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阳

【摘 要】环境保护费改税2018年1月在我国正式开始实施，对于这项经济型环境规制，国外已经存在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国内仍处于改革阶段。现有环境税效应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层面，围绕双重红利、市场结构，从环境改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角度研究环境税效应来为改革提供政策建议，但均未体现贯彻环境保护法“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如何改革税制，灵活激励工业企业以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重要问题。本文立足于微观主体，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两个重要方面梳理了现有文献中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应研究，并分析目前国内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参考以及我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更加关注环境税的微观主体效应；拓展研究思路方法；立足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最新实际；深入考虑我国现实市场结构差异。

【关键词】环境税效应；双重红利；绿色转型；环保投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也付出了较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8%—15%（韩超和胡浩然，2015），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等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到来前，中国必须通过一定的环境规制干预来协调经济活动，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绿色保护的双赢。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1月，中国的环境保护税法开始正式实施，现行的环境税主要由过去的环境保护费转移而来，也是在近几年，环境税开始成为国内学术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二、环境税效应研究

在国外，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差异，众多学者们已经在环境税领域做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最早提出环境税概念的是经济学家Pigou（1932），他认为环境污染实质上体现着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政府可以通过征环境税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以调节环境资源。此后， Tullock（1967），Kneese and Bower（1970）等人在对水资源研究中提出“超额收益”（Excess Benefit）观点，即主要认为环境税的出现可以减轻其他税负，使财政收入维持平衡稳定而社会经济却可以实现进步，环境效益取得的同时便也多出了经济效益，这实际上也有后来“双重红利”思想的萌芽。Sandmo（1975）则将环境税与Ramsey（1927）的商品税理论结合分析最优环境税制，均推动了环境税理论研究的发展。

对于环境税效应的集中研究，则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开始涌现大量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这一思想最初是从Nichols（1984）、Terkla（1984）用数理工具实证研究了环境税效应开始产生，Pearce（1991）研究碳税改革时首次正式提出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围绕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环境税效应大致可以总结如下：改善环境，拉动经济，提高社会福利。其中，前者即第一重红利，取得二或三则为第二重红利。对第一重红利基本不存在争议，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环境税的第二重红利，并且随着研究的细化发现了就业、分配等红利，实证研究也集中在检验这些红利是否存在。例如后来Bovenber and De Mooij （1994）、Bovenberg & Goul-der（1996）等围绕环境税的经济福利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Bovenber（1999）；Bossier and Brechet（1995）；Haldi and Sarlos（2005）、Van Heerden（2006）则分别从税制、就业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环境税的双重红利。Shim Takeda（2006）、Uerhard & Daiji & Facundo（2006）分別构建CGE模型，用日本与美国的数据实证验证了环境税开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Bovenberg and deMooij，1995），即认为环境税存在双重红利。

但是，该理论也受到了质疑（De Mooij，1994），如Parry（1995）研究得出环境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带来正的总成本，但普遍仍认同第一重红利 （改善环境） 仍是引入环境税的充分理由（Lans Bovenberg and de Mooij，1999）。同时，随着双重红利研究的增多，国外开始将研究转移到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提上，即变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开始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的环境税研究，Barnett A H（1980）在垄断市场下对比了最优和次优庇古税，随后 Levin（1985）将市场结构扩展到了寡头市场，在双寡头市场中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了排污税效应。Requate（2005）、Simpson（1995）等先后也有类似研究。

在国内，学者对环境规制的作用研究很多，对环境税这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研究却很少且起步较晚。在近些年，主要存在的是较多对于环境税改革的要素设计以及效应模拟研究（许文2007、贾康2008、申焕婷2018），针对中国实际的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司言武2008、王宏利和王克强2010、俞杰2017等）也是一大热点。梁丽（2010）朱厚玉（2013）等多数国内学者认同我国应当引入环境税费并且环境税制度需要不断改革设计，以实现绿色效益。司言武（2010），王金霞和尹小平（2011）、田志刚和张桂江（2016）吴家强（2013）等从税收要素视角论证了我国开征环境税的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方法，税率，毛晖和雷莹（2015）、李虹和熊振兴（2017）等则研究了我国环境税的实施与改革方案。对于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是否存在，国内存在不同观点。谢剑（2000）、李洪心（2004）王德发（2006）汪新波（2014）范庆泉（2015）等利用CGE等模型论证了环境税存在双重红利效应。但张忠祥（1996）、武亚军和宣晓伟（2002）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存在替代关系，环境税会使GDP遭到损失即双重红利不存在。梁伟等（2014）徐晓亮等（2015）吴琼（2017）则认为在我国环境税第一重红利（改善环境）可以实现，第二重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短期难以实现。

三、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应研究

梳理国内外文献，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多从宏观出发，结合经济增长、就业、分配等角度对环境税效应进行考察，而微观层面，研究环境税对工业企业具体影响的文献较少，尤其是国内文献。本文尝试梳理出环境税对当前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现有研究，提出对环境保护费改税改革中可参考的建议。

绿色经济概念最早由Pearce（1989）提出，而学界对于绿色经济的研究范畴，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并无统一定义，本文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1）得出的定义，认为工业绿色转型是坚持环境友好与资源集约利用，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在工业生产中实现绿色化与可持续，最终获得环境与经济效益。可以发现，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主要表现为绿色创新、绿色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升级。

（一）环境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效应研究

国内外有关环境税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直接研究较少，但环境规制与企业投资行为的间接研究较多，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直出现争议。Jaffe，Peterson & Portney（1995）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提升企业绿色投资，进而挤占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Gray & Shadhegian（1998）则从决策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年轻与成熟企业的影响。争议的方向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正向影响（Farzin & Kort，2000），环境税使企业减排投资增加（Pablo del Rio et al，2011）但正向作用会逐渐降低（Rio and Albinana，2011）。Yannis Katsoulacos（1999）则发现过高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成本，使利润下降，二者关系为负向，Jas hua（2009），Ma and Zhang（2016）等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但Xepapadeas（1992）认为环境税这一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其他投资无挤出效应，可以促进企业减排投资提升。Requate（2005）研究表明短期内这一作用是显著的，但长期有待考究。Karp and Zhang（2012）则挖掘了这一正向作用背后的原因，認为是未来环境规制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对未来规制的理性预期所带来的。

国内方面的研究较晚，早期实证得出二者存在正向关系的研究支持了“波特假说”（Porter，1995），即企业在严厉与恰当的环境规制下企业会产生绿色创新行为，最终绩效提高（马海良，2012；叶红雨，2017），由此彭星和李斌（2016）还论证了环境税有助于工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具体到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行为，国内有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许松涛和肖旭（2011）、彭熠、周涛和徐业傲（2013）、杨爽（2015）等分别探究二者具有得出负向、正向、与U型关系的结论。毕茜、顾立盟和张济建（2015）则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正向作用，而环境信息披露中企业环保投资是重要内容之一。

（二）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效应研究

从影响路径以及具体方向出发，探究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正向与负向影响的结论上，Jaffe（1995）、Yannis（1999）发现环境税加重企业成本，从而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最终绩效下降，阻碍企业绿色创新，李志学和杨媛（2011）的研究也支持了该观点。但Popp（2010）等实证得出正的效应，即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国内也有类似实证，在严厉与恰当的环境规制下企业会产生绿色创新行为（马海良和黄德春2012、叶红雨和王胜浩2017）。对影响路径的研究则经历了线性到非线性的过程，在简单的正负向之外，Lanoie（2008）得出这一效应为U型关系，张倩（2014）在非完全竞争市场机构前提下通过博弈模型也支持了U型关系，而中国目前处于这一U型关系的何种阶段也吸引了部分学者的探究。国内多数学者在非线性的基础上继续细化，沈能，刘朝凤（2012）李婉红，毕克新和曹霞（2013），彭星和李斌（2016）等主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为非线性并具有政策差异性与地区差异性，而绿色创新水平也可以间接体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同时，杨朝均（2017）等研究发现，这种环境税产生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工业企业内部存在一定时滞。

四、简评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环境税施行较早，且环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已经在环境税的经济原理，税制要素，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效应研究上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基于我国发展水平、社会环境以及制度背景与国外有所差异，环境税制的设计与修订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应立足国内最新实际。

国内对于环境税以及环保投资的研究较晚，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其一，研究不够全面，对环境规制整体的研究很多，对作为具体的经济型环境规制的环境税研究较少。其二，研究方法待拓展，对环境税的研究或环境规制对宏观绿色投资效应的研究多采用经典回归实证，围绕传统的平衡面板固定效应展开，且数据较早，与环境治理实际情况存在一定脱离。其三，研究需要深入，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宏观层面上环境税作用，从微观层面研究环境税的企业效应少，针对环保投资多从政府层面研究，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不多。其四，研究导向趋同，现有研究多立足于环境税制改革导向，以实现环境效益为首要目标。而在环境税制改革基础上，化解企业绿色发展阻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以兼顾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策略研究还有待推进。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处于绿色转型时期，在环境保护费改税施行了一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业经济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研究策略与政策参考，现有研究文献对

对我国的启示可总结如下：一是更加关注环境税对微观主体的具体影响，这也更能体现环境税“污染者付费”的设计原则；二是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传统的博弈模型以及经典回归模型存在较多的假设与；三是关注我国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实际，以及最新的环境税数据与施行情况，在环境税研究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确定多个而非单个关键要素间影响机制。四是环境税改革更加关注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不能直接在改革中应用，我国现实市场结构情况复杂，不同的工业行业存在不同市场结构，我国需要关注更多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客观实际，差别化设计相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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