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溥，马晓驰，赵天鹭

（1.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2.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3.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乌蒙山脉，至贵州省望谟县与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系珠江干流西江的源头之一。该河全长近450 公里，总落差近二千米，流域面积2.6 万平方千米。北盘江流域具体包括北盘江及其支流所涵盖的，滇东和黔西南两地约20 个县区。当下学界对北盘江流域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自然地理学方面，如该河水文资料、沿岸滩涂和植被矿藏等；而对该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既不深入亦不系统，时至今日尚无整体性论述的专著和重要期刊论文问世。尽管针对部分支流和片区的研究散见于云南、贵州区域地方史研究成果之中。但这些成果不仅严限省境之内，且多仅限于民族文化和考古成果的简单介绍和罗列。

北盘江流域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不足，造成了该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滞后。我国旅游开发区域不平衡现象由来已久。当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指数之比为56：47：23。[1]这一结论的得出，还是建立在西部地区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扣除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单论历史文化旅游的话，恐怕西部地区的数值还要进一步下降。近年来北盘江流域旅游产业飞速发展，但其所依托的旅游资源皆不出水文特征、气候植被和沿岸山岭等自然资源，而非区域考古、民俗文化和“三线建设”等人文素材便是明证。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言之“工业文化”，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西奥多·阿多诺在其1948年所著《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的概念有所不同。阿多诺所指的“文化工业”，实质上是“文化的工业化”的意思。[2]本文中所说的“工业文化”，是指与“生态农业”相对应的，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工业和工业遗迹。然而，在目前的学界，相关探讨多集中在自然生态环境下农旅结合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对历史文化尤其是工业遗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颇为薄弱，更遑论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旅游精准扶贫规划研究了。因此，本文拟就北盘江流域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的融合开发及在此基础上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规划加以初步分析，显然是不无裨益的。

一

20世纪70年代，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教授Robert Kelley 和Wesley Johnson 等人所倡导的，旨在面向公众创制与传播历史文化产品的公共史学在美国兴起。时至今日，公共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研究和应用的新趋势，但其在国内尚未得到应有的推广。[3]作为公共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历史文化”研究也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开始进入主流学界的视野。2006年，王育济、朱伟在《理论学刊》上发表题为《山东省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综合研究论纲》一文，该文以山东省公共历史文化资源为例，对“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概念、类型和保护与开发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论述。[4]2009年，董雪梅、丁培卫在《理论学刊》上发表题为《公共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学理依据探析》一文，该文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论述了公共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5]2013年，董雪梅在其《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以泉城济南为个案研究》一书中，以济南市为个案，对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6]2015-2018年，孟钟捷相继在《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历史研究》上发表题为《公共历史文化中的“克服历史”之争——近来德国公众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和《公共阐释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两篇论文，二文从不同侧面，以德国在战后对“二战”历史的公共反思为例，提出了建立“公共历史文化机制”，[7]从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两方面推动了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8]的学术建议。

有趣的是，时下公共史学中方兴未艾的“公共历史文化”研究，恰与当下旅游文化学最为热点的“文旅融合”理念不谋而合。20世纪70年代，旅游文化学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这一时期的旅游文化学研究者，已经可以将地理和经济因素剥离，而将旅游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这一时期，Valene L Smith 提出的著名的“主-客”旅游分析范式（host-guest paradigm），更是为旅游文化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9]

作为对国际学界的一种反映，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关于旅游文化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兴起。学者们围绕旅游文化学“主-客”旅游分析范式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以卢云亭[10]、沈祖祥[11]为代表的“‘主-介-客’三体”论，以马波[12]、郑焱[13]为代表的“主体”论和以李星明[14]为代表的“客体”论三大分析思路。实质上，这三大思路背后所体现的，是旅游文化学的范式之争的问题。“主体”论强调“旅游”，“客体”论偏重“历史”，“三体”论则在两者之间寻求调和。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旅游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大量系统接受旅游学训练的学者的加入，立足于旅游学一侧的旅游文化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15]

近年来，“文旅融合”的研究理念，逐渐成为旅游文化学研究的新趋势。[16]然而，目前的“文旅结合”研究，由于未能摆脱此前“重旅游，轻历史”的路径依赖，故而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17]总之，“公共史学”所倡导的，正是基于历史学学科本位的跨学科的应用研究；而“文旅融合”所需要的，更是基于“历史文化学”与“旅游资源学”融合的“文化学者”与“旅游学者”的融合研究。从学术价值角度来讲，通过发挥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独到的专业优势，进行历史与旅游两大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对地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潜藏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研判、规划和利用相结合的，从上游历史文化“原料”到下游景区规划“产品”的贯穿式研究，显然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公共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和“文旅融合”两大研究理念的实证认识。从应用价值角度来讲，伴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中“脱贫攻坚”战役的打响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近代工业文化旅游与生态农业旅游相结合，带动北盘江流域地方经济发展，进而增加贫困地区的收入、振兴相对滞后地区的乡村经济，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二

表1 北盘江流域主要地方历史文献汇总表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学中又被称为“人事记录旅游资源”[18]，系是指包括历史文物、历史遗迹及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在内的一切可以利用于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这其中，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特指因由人类的工业活动而产生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旅游资源。北盘江流域工业历史遗迹众多，且特色鲜明，这就为该区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而言，北盘江流域的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主要包括生活变迁、工矿企业和现代交通三大类型，其“文旅融合”的开发步骤大体如下：

在融合开发的初期阶段，笔者团队通过文献的整理，也就是对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报刊和考古资料等地方历史文献进行的梳理与编研，获得关于开发地域鲜为人知的微观历史文化素材。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历史学科的基本功。以北盘江流域的文旅融合开发为例，通过对各市县地方志、“文史资料”、馆藏档案和近现代报刊资料的梳理，可以对该地浩如烟海的、不为人知却颇有价值的、需要受过系统文献史料批判训练的历史文献学工作者方可处理的微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的挖掘（表1 系笔者研究团队汇总的北盘江流域主要地方历史文献）。

在融合开发的中期阶段，笔者团队通过使用田野调查法，对照初期总结的文献资料，获取实地调研得到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是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在深入北盘江流域进行田野调查之前，笔者团队曾相继进行过“山东缠足女性日常生活”、“石家庄龙泉古寺对周边村民民间信仰的影响”、“山西地方戏剧”、“河北唐山-秦皇岛‘长城抗战’遗迹”和“天津天后与香港黄大仙信仰之比较”等主题的田野调查，因此得以深刻体会到田野调查在获取资料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具体而言，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有助于对前述文献资料描述地的现状、居民历史记忆进行文字和多媒体的印证、纠错和记录，还常常伴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和发现。笔者团队自去年开启针对北盘江流域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的田野调查以来，取得了相当多珍贵的资料。例如在树舍，团队成员就在高耸的乌蒙山中，依据《威宁文史资料》的记载，找到了1962年内昆铁路牺牲工人烈士陵园。对照陵园墓碑上的记载、乌蒙山腹地的山高旷远和老铁路工人的回忆，使我们对地方文献资料中的描述有了文字中难以体会的认识。并且也实地对该地区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进行了研讨。

在融合开发的后期阶段，笔者团队利用前述二阶段所获得的一手资料，进行具有旅游专业学科特点的景区规划分析，进而将原始的描述成果升级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助推当地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近年来，国家相继启动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位于北盘江流域滇黔两省结合部的20 个市县，必须进一步完善旅游市场体系。在已经发展起来的生态农业旅游扶贫思路的基础上，实现历史文化旅游扶贫产品质量的同步提升。随着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完成，北盘江流域旅游区域的规划和发展可成为滇黔两省大力发展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结合旅游试验田和示范区。限于篇幅，笔者在此略去对该地区旅游产业空间分析、产业定位与发展战略、形象策划与开发理念和实施建议等方面的介绍，而将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该区域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方面。笔者团队基于地方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结合北盘江流域20 市县旅游设施的现有基础及开发目标，运用旅游圈的相关理论方法，最终将该区域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布局概括为“以江为轴、四圈相交、五类协同”。

所谓“以江为轴”，就是强调北盘江是整个旅游空间发展规划的核心元素。北盘江作为一条天然的旅游通道，其与两岸轴对称的支流，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叶形优质区位旅游区。乘船由作为叶柄的北盘江干流顺流而下，可以在各支流旅游景区的不断变换中总览全域。而构成叶脉的众多支流，在其各自的流域也同样具有相似的作用。因此，北盘江干支流目前尚存原始的生态和人文环境不能因旅游业的开发而遭到破坏，因为这是整个旅游圈的核心轴线，也是该区连接全域旅游内部各要素的基本通道。

所谓“四圈相交”，指的是该区域内天然形成的四个旅游圈。这四个旅游圈，自上游至下游，分别是滇东北旅游圈、贵昆铁路境内沿线旅游圈、水城旅游圈和黔西南旅游圈。（如图1 所示）具体而言，滇东北旅游圈的范围包括北盘江上游干流革香河及其支流羊场河和亦那河流域，约相当于云南省昭通市的宣威市南部和富源县。这一旅游圈的旅游主题为近代生活的工业变迁。这是因为这一地区相较贵州西部开发较早，因此留存有很多清末以来工业改变民众生活的遗迹和旧址。贵昆铁路境内沿线旅游圈包括北盘江上游大支流可渡河及其支流八道河流域，约相当于云南省昭通市的宣威市北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的南部和六盘水市钟山区六盘水火车站以西地区。这一旅游圈的旅游主题为铁路与滇黔两省的现代化。这是因为这一地区因贵昆铁路的贯穿而拥有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工业文化。在实地走访中可以发现，贵昆铁路沿线乌蒙山区里的那些小镇，并不像外人所想象的那样孤寂冷清。长期以来，生活在大山两侧，可能直线距离不到10 千米的两个自然村落彼此之间却终年没有往来。贵昆铁路建成后，隧道打通了隔断各个村庄的大山。因此，每逢赶集之时，各村村民身背商品，穿过漆黑的隧道到达邻村的集市，这是生活在乌蒙山腹地的人们，在铁路修通之后诞生出来的全国独有的市场文化。此外，体现当年筑路工人的陵园和现已废弃的各种生活遗迹，也是这一旅游圈所要重点开发的对象。水城旅游圈的范围包括北盘江中游干流及其北部支流巴浪河和月亮河流域，约相当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水城县。这一旅游圈的旅游主题为“三线建设”企业文化。这是因为这一地区是当年“三线建设”的重点开发地区，因此留存有大量“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企业和工业移民的后代。这其中，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六盘水的“文史资料”中，详细载有1966年水钢建厂时的各种细节回忆，包括鞍山钢铁厂副经理陶惕成的选址经过、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彭德怀在选址问题上的支持等可用于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材料。黔西南旅游圈的范围包括北盘江下游干流及其两岸各支流流域，约相当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黔西南州兴义市以外的地区和安顺市东部。这一旅游圈的旅游主题为近代贵州的矿业发展。这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工业开发，主要表现为以煤矿为代表的各种矿山冶金方面，因此留存有很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和采矿场的遗迹和旧址。近年来，随着贵州省“大生态”战略的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贵州西部的矿山开采日渐稀少，但作为昔日曾经的工业文化的代表之一，用于旅游资源开发则是不错的选择。

图1 北盘江流域近代工业文化旅游圈规划示意图

所谓“五类协同”，指的是北盘江流域的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一景区，而是要在“全域旅游”的理念之下，与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如自然风貌、生态农业、考古遗迹、民族民俗和红色文化五类资源协同开发，共同打造国家级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具体来说，这一地区的自然风貌旅游资源，具体包括位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的珠江源风景区、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南部的野玉海（野鸡坪、玉舍、海坪）国际旅游度假区、安顺市的黄果树瀑布景区。由于自然风光一直以来是滇黔两地旅游资源的主体类型，因此上述四大旅游圈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风光旅游共生一处、协同开发。生态农业是近年来滇黔两省重点扶持的旅游资源形式，以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水城县南部米箩乡的倮么村岩脚组等地最为有名。如后者以乡镇企业的形式，通过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将巴浪河畔闲置多年的荒滩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并建成生态农业示范园基地，将农业增收与旅游规划相结合。[19]根据笔者团队的田野调查，巴浪河作为水城旅游圈的重要依托，其流域境内同样保留着很多50-80年代集体经济时期乡镇企业和集体仓库的遗迹，如能将其充分利用并与生态农业旅游协同开发，则可助力当地的旅游精准扶贫。北盘江流域是人类先民的诞生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考古遗迹存在。同时滇黔两省结合部兄弟民族众多，在这里广泛分布着彝族、布依族、苗族和白族等多个兄弟民族。每个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和文化。时下，北盘江地区的考古遗迹和民族民俗文化已经初现与旅游相结合的自发意识，但尚无系统的旅游规划方案问世。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虽然与考古遗迹和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时间跨度相对较大，但同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更可协同开发，进而提供自远古至今人类文明的乡土教学旅游场所。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南渡乌江后，进入北盘江流域，他们的行军路线也就成为了该地为数不多的革命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源。不过，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时期的贵昆铁路筑路工人和全国各地远赴黔西支援水钢建设的巨大牺牲精神，同样也是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素材。因此在这方面，北盘江流域的近代工业遗迹，天然地就可以与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协同开发。

综上所述，“基于地方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文旅融合开发”的技术路径由“文献整理”、“田野调查”和“景区开发”三个阶段构成，可以实现从原料到产品的全流程的“文旅融合”开发（见表2）。

表2 “基于地方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文旅融合开发”技术路径简表

三

“基于地方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文旅融合开发”这一技术路径，尤其适用于微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文旅融合开发。如果说，宏观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系指由对国家或大范围地区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人事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山海关之战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遗址等；与之相对，微观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则指的是影响范围局限于地方历史范畴的人事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当下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旅游的需求日渐显著。因此，“文旅结合”逐渐成为旅游资源学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然而，由于旅游资源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为管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因而普遍乏少历史学专业背景的训练。表现在其史料依托往往局限于传统史籍（如二十四史等）和高校历史教材，甚至通俗历史读物和网络资料。依托这样的史料结构，在宏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或可胜任；但若用于开发微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则显得捉襟见肘。

笔者所在的北盘江流域，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专属宏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地区。“三线建设”虽然属于宏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却并不为该地区所独有。因此，北盘江流域包括“三线建设”地方特色在内的绝大多数历史文化旅游资源，都可以归为微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对于这些不见或少见（一笔带过或与其他地区合论）于传统史籍和高校历史教材，但大量分布在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和旧报刊中的可贵却又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必须由受过专业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历史学者，与旅游资源学研究者共同组成科研开发创新团队，才能将之有效的开发、研判、规划和利用。

北盘江流域近代工业文化微观旅游资源的开发，对该地区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提供有效助力。毋庸讳言，以往学界常常将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局限于生态农业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因“三线建设”而起家的六盘水市，可以作为北盘江流域在近代工业文化方面的代表。相较而言，六盘水市工业人口的收入普遍高于农业人口，因此近代工业文化方面的旅游扶贫开发易于忽略。但实际上，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所带动的经济增长，进而带来的相当可观的旅游和附属商业收入，完全可以用于反哺进而促进乌蒙山区的生态农业旅游扶贫，最终在六盘水市形成生态与文化协同创新发展的全域旅游区和旅游精准扶贫网。

六盘水市现有三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一个省级重点县，贫困人口41.65 万，贫困发生率高达15.67%。全市目前共有24 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扶贫任务艰巨。近年来，六盘水市委、市政府创造性地在六盘水农村开展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改革以股份合作为纽带，消除了资源、资金和农民彼此之间的相互隔阂，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规模化、组织化和市场化发展，促成了农户与经营主体之间的联产联业和联股联心，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科学脱贫之路。[20]笔者认为，由地处北盘江流域的六盘水市提出、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21]的“三变”改革思想，不仅适用于规划生态农业方面旅游扶贫的未来路径，也同样为近代工业文化方面的旅游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厂矿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工人变股东”，正是“三变”改革思想在工业文化旅游扶贫中的体现。

总之，作为一个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六盘水市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浓郁的工业文化；同样作为因“三线建设”而得到广泛开发的北盘江流域，无论是工厂、矿山还是铁路，近代工业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却鲜为外人所知。因此，从基于理想化模式的旅游历史学角度，以“基于地方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的文旅融合开发”为技术路径，对该区域进行近代工业文化观光旅游和精准扶贫策略的探讨和研究，进而将“废旧厂矿”变成当地百姓财富增殖的“绿色银行”、将“三线遗迹”变成市民假期生活和学生乡土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行宫”，不仅是完全可行的，同时也是颇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