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巧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一、 祥林嫂的精神焦虑

小说的背景定位于一个复杂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冷漠的鲁镇人，具有乡绅权威的鲁四老爷、四婶，“无名无姓”、当过童养媳、死过两次丈夫做女佣人的祥林嫂，也有受过新兴教育但也备受排挤的“我”。小说里面的祥林嫂更是一个悲剧的化身，其身体和心灵都遭到父权、神权、族权的伤害。

不过，祥林嫂身上曾经拥有过的自主性意识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次是她从婆家逃出来做女佣，勤劳、踏实的品质使得她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她的社会价值在自己的主动求生中显现出来。第二次是她再嫁贺老六之后曾拥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当柳妈问她当初怎么“竟依了呢？”她局促害羞的表情、闪乎躲避的眼神“自去看雪花”，展现了一个娇羞幸福的小女人姿态。可想，祥林嫂是拥有过短暂幸福的人，她所最在意的是时代给予她一种新的生活：寡妇不用守节，可以再嫁。在新旧时代的变动中，婆婆的逼嫁行为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已经开明了，遗憾的是只是外壳的变化。因为，祥林嫂所遭到最大之一的打击来自于柳妈、鲁镇人对她服从再嫁的嘲笑。鲁镇的人嘲笑祥林嫂额头上的疤痕，都是这一句“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

时代确实发生了外在的变化，但这“被逼”的祥林嫂最后遭来的是“逼人者”的排挤与羞辱，在这巨大的悖论与荒谬背后，变化却不足以允许祥林嫂追求真正的新生活。祥林嫂只是初尝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甜蜜，却再次被打回原形，她被迫地被时代所改变，也最终被迫地被不成熟的时代所抛弃。就像美国著名女诗人迪金森所写“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我也许会忍受黑暗；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凉”（《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所以，祥林嫂在新的社会中面临着精神信仰的崩塌，最后她才不得不心灰意冷地返回封建的壁垒中，投入了“神”的怀抱。

祥林嫂身上确实有来自于封建时期夫权、族权、神权等旧思想的枷锁；但最终杀死她的不仅仅是四婶的那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还有来自于所有鲁镇人的那一句“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时代的变化允许女子不再三从四德，却不允许女性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欲求，这个变化且不成熟的时代并没有给予祥林嫂合理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祥林嫂额头上的疤痕成为一个耻辱的象征，在这精神悖论背后，祥林嫂遭受了信仰崩塌的精神悲剧。

二、 “我”启蒙而“无为”的悲剧

小说中的“我”是祥林嫂事件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与祥林嫂最后一次会面时，她已经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人物：木刻的神色、空洞的眼神……

此时的祥林嫂已经没有任何生活的希望，她唯一的指望就是虚无缥缈的神灵世界。当她询问“我”一个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的时候，“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当时的“我”“踟蹰”了，“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作为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旁观者，“我”可以大胆地说“没有”；但如果祥林嫂连神灵的世界都无法凭附，那她将再一次陷入信仰的崩塌。祥林嫂站在“有神”和“无神”的绝望的十字路口，她所面对的是信仰的焦虑，是信仰被破坏之后的精神焦虑。她已经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失去了价值，精神的信仰也混乱了，“我”既不能给予祥林嫂任何的帮助，也没有权力去抢走她唯一的“神”的信仰。所以“我”，终究还是迟疑着“欺骗”了祥林嫂。

“我”是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我”听说了也见证了祥林嫂的生命悲剧。“我”是这个故事中唯一理性清醒的旁观者。但随着祥林嫂命运悲剧的发生，“我”的彷徨与悲苦也在故事中隐现出来。“我”一出场，就与乡绅阶级的代表鲁四老爷处于对立的层面：一个守旧的痛恨维新的中年人；一个接受过新兴教育、具有理性启蒙理想的青年人。当祥林嫂在坎坷的命运中挣扎的时候，“我”面对着鲁四老爷之流的乡绅阶层，面对鲁镇群众的看客之辈，“我”能做的思想的抗争也没有任何效能，所以“我”面对悲惨际遇的祥林嫂只是一个无实际行动能力的废人。“我”在故事中是一个“温暖的废人”——有同情、有理想但无行动能力的人。“我”只能在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背后独自叹息，并且纠结、彷徨、无能为力。最后“我”也陷入了一场理性意识和人文关怀的自我挣扎之中，“我”忍受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得回应祥林嫂“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

“我”启蒙而“无为”，追求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却丝毫没有任何的实际行为，“我”是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最终也只是个无用的“看客”。

三、 鲁迅对启蒙反思的严肃与深刻

小说中“鲁镇人—祥林嫂”形成第一层“看—被看”的关系，祥林嫂面临着信仰崩塌的精神悲剧；“‘我’—祥林嫂、鲁镇人”形成了第二层“看—被看”的关系，“我”面临启蒙无路、行动无能的双重悲剧。祥林嫂与“我”都不同层次地代表了新旧交替时代中不同阶层的精神压力、生命悲剧。

小说中，“我”是祥林嫂故事的叙述者，祥林嫂处于被叙述层，而“我”既在小说的叙述层，也在小说的被叙述层。但是，“叙事人从来就不是作者，无论人们知道与否，叙事人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叙事人是一个由作者蜕变而成的虚构的人物。一个施动者，一个在讲故事的人”。 所以，“我”仅仅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叙述者。“我”并不等于全部的作者，“我”只能算是“一位偶然的目击者”，是“作家自我化身的建构者”。那么，“我”只是作者鲁迅“在具体文本中的一个部分的自我”。所以，在“我”的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我”的，更深邃更高层的看客——作者鲁迅。“鲁迅—‘我’、祥林嫂、鲁镇人”就是第三层“看—被看”的关系。

其中，鲁迅与“我”分享着共同的精神悲剧：思想启蒙者启蒙而无路，行动而无能。当“我”面对祥林嫂“有神”或“无神”之问时，就像鲁迅自己面对“铁屋子”该毁还是不该毁的自我之问。《祝福》小说的结局中，“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慵懒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我”彷徨之后最终只能做一个“温暖的废人”，“我”可以同情、关爱祥林嫂，却最终接受自己舒适、慵懒、迷糊的现状。

鲁迅作为最高一层的看客，在“我”的背后是彷徨、无助的，亦是严肃、焦虑的。

（一）鲁迅忧虑着祥林嫂信仰崩塌后的精神焦虑。

新旧交替的时代确实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思想上，旧的思想隐毒仍根深蒂固；物质上，社会也不能为底层妇女们提供足够的生活保证。失去生活方向的祥林嫂只能在这新旧混杂的时代失去生活的判断，甚至会重回更深一层的封建堡垒中封闭自己，成为彻底的弃儿。《月牙儿》里面的月牙儿，一个曾经受过启蒙教育的底层女性，在浅尝人性之光的一点点光明之后，在经济不能独立的困境中沦落为妓女。《伤逝》中自由恋爱的涓生和子君在经济窘迫中也走向失败的婚姻。鲁迅在现实的启蒙运动中看到了新学堂、新文化的“繁荣”，经历了封建礼教的崩塌，但他也观察到了有破坏无建设后的危险，洞察这启蒙过后的物质的不完善、精神的迷茫与混乱。鲁迅反思启蒙事业，他焦虑旧时代被破坏后，新时代还不能够提供给祥林嫂们合适的生存环境。他看到“破坏”与“重建”同等重要，否则“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缺少可以求生立命的社会工作，缺少真正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发展的物质、精神的空间，祥林嫂们的终点只有堕落或死亡。“我”在小说中的彷徨，正是鲁迅自己审视启蒙破坏后而少新建设的精神焦虑。

（二）鲁迅反省着启蒙知识者启蒙“无为”的无能。

小说中的“我”面对祥林嫂只能做一个毫无实际行动的“看客”。“我”看着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我”唯一能给予祥林嫂的就是与启蒙理想背道而驰的神灵信仰。在这样一层悖论中，鲁迅深深地责备这知识青年的无能。堂吉诃德尚且可以怀抱自己所谓的崇高梦想去当一个行动的疯子，年轻而理智的青年却在该行动的时候，安享在“祝福”的幸福之中。那么，此时启蒙在哪里？其实“我”的“无为”背后藏着鲁迅深深的精神焦虑：对现实中太过热情、破坏大于建设的启蒙的担忧和踟蹰；对于知识分子、启蒙者太过理想化而无行动力的痛恨和自省；对有的一些不作为的假道德的启蒙者暗暗的讽刺。鲁迅的精神焦虑是复杂、深刻的。他超越小说中的“我”，清醒地看着新旧交替时代中不同阶层所做的努力、挣扎和失败。

总的来说，祥林嫂在看似变化实则野蛮的时代中面临混乱的生存现实和荒谬的精神信仰；“我”陷入启蒙无为的理想废墟；而鲁迅担忧启蒙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小说中的被叙述者、叙述者、作者各自从三个层面表达了自我的精神焦虑，传达了对启蒙事业的三种声音。

①⑤⑥ 鲁迅：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版，第5—23页，第5—23页，第201—207页。

② 〔德〕沃尔夫冈·凯赛尔：《谁是小说叙事人？》（参阅王泰来等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③ Georgianne Ensign.

Great Beginnings and Endings： Opening and Closing Lines of Great Novels

[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erennial,1996.（参阅余杰：《开端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

④ 余杰：《开端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