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秋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基础部，北京 102488］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皇权制度中，父代表了天，父代表了权威，父代表了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父子关系的标准注解。在几千年“父为子纲”的训诫中，“父慈子孝”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家庭伦理认同。

儿子的自我修养就在于他必须学会压抑自己的欲望，预先满足父亲的愿望，而把父亲的指派则看作神圣的命令。于是听命于父亲，乃是顺从父亲的意愿，努力实现超我内化的结果，最终要达到自动地受良心促使去按父亲的意愿从事的程度。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攻击性，早在信念和态度上就完全受到压制，在行为上也受到压制，更不用说对父亲的仇恨了。由此不难理解，儒学传统中的儿子完全被父亲的权威所压倒，成了软弱怯懦、优柔寡断、依赖顺从的人物。

长久以来，在父子关系中，更多地强调子对于父的“遵从”与“屈服”。这种关系结构形成一种强大而牢固的价值规范、伦理道德和文化认同，一直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构成。

这样的状况直至20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得以松动和改变。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通过人类从猿变为人的过程，传达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在于——进化。这些思想的传播与流行，极大地鼓舞了摩拳擦掌的子一辈们的信心，更是成为他们破旧立新，推翻父权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与精神支柱。于是，一时间，长幼有序、埙篪相和的美满家庭成为封建专制的牢笼，新文化的勇士们用他们手中的笔揭开了封建大家族长久以来在衰老而腐朽的“父”的独裁统治之下，戕害年轻生命，扼杀美好爱情，禁锢自由思想的血腥面目。而这背后是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儒家文化。因此，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必然与“过去的父权水火不容。任何形式的解放首先是摆脱父亲的解放”。

接受了新思潮影响的家族“逆子”们开始了他们对于旧家庭，对于暴君般的父亲的讨伐与批判。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对于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吃人”本质的控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对于不可一世的“父”的威严的质疑与嘲讽。由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子象征着先进，象征着创新，而父则象征着腐朽落后、固步自封，从而，“父与子”对立的模式形成定格，子对父的胜利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必然秩序与规律。在与父的抗争中，正如郁达夫所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的，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子获得了自我主体性的觉醒与“自主自由之人格”。

在小说中，往往父与子的争斗，都是以子离开这“礼教的监牢”，离家出走而告终，以出走来宣示对于父的背叛与审判，出走或许代表了福柯所言“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但是，对于这些从未真正面对父而进行决斗的“逆子”们而言，“出走”更多地暗示了一种逃避与畏惧。无论是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还是20世纪30年代蒋光慈《咆哮的土地》中的李杰，还是巴金《家》中的觉慧等等。在面对父时，情感与理智的纠葛使得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明明注定要风高放火的逆子，在封建大家庭摧枯拉朽之时，却又明显地流露出不舍与忧伤。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子”们普遍地陷入一种无法厘清的伦理焦虑之中，无法自拔。纵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效而及时地缓解了中国“子”一辈的精神焦虑与伦理困境。人人潜藏于内心的“弑父”冲动，渴望推翻父的统治，获得自由，获得父所拥有的权威和力量，在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掩饰下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与展现。但是，血缘亲情上的承继与精神钳制的叛离，依然形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父与子关系对立而共存的矛盾状态。

现代文学中“子”一辈的伦理焦虑，对父辈的复杂情绪，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以逐步解除。因为“当小说将父子关系这样一种血缘伦理切换成阶级伦理时，攻击就可以合法化了”。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在传统因袭中势单力薄的“子”们，此时已经拥有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强大的力量后盾，所以，在与父的斗争中，他们不再软弱，不再妥协，似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曾经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父缴械投降。在摆脱父亲专制时也显得毫无任何心理障碍。不同于20年代专制与自由的矛盾，也迥异于20世纪30年代阶级阵营的差异，在5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父与子的矛盾更多地集中于因由劳动方式的差异而带来的路线之争。“在儿孙们的心目中，祖父、父亲不再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他们不只是观念上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父亲已发展为一定阶级的符号。”“审父”由是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叙述的一个鲜明主题，不过此时的“审父”与“五四”或新时期以后的“审父”主题内涵上存在很大差异，这里的“审”除了文化审视之外，更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审判意味。当然，这里的“父”不只是局限于血缘亲情上的父亲，“父”还应该广义地理解为父辈、兄长、师父等等。与此同时，由“审父”主题也派生出小说中“父子矛盾——深受教育——家庭和睦”这一时期习见的叙事模式。

一、父子矛盾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小说中，父与子的关系再度形成一种象征结构，依然延续着新文化运动中所设定的落后和进步的对立关系模式，不同的是，首先，“父”不再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威，也失去了专制的气势。其次，“‘父’往往以‘个’的面貌出现，‘子’却成了群的代表。父子冲突则指向‘群’的胜利、‘个’向‘群’的皈依”。因此，在小说情节设置中，矛盾的由头往往就是来自于父亲的自私与落后。这种自私与落后具体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体制外的，即身份为普通老百姓的父亲，由于小农思想作祟，不愿入社，偷偷卖粮，一心只想发展自己的小家庭。例如西戎的小说《麦收》中的孙老汉，在农业社讨论麦地入社时，硬不愿入社，偏偏坚持自留五亩麦地。气得儿子宝山要跟他分家，觉得“跟着这样个糊涂老人，大事小事烦神，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一件事。有他真不如没有他了”。而父亲则埋怨儿子“年轻轻的坏了心，端自己的碗，吃自家的饭，操心外头不管家”。表面上看来，父子冲突的起因在于单干还是集体这个有关于劳动形式的问题，但是实质上更为关键的症结在于，小说中儿子的身份是生产队的小队长，所以，当家庭产生矛盾，父子意见不一时，儿子首先想到的是：“社员们反映啥？知道的说是爹不叫入，不知道的，还要说我宝生思想落后，不相信社会主义，想留条后路，脚踩两只船呢。我不愿意叫人说我！”落后的父亲显然已经成为儿子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麻烦，所以在儿子恶劣的态度之下渐渐滋生出潜藏的“弑父”情绪。胡正《汾水东流》中的老汉郭守成，在参加农业社前，是村里有名的起得最早的人。“不论春夏秋冬，鸡叫头遍，就起来喂了牲口，又到村道上拾粪；入社以后，他却睡开懒觉了”。更严重的是，郭守成老汉老是在集体劳动时偷奸耍滑，缺斤短两。不是把社里的肥都积到自己的自留地里，就是偷偷把堤坝决个小口，抢先浇灌自己的园地。最后还禁不住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赵玉昌的利益诱惑，倒贩粮食。“自己那落后自私的老爹”，时常“不顾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上耽误下大事”。使得身为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的儿子郭春海，十分恼火，可是“对他这位不说理的父亲”，又“觉得比对外人还难办。软不得，硬不得，轻不得，重不得”。父亲的存在与行为方式，损害了儿子在集体公众面前以及一个想象共同体中的威信与形象，从而，父与子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另一类的父子矛盾表现在：父亲其本身也是或者曾经是集体中的干部或者积极分子，而在后来的集体化道路上，越走越偏离主线，从政治觉悟到行为态度都出现退步的倾向，从而与积极进步的子辈产生矛盾。例如赵树理小说《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原本是土改时期的农会主席，一度也曾热心于集体事务，后来被选为村长。但是，随着自己分了几亩好地，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愈加强烈，甚至雇起了赶骡子的二流子王小聚做起了私人小买卖。“这几年因为他只注意他的两头骡子，对同志们冷淡了，同志们便对他也冷淡了，所以在每次支部改选时候他总落选。”群众都觉得他翻身翻得高，人送外号“翻得高”。尽管，在党内一直有人批评他，但是他并不接受，他觉得自己是个“半脱离生产干部，私事总还得照顾一些”。在支部书记金生带领群众积极筹划开渠扩社时，他却一直表现消极，甚至破坏修渠和反对扩社，极为担心扩社会拆散互助组，那样自己就不得不入社，从而断绝了自己做小生意的财路。女儿灵芝是个进步的团员，她早就决心在家庭内部给父亲“治病”，“她爹的思想、行动处处和党作对，发展下去是直接妨碍村里工作的”。可是“现在看着她爹的病越来越重，自己这个医生威信不高”，只得“把这病公开摆出来，让党给他治”。《冰化雪消》中的父亲魏虎头，“在土地改革期间是全区有名的农会主席。斗地主，捉恶霸，发动群众，没有不是好样的”。可是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起先对生产社集体化劳动不大相信，后来看到昔日革命战友郑德明操办的红旗社的社员们都分了红，家业兴旺起来，他也开始眼热。在与郑德明的意气之争中，渐渐迷失了方向，急功近利地追求名利，而受到富农的挑唆和利益诱惑，甚至瞒着社员，企图暗地里按照“劳四地六”的比例分配。父亲的一再落后，引起儿子小松的极大不满，在小说中，父子吵架的情节反复出现：

“以后不准你到红旗社去！”魏虎头拍着桌子说。

“我有腿我就要去！你管不着！”小松说。

“他妈的！你可怕打光棍啦！”

“我看你是只看到赚钱，就不管社里农业活。”

甚至父子冲突的大爆发是儿子检举了父亲，联合红旗社的积极分子大义灭亲般地把父亲的密谋大白于天下，亲手把父亲推上了道德和党纪的审判台。因此，“疗救”这一类“患病”了的父亲，是此类父子冲突表现的主题。

二、深受教育

从叙事学角度来研究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许可以借用汤因比研究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考察和阐述矛盾的产生过程：“必须有一种把受到挑战的一方由平衡状态推入不平衡状态的冲力，使之暴露在新的挑战面前，因而激励它做出以进一步的平衡为形式的新应战，而结局却是又一次的不平衡，实际是一种潜在的无止境的进程。”当父与子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愈演愈烈时，往往会表现出原有平静的家庭秩序的打破，即一种平衡关系的被打破。掌控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子一辈们，已经不满足于听命于血缘的父亲，所以，在小说中呈现普遍的对于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的反抗甚至是推翻，这种打破在1949年以后的小说中惯常表现为有关分家的情节模式设置。“分家”既是父子冲突的高潮，也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三里湾》中的灵芝和有翼相约两人各自去“疗治救助”“落后患病”的父亲，并且以此来竞赛。当有翼想到他那个外号“糊涂涂”的爹面有难色时，灵芝就给他出主意：“不论他理不理，你们长期和他说，或者能争取到叫他不得不理的地步；要是说到最后实在不能生效，为了不被他拖住自己，也只好和他分家！”事实上，整个一部《三里湾》，从袁小俊和玉生闹离婚开始，到最后三对新人的结合，贯穿始终的恰恰是家庭的分解与重组。有意思的是，赵树理的《三里湾》抓住了一个很具有现实意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话题，但是他并未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定来完成这个话题的书写。尽管最终马家大院在“旗杆院”的那些干部的支持和谋划下分崩离析了，菊英终于摆脱了家庭的压抑与虐待，带着土地独自生活了，就连一向孝顺听话的有翼也在爱情的鼓动之下，勇猛地与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庭决裂，不再听命于父母，受他们摆布，建立自己的幸福小家庭去了。小说中落后父辈“糊涂涂”“常有理”对于合作社的态度，也在子一辈接二连三的“分家”浪潮中，悄然发生着转变。但是，仔细阅读便会发现，赵树理的小说始终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依然是在传统的家庭内部，通过传统伦理的方式来化解父子矛盾。小说中，马家按照旧式的大家族分家的方式，每房按土地、财物进行均分。马多寿老两口也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与最喜爱的小儿子一起生活，颐养天年。小说直到结束也没有出现“子”们对于“父”的强烈批评与教育，自然，也没有范登高、马多寿的陡然转变，从落后变积极。反而是饱含感情地叙写着当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家庭解体时，父的失落与忧伤：“菊英分出去以后十几天的变动，给了他个很大的教训，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四个儿子就有三个再也不会听他的指挥，他便有些灰心。”他最后终于同意分家捐地，实际上是因为“觉得自己费尽心机为的是孩子们，如今孩子们不止不领情，反而还要费尽他们的心机来反对咱们”。当一生所梦想的大家族其乐融融，儿孙绕膝的美景都成为泡影时，他觉到了人生的虚空，“咱们图的是什么呢”。于是，决心放下一切，“过个清净日子算了”。赵树理似乎在字里行间，掩饰不住地对于“糊涂涂”遭遇的同情与惋惜。正因为《三里湾》中，缺乏或者说弱化了那些模式化的政治宣传与教育，所以才招致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其缺乏“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而事实上，“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有不少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围绕政策，围绕着当时阶级关系的分析转的情况……而造成当代文学创作中许多潜心塑造的英雄形象缺乏血肉和苍白无力的特征”。

也许赵树理的精神世界所遵行的并非是政治标准和阶级划分，而是农民文化与传统乡土道德秩序。所以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行之路，才会显现出那样的貌合神离，直至终于为了坚持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自愿舍弃延安文坛为他所树立的金碧辉煌的神龛，还原为一个本真而正直的普通人。但是，在“政治标准第一”“社会主义教育是我们文学的根本任务”的时代，大部分的作家还是自觉地以政治高度为自己创作的标尺。柳青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他在阅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写道：“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里尽情描写农民运动的雄伟壮阔，具体举出十四件大事，是为了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我们写文艺作品也是这样。我们把它叫作主题。”所以，“这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不仅是搞文艺不搞文艺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了”。因此，在“父与子”的冲突面前，往往就会出现：父亲的旧式农民的身份被强调，父亲代表着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象征着私有制的单干道路，而子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集体生产以及集体所有制。父子之间的矛盾对立被上升到私有和公有，落后和先进的高度。传统的“父慈子孝”的关系也被儿子对于父亲的绝对领导而取代。顽固的父亲最终必将在儿子义正词严的教育与训导之下放弃私有观念，投身到集体劳动的行列之中。这从而成为“父与子”矛盾解决程式化的结构模式。而这一模式又往往分为两个步骤：“讲道理，摆事实。”

首先来看，何为“讲道理”。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关于“父与子”的小说中，子还肩负着教育和改造父亲的重任。在李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父亲宋老定想买张栓的那“一杆旗”的好地，想象着自己触手可及的丰收致富的美景，却遭遇到儿子东山的反对。在一番父子争执之后，儿子觉得自己身为共产党员有责任来教育落后的群众，包括他爹。于是，小说中就有了这样一段父子对话的场景：

“爹，张栓现在因为他胡捣腾也要卖地了，可是现在是新社会，咱那困难要是放在现在，就卖不了地了。现在共产党领导就是这样，只要你正干，下力，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能帮助，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产。”

老定没吭声，他只觉得额头上的青筋蹦蹦乱跳，脑子里像黄河水一样翻腾着波浪。

之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一言九鼎，威严霸气的父，还试图以“父”的身份来训诫儿子，“你反了，啥也由了你了，我是你的老子”。可当儿子一提出“党”“政府”这些制胜法器，也只剩下俯首帖耳地沉默不语了。“儿子训老子”似乎成为这类小说的必要情节，甚至父们在子辈长久的训诫之下，条件反射般地变得畏惧和羞愧。《汾水东流》中的郭守成因为贪小便宜，撑死了自己卖女儿换来的牛。看着儿子走过来，他立时想到：“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儿子一定要狠狠地批评自己，说不定他们刚才开会时，已经决定要开大会斗争自己了。”郭守成“正准备着他儿子对他的宣判”，想不到儿子只是说了句“好好检讨，提高思想吧！”居然就是这句冠冕堂皇的话使得这位老父亲觉得格外“暖心热肚”。于是，“他就忽然抬起头来，说不清是亲热还是感激地看了儿子一眼，然后那脑袋就像失掉了支持似的，一下子沉重地低垂到胸脯上。刚刚忍住的两眼泪水又一齐涌了出来……”在老父如此动情之下，儿子非但不感动，“看出父亲果然是有些后悔了”，想着赶紧“趁机劝说”。传统的父与子的情感，经过“去私化”的改造，转变为一种集体情感。从此以后，它只有被放置在带有公共性质的劳动场所、工作工程中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父与子的血缘伦理关系也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是“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对于本管辖之下的“落后社员”的监管与训导的关系。

其次，摆事实。尽管子们的法器异常有效，但是，依然有些有着顽固的小农意识的老父们，在子一辈的“大道理”面前，犹豫“蒙昧”。他们依然执念于对于集体劳动成效的质疑，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哥儿弟兄们在一块儿过日子，还要抬杠吵架闹分家呢，咱们大伙儿，你姓张，他姓王，能团结得好吗”？因此，在小说中，对于这些顽固的落后派们，除了讲道理，就得摆事实了。所谓摆事实，就是每当“集体”和“单干”产生冲突时，子们就会从劳动收益的角度，给父们算一笔账，以显示集体劳动的优越性。秦兆阳的小说《刘老济》中即是如此，刘凤阶“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普通的庄稼汉，全省的模范宣传员之一”，“他们全互助组的人都同意把组转变为社，只有凤阶的父亲刘老济的思想还没有打通”。于是组织了一帮人来给父亲开个“打通思想”的漫谈会。在子一辈“单干户好比是坐牛车，互助组好比是坐马车，合作社好比是坐汽车，你是愿意坐马车还是愿意坐汽车”的穷追猛打之下，刘老济哭了，“道理都好，可我总是不放心，怕你们一个计算不到，垮塌一下，把日子塌下来了，你孩子家眷一大堆，可怎么过呀！”子对父的训导陷入了僵局，直到一个和刘老济一样有着惨痛家史的翻身农民王老春的一席话，化解了矛盾。他从自身的经历说起，现身说法般地演示了自己怎样从一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贫穷局面，经历土改、互助、合作社，一步一步，生活怎样起了大变化，从而帮刘老济算清楚了一笔账：

社会主义，把小片土地连成大片，大家一块儿干活儿，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帮我，我帮你，……老济，你没有得过互助组的益吗？互助组不是比单干户打的粮食多吗？互助组好，合作社更好，集体农庄更更好！集体！集体！我恨不得一下子“集体”了——我就是这样思想！

在这对于“集体”力量狂热崇拜和歌颂的情绪渲染中，刘老济打通了思想，“往后，集体了，地界就不分了，那可就痛快了，也分不清你的我的了——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那可省多少心啦”！“集体”取代了单干，消解了个人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忽略个体差异的“集体”同时又陷入了共均富的怪圈，为以后的社会发展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隐患。

三、父的转变

在子一辈的教育和斗争之下，在对往昔苦难的回溯之下，激起这些顽固的父们对于党对于政府“喝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激，使得他们往往在某种简单而质朴的报恩和羞愧自己落后的复杂情绪下，发生着自愿或无奈的转变。刘澍德的小说《桥》中，一心想着单干，朝着自己所设想的个人发家致富的“五年计划”迈进的父亲，在遭遇众叛亲离和党内轮番批评教育之后，终于醒悟过来：“今日，我才算明白我走错路啦。这半年多我像是害了一场烧热病，昏天黑地的乱搞一铺，心里面一有邪念，连鬼都来门口刮旋风！……幸亏王主任和你二叔他们，生拉活扯的把我拖出烂泥潭，危险！……”不但自己再次恢复土改时的革命热情，成为集体化劳动的忠实拥护者，甚至后来还以自己的落后事例来教育和说服其他观望不想入社的农民：“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参加农业社。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想了又想，看了又看，不行，除了农业社，没有别的道路好走。如果大家都能有好日子过，何必总要自己单干呐？”《汾水东流》中那个落后的郭守成，“自从死了牛，揭发了刘元禄陷害王连生的事；自从农业社丰收后，他分到了比往年多得多的麦子，郭春海和他妈又经常开导他，他的心胸开阔了一些，腰脊骨也硬一点了”。不仅检举揭发了破坏农业社私贩粮食的赵玉昌，还热心社里的公共事务，常常出谋划策。“束缚了他多半辈子的私有制的绳子解开了，关了他多半辈子的小农经济的、单门独户的栅栏门打开了。他的思想开朗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倒真心希望快点转上高级社，完全靠劳动分红了。”而且“自从入社以来，儿子就好像和老子经常闹别扭似的，处处批评他，事事劝导他，好像入了社竟然样样不是了。眼前呢，他儿子好像孝道了，父子间也好像更亲近了。”当“入不入社”，集体还是单干的问题解决之后，父与子的对立和矛盾似乎也就烟消云散了。父慈子孝的传统场景似乎再次回到我们的眼前，不平衡的家庭关系似乎又恢复了平衡。但是，如果究其根本，就会发现此时的平衡状态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平衡。在这些小说中，最后的结局自然是父亲得到改造，加入集体劳动。但是，此刻，“父”所镌刻的传统文化意义已经完全被消解，他和子的和解，是发生在一个集体话语的前提之下。也即是说，此时的家庭平衡实际上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小家庭，而是一个以集体为核心和目标的大家庭的平衡。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小说在最后，总是会出现一幅类似于集体农庄的乌托邦式广阔而宏大的想象图景。小说《桥》以二珠为自己新嫁娘的围腰别出心裁的绣图设计来结尾：

村子是眼下的样子：农民用锄头在田里挖地。新农村，有着一排排新房子，大门上三个大字：“东方红。”收割机在村前大片田里收割庄稼……桥那头，已经走过几个人，前面那个，手里高举红旗，走上通向新农村的大道。桥中间，人多一些，有两个人靠在石栏上面两边观望。刚刚走上桥的，是一对青年农民，女的抱着麦穗，男的手举镰刀，向后面来的许多人招引……

很显然，这样的一幅图景充满了象征意义，那座独特的桥预示着从个体向集体的过渡。无数的父与子们一起迈过那座通往“新农村”的大桥，无数的单个儿独立的小家庭也通过那座桥相融凝合，而最终成为一个以集体劳动为核心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