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爪 专栏作家

曾经，视频产品由大型媒体机构向消费者分发。这些机构充当的角色，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品位仲裁者，由他们决定哪些产品质量过关，足以在电视网络上传播。换句话说，是他们在决定和制造流行。但是在互联网视频分享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年代，这个关系颠倒过来了。人们看什么，不看什么，分享什么，不分享什么，成了内容制造者追踪的问题。这时质量不仅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连是不是个因素都很难说。

王勤伯 文学翻译者

普通人喜欢把“懂外语”和“翻译软件”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场殊死争斗，结局是你死我活。事实上，学外语、懂外语的人从翻译软件里得到的益处和好处最多。“外语无用论”者通过翻译软件实现了一些日常交流便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他们只是点了个菜，懂外语的人从翻译软件里得到的是天空和大海。

徐元 媒体工作者

文学界所遭遇的创作困难，儿童文学同样绕不开，甚至会更棘手。我们的近当代史像多级火箭一样，一节节被爆燃、一节节被抛弃，也让创作者左支右绌，定不了锚点：王子公主没机会出场，妖魔鬼怪不可以现身，种种特殊的时代也无法成为创作背景。即便是世俗的日常，也由于我們现代化、城市化的时间太短，很难找到足够普世的、隽永的切入口。所以，给孩子写书，甚至是比给大人写书更难的难题。

马立明 评论员

喜欢聚餐的中国人，本质上是向往集体主义，只有在集体之中才能找到自我，并需要依靠集体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人吃饭总是很不自在，需要不时陷入群体无意识之中，才会获得安全感与舒适感。

唐映红 高校心理学教师

如果问中国“养生族”与欧美“养生族”之间有何区别，比例多寡算一个。中国社会是一大群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他们反科学，或者至少不信任现代科学;崇尚传统中医药或者自然疗法，或者至少半信半疑。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明显缺少科学实证依据，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方法学检验的药品、保健品能够在中国社会创下营销奇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