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万春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近代以来，以陈炯明、费孝通等为代表知识分子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陈炯明在保障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主张一切权力归诸人民，全民共有共治共享，提出了要严格军纪，限制军队扰民，严禁军警涉赌涉毒，限制军警越权受理诉讼案件，表明了其重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武装力量过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颁布大量政令，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禁赌禁毒，取缔娼妓等社会丑恶现象，以净化社会风气，保障域内民众在相对良好的社会秩序中谋生发展，表明其运用法治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废除就地正法之刑，宽待罪犯，建立游民教养和乞讨人员收容制度。而费孝通则主张通过乡土重建，将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里去，并在解决土地问题，发展乡土工业等基础上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而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基层司法的研究才真正作为一个法学命题并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这要得益于苏力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作的研究。[1]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看出，在当时，基层司法主要采用一种实用主义或者说机会主义的价值导向[2]，推崇“庭院式审判”、“行走式法庭”等方式的审判模式，但却忽视了庭审程序的规制。但令人惋惜的是，作为构成我国审判制度地基和主体的基层人民法庭，至今依然采用这一价值导向，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