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治国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末，以瓦尔拉斯（Walras）、杰文斯（Jevons）、门格尔（Menger）为代表人物的边际革命把亚当﹒斯密原本带有场地特征的市场抽象成了价格生成和资源分配机制[1]，即价格作为一个指挥棒协调者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从而使得市场在无政府情况下仍处于有序状态。丹尼尔·贝尔认为，瓦尔拉斯至哈恩以来的均衡理论“按照拉普拉斯古老的想象”，把市场当做“一个有规律地运动的天体结构，在该结构中，完全竞争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作用”[2]。简言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市场有其独立的运作逻辑，社会作为市场秩序的规范性力量是被排除的，或者说社会制度被视为给定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将市场视为其专属的研究领域，并不断自由主义市场规则扩张至其他领域，以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与此相对，社会学将市场结构、价格信息、货币等与经济相关的议题拱手让给了经济学家[3]。

为回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扩张，社会学家试图重新理解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市场秩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市场的有序运行建立一系列的假定之上，但“模型的有效性仅仅是数学、逻辑的有效性，而非正确地反映了现实本身”[4]。与此相反，社会学家是从现实的市场出发来分析此问题。波兰尼依据资本主义国家自律性市场形成的历史，指出市场嵌入于社会、无法脱嵌于社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