：6）。

《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两个一起成长的男孩，普什图小主人阿米尔，哈扎拉小仆人哈桑。因为种族原因，阿米尔没有把哈桑当作自己的好朋友，他只在没人玩的时候，同哈桑玩耍，而哈桑也因哈扎拉的身份和兔唇时常受人嘲笑。阿米尔的父亲“飓风先生”却不顾阶级种族之异，对阿米尔和哈桑一视同仁，甚至对哈桑颇加赞赏，这种“一视同仁”引起了阿米尔的嫉妒和极大不满。阿米尔认为这种“平等”是不平等的，毕竟他是父亲的独子，父亲应该偏爱他。所以阿米尔为了获得父亲的赞赏极力表现自己。《追风筝的人》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极大关注。我国学者主要从原型批评、心理学、风筝意象、女性主义等角度进行分析。朱于和王跃洪在《原型批评理论视角下的〈追风筝的人〉》中指出阿米尔和哈桑的故事正如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两兄弟的故事。圣经中该隐因为嫉妒亚伯得到父母和神的偏爱将其杀害，而他也受到了上帝的诅咒而流浪漂泊在外。阿米尔嫉妒哈桑得到父亲的关爱，伤害哈桑，迫使他离开。吉林大学范建迪《阿米尔的归国之旅》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进行分析，他认为童年时期的阿米尔是本我的化身，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阿米尔的父亲则是超我的体现，他经常从社会道德方面约束阿米尔。不过因为他对阿米尔过于苛刻，导致阿米尔人格失衡。到了美国的阿米尔才真正独立自主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此时他可以自我调节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张一妹通过斯皮瓦克“属下”理论对《追风筝的人》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她认为女性话语权被剥夺，女性从属于男性，女性的社会道德枷锁沉重。国外研究主要从流散和文化身份、成长主题进行分析。沙菲克·沙梅尔（Shafiq Shamel）的《史诗和追风筝的人——小说和阿富汗社会文化认同的范例》专注于分析作者对小说所施加的文化认同的影响。他指出小说中情节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超越了种族背景的歧视性界限。尼娜·法琳娜（Nina Farlina）在《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中强调文化身份。她阐释了阿富汗文化，特别是普什图人对阿米尔的影响。斯图尔（Stuhr）《读卡勒德·胡赛尼》关注小说的成长主题，他将《追风筝的人》视为典型的成长主题小说。成长小说讲述了从童年到成熟的身心发展的主要特征，阿米尔因为苏联入侵而离开阿富汗。他前往美国，埋葬了他的记忆。这次经历给了他一个成熟的机会。然而学界从平等主题对小说进行的研究很少，因而本文试图分析文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探究其原因。

二、平等的主题

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之一。人类对平等价值的追求从古至今从未停歇。例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理性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思想，而平等问题正是此书的核心价值。“《大同书》所要实现的‘破九届’的社会设计，却是要打破国家、民族、种族、男女、家庭等人类现有的界限，实现人类的普遍的平等。”（高瑞泉，2010：29）在《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中，平等是一个重要主题，不同种族间的平等、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平等、健康人与残疾人之间的平等、性别上的平等，小到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争宠心理、嫉妒心理等。

（一）种族与阶层的不平等

阿富汗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普什图人多，哈扎拉人少，又因为信仰不同、派别不同，普什图人占统治地位，哈扎拉人地位低下。文中主要描写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阿米尔从没承认他的哈扎拉小仆人哈桑是他的朋友，他的父亲也没承认他的哈扎拉老伙伴阿里是朋友。文中普什图人对哈扎拉人的歧视比比皆是，比如“人们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载货蠢驴’等”（卡勒德，2006：9）。哈扎拉人自幼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他们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即便这样，像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例如阿塞夫，宣扬种族清洗，宣扬阿富汗应该只留下纯正的阿富汗人即普什图人，并称哈扎拉人的存在是阿富汗的污点，这使哈扎拉人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社会的歧视严重伤害了哈扎拉人的民族自尊心，哈扎拉人在阿富汗历史上无法回避的‘污点’使他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这些事实造就了哈扎拉人敏感、脆弱甚至自卑的民族性格，制约着哈扎拉人的思想和行动，给哈扎拉民族主义带来了负面影响。”（李琼，2017：27）由于哈扎拉人长期受到压迫，相比于外在的压力，内心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过着贫穷的生活。在阿米尔接回了索拉博之后，尽管他的岳父并不想承认这个哈扎拉男孩，也不想听邻居的闲言碎语，但阿米尔坚持道明真相，他承认索拉博是自己的侄子，也不准别人再叫他“哈扎拉男孩”。这时的阿米尔已经没有了种族歧视，只有对亲人的关心。作者借阿米尔的转变，呼吁种族平等，抵制种族歧视。

（二）家庭成员间的不平等

阿米尔的母亲因难产而去世，他自幼缺乏母爱，并渴望得到父爱。他的性格像母亲，喜欢看书，写小说，进行文学创作。而父亲恰恰相反，他崇尚武力，崇尚男子气概，因此不喜欢弱不禁风的阿米尔。与此同时，同样从小未获得母爱的哈桑，却常常因为英勇受到阿米尔父亲的夸奖。哈桑只是家里的仆人，是哈扎拉人，却经常得到父亲的关爱，有时甚至得到与阿米尔平等的爱，这引起阿米尔的不满和嫉妒。在哈桑生日时，父亲请了印度大夫医治哈桑的兔唇，阿米尔甚是嫉妒，也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换来爸爸的怜悯，这足以证明他心灵的扭曲。残疾人与健康人是不平等的，残疾的哈桑轻易得到父亲的关爱，而阿米尔身体健全，父亲对他却没有特殊关爱。为了得到父亲的爱，阿米尔不惜在风筝大赛中弃哈桑于危难而不顾，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终于如阿米尔所愿，他投入了梦寐以求的父亲的怀抱。因为阿米尔没得到本该属于他的等份关爱，而哈桑夺走了本属于他的父亲的关心，这种不平等，造成了他心灵的扭曲，为了争宠不惜一切代价。

（三）性别上的不平等

阿富汗属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保留着典型的父权制特征的国家之一，加之伊斯兰基本教义的影响，阿富汗妇女的生存处境打上了深刻的父权制和宗教烙印。长期以来，阿富汗妇女都是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依附于男性，男性永远对婚姻和财产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由此可见，受到宗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阿富汗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哈桑的母亲莎娜芭年轻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大美人，她迫于无奈和他的表哥阿里结婚，她对这段婚姻无比失望，而她却无法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只得听从家里的安排，最后她在生下哈桑后和江湖艺人跑了。阿米尔的妻子索拉雅曾经在年少时犯了一些错误，与人私奔，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算是不小的丑闻。所以阿米尔与索拉雅结婚算是解决了索拉雅父母的一桩心事，由此阿米尔也深受他们的喜爱。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在阿米尔与索拉雅参加一次婚礼时，仍然听到了他人对索拉雅的指指点点，索拉雅崩溃大哭。但是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包容程度却大不相同。社会标准从道德的层面对女性的要求要高得多，同样的事情，女性会受尽非议，而男性却受不到应有的指责。索拉雅的母亲雅米拉一切听从丈夫的安排，她无微不至地伺候丈夫，甚至为了他放弃了自己热爱并引以为傲的歌唱事业。这些妇女都因社会性别上的差别对待，不能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导致悲惨的命运。

三、结语

阿富汗因长期的战乱和极端宗教的影响，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十分缓慢。严重的种族歧视造成普什图人对哈扎拉人长期的压迫，哈扎拉人没有跨越阶级的能力，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来就被刻上“仆人”的印章。因为不可跨越的阶级鸿沟，飓风先生无法承认哈桑这个哈扎拉儿子，无法给他应有的社会地位，这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阿米尔也因父亲对哈桑的偏爱，心生嫉妒，酿成大祸。在极端宗教的控制下，女性地位低下，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的权利。胡塞尼认为，所有这些不平等都应该被消除，众生平等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