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虽然目前关于“地方（区域）法治（制）”的讨论相当热烈，但由于这同“法治的目标就是对专断权力的限制”这个法治的核心含义难以匹配，所以地方（区域）“法治”并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概念。同理，如果仍然在“法治”的含义下来理解“地方法制”的概念，那么它也不存在成立的基础。除非“地方法制”跟“法治”这件事情没关系，它才可能在概念上成立，但它在规范上就不再重要。

一旦承认“法治”是一种政治—法律理想，就会使法治本身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有正当的理由拒绝对法治的追求；纵使跟法治对立的“人治”，的确在事实上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如治安更好、政府更有效率，或者经济发展的更快速，等等。1陈景辉：《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吗？》，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与此同时，如果还有理由将法治进程视为一个社会的整体转型，那么在理论上讲，它通常可能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或者由中央到地方，以及自下而上或者由地方到中央。无论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方式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因为两头并举可能会更快地实现法治的进程，自下而上的方式表面上都存在很多合理的根据。于是，近些年来，法学学者开始试图讨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地方法治、区域法治之类的概念就被不断地提出来，相应的讨论也变得逐渐热烈起来。然而，基于某些原因，部分研究者质疑了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等概念的合理性，而试图以“地方法制”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