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材出版的视角看高等教育教材政策的历史变迁(1996—2015)
2019-07-08王军
中国大学教学 2019年5期
摘 要:政策“对整个社会进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中就涉及如何进行政府与企业间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高等教育教材政策就是此类比较典型的教育政策。它进行着政府、高等教育、企业间的“价值分配”。本文以“九五”以来连续四个五年规划(1996—2015年)中的高等教育教材政策文本的变化,重点是通过企业的视角解读高等教育教材政策。
关键词:政策;高等教育教材政策;市场;权威
一、教育政策被阐释的可能以及必要性
在政府把“选择要做或者不做”的事情放入教育政策中,对于政府的政策制定可能是一个完成时,但对于政策涉及的相关方,却是一个进行时。“公共政策是由议论构成的,而不是自我定义的现象(a self-defining phenomenon)”。“我们将政策定义为行动(或不行动)过程的政治协定,这些行动被设计用来解决或缓和关于政治议程的问题。这个协定……是一个智识建构,而不是一个自我定义的现象。议论性的建构可能不存在构成被认同、被发现或被解释的公共政策的一致性的唯一的决定、机构或行动者。这样,公共政策就是一个具有充足内容的分析性的类型,不可能被简单地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不得不被阐释。”
作为企业,是很多公共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或者明确说,很多公共政策就是需要企业去参与执行的。当面对一项公共政策的文本,企业如何去“阅读”或者说“解读”,“聚焦于探讨政策所显示的意义、价值、感受或信念”,那么企业如何在公开展示的文本中寻求自身的“价值”实现,这对政府制定政策的效果实现以及企业根据政策的市场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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