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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

2019-07-05台德进

关键词:包容性安徽省绿色

台德进,王 磊

(滁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安徽滁州239000)

经过四十年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安徽省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GDP总量从1978年的113.96亿元增至2017年的27 518.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5.11%。其中,农民收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13.34元增至2017年的12 758元,增长了112.5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7.8%,对外经济活动方面更是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悬殊、就业和教育机会不均等、自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占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26.31%下降到2016年的17.75%;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合肥市是最低的阜阳市的7.93倍(2016年数据);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近十年上升了2倍多。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存在可以归结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包容性不强和绿色缺失所致。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各地区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科学、协调发展。因此,如何在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更加公平,收入更加均等,环境更加友好,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成为我国各区域的当务之急。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共赢,是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绿色和共享的综合体现,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然而,目前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内涵的诠释、测算评价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有限。鉴于此,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安徽省历年数据对包容性绿色增长进行综合测算评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以期为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及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建议。

一、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内涵

包容性绿色增长这一概念最早在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上被首次提出,其目的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和工业化国家的绿色增长相结合,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2016年联合国公布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纳包容性绿色增长这一新的发展战略。然而,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从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的角度研究较多,并且关于其内涵也没有统一的界定。

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绿色增长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比如,OECD[1]认为绿色增长是一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增长方式,并且能够缓解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UNEP[2]和Dinda[3]认为绿色增长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倡减少废气、废物排放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证生物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学者[4]认为绿色增长是一种资源消耗率低和社会福利改善的新的发展方式。可见,绿色增长强调经济增长、污染减少、资源节约和生物系统多样性,将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统一起来,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社会不公平、民生福利较低现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和民生福利结合起来,让经济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Ali和Son[5]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界定包容性增长,即包容性增长是能够让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阶级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的一种增长方式;Rauniyar[6]从成果共享的角度诠释,认为包容性增长必须是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由全民共享,尤其是穷人阶级;Sugden[7]对Ali和Rauniyar的观点进行了综合,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由全民共同参与的状态。可见,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公平正义、机会均等民生福利共同发展,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由全民共享。

综上所述,绿色增长更加关注后代人的福利,而包容性增长更加关注当代人的福利。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包容性发展理念和绿色增长均缺失,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单独强调绿色增长或包容性增长是片面的,不能满足大多数国家发展的需要。正如Nag[8]所说,亚洲国家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追求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二者缺一不可;Albagoury[9]指出绿色增长不一定是包容性的,它有可能使穷人更穷,社会更加不公平;吴武林[10]和周小亮[11]认为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是有机结合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满足包容性和绿色增长。

上述文献看到了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和绿色的统一关系,对于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尚存不足:学者们的观点具有笼统性,只看到统一关系,却没有明晰的主次之分,甚至过分夸大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而忽视了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中国而言,目前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能颠倒主次、本末倒置。本文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在保障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使收入差距缩小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就业、教育、医疗等尽可能公平,环境污染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总之,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而不能顾此失彼。

二、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析

(一)指标选取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层面,因此单个指标无法测量,必须多维度选取指标体系。根据安徽省具体发展情况以及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本文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以及环境保护五个层面进行综合测度,指标选择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选择

民生福利 绿色生产 环境每十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公路里程数财政对就业、社保和教育的投入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森林覆盖率造林面积与土地总面积之比工业污染处置率人/十万人元/人公里/人%平方米/人%%吨/万元立方米/元吨/万元保护%%%正正正正正正负负负负正正正

指标体系说明:(1)经济增长。人均GDP表明经济增长强度,GDP增长率反映经济增长速度,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状况反映经济增长效果及成果惠民力度。(2)社会公平。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比值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反映,失业率是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卫生机构床位数和人员数是医疗设施及医疗条件改善的重要衡量,人口文盲比例与大专及以上人口数是教育公平程度的反映。(3)民生福利。邮电业务量和道路建设程度是基础设施的重要衡量指标,而基础设施对民生福利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代表城市拥挤程度,用财政在教育、医疗和就业方面的比重反映政府对民生福利的关注与重视程度。(4)绿色生产。一般认为第二产业比重越大环境污染程度越高,第三产业则反之;单位产值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产生量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污染程度和资源消耗程度。(5)环境保护。森林具有自净和修复能力,用森林覆盖面积表示这种能力的大小,用造林面积和工业污染处置率表示环境维护程度和环境污染治理程度。以上各大指标,如果数值越大对包容性绿色增长越具有促进作用,则认为该指标具有正的性质,反之,则具有负的性质。

(二)测度方法说明

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是表1中22个基础指标的综合体现,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具体指标赋权重。权重赋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主观赋权法,即以经验和知识积累为判断标准,人为对各指标赋权重;二是客观赋权法,即以特定的数学方法和理论知识作为判断准则,推导结果有严格的数理依据。鉴于本文选取的指标较多,采取主观赋权法有失准确性和科学性,故采取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为各指标进行赋权,该方法精确度高、不易受人为因素干扰,更加贴近实际。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不同数据之间度量单位、性质等不同,难以直接进行运算,故本文采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处理方法——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转化:

其中,xij表示研究年份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值,max(xij)和min(xij)分别表示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具有正的性质的指标越大越好,具有负的性质的指标越小越好,Xij表示经极差标准化法处理之后的数据,0≤Xij≤1。

其次,计算指标比重和信息熵。计算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在研究年份的比重Pij,根据此比重再计算第j个指标在该年份的信息熵:

n表示区域数量,本文中n=16,表示安徽省16个地级市。如果比重Pij=0,则令Pij×ln(Pij)=0,信息熵表示指标的离散程度,其值越小表示数据离散程度越大,0≤Eij≤1。

最后,计算指标权重和综合值。用Wj表示第j个指标在研究年份的权重,Si表示第i个区域的综合值,则:

Wj越大,表明该指标的权重越大,即该指标作用越明显;Si为每一个指标的权重与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相乘之和,即为该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

(三)测度结果分析

选取指标中,城镇登记失业率、森林覆盖率、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置率指标在2006年及以前的数据来源于区域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数据使用移动平均法将其补齐,研究年份从2000年到2016年。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及其分解指标测度结果

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呈“下降—上升—下降”趋势。2000—2002年,指数均值为0.399 8,达到最高峰;之后,在2003—2005年和2006—2008年指数均值分别为0.383 0和0.361 3,有所下降;在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指数均值小幅度上升,接着又开始下降,2016年达到最小值0.312 7。可见,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上有下降趋势,但变动不大,基本上围绕均值0.373 1上下波动。从分解指标看,社会公平指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贡献最大,均值为0.098 8,环境保护指数贡献最小,均值为0.061 9,民生福利指数和绿色生产指数基本持平。各分解指标指数变化幅度均较小,比较平稳,这也可以从图1中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图1中,s表示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s1~s5是对s的分解,分别表示经济增长指数、社会公平指数、民生福利指数、绿色生产指数和环境保护指数。s2曲线在其他四条曲线之上,表明社会公平指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贡献较大,但整体上分解的五条曲线呈水平形状,并无明显趋势。这表明安徽省始终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拉动经济发展为主,经济质量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并没有较大起色。

图1 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及其分解指标指数走势

表3反映了安徽省16个地级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变化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市指数变化各不相同,其中,淮南、淮北和安庆的指数整体上下降幅度较大,其他各市围绕着均值小幅度波动。从指数大小看,较大的前五个地级市分别是合肥、芜湖、黄山、铜陵和马鞍山,均为经济强市,这可能是因为较发达的经济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小的五个地级市分别是宿州、阜阳、六安、亳州和淮南,指数最大的合肥市是最小的宿州市的2.16倍,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综合起来,安徽省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经济强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遥遥领先;二是各地级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未有显著成效,大部分地区停滞不前,甚至个别地区出现下滑现象,表明安徽省在协调、绿色和共享的发展道路上任重道远。

表3 安徽省各地级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测度结果

从分解指标来看(图2和图3),经济增长指数和社会公平指数在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中所占比重较大,以合肥、淮南、马鞍山、芜湖和铜陵最为突出,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强市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就业机会;绿色生产和环境保护指数所占比重较小,以淮北、淮南、马鞍山、铜陵为典型代表,这主要由于这些地区矿产资源开采导致资源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所致。每个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之间五大指标指数差距较大,反映出安徽省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地区内部没有充分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进一步研究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图2 安徽省各区域分解指标指数均值比较

图3 安徽省各区域分解指标指数均值比较

三、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说明

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匮乏,主要集中在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方面。本文根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以及安徽省具体发展情况,试图选择以下核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合理化、教育水平和城镇化率。

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对外交往方式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采用学术界的一般做法,本文将从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产权多元化程度和市场开放程度四个方面反映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干预程度用各市财政支出与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资产投资与市场投资总额的比重表示,比重越大,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产权多元化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度量,比值越大,说明产权多元化程度越高;市场开放程度使用进出口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表示,比值越大,说明对外联系越密切,市场越开放。运用熵权法将这四个指标综合成指数形式,用以反映制度变迁状况。以上变量均来自于各市历年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经济技术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趋向平衡,从而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状态(刘彬彬,2015)[11]。可见,产业结构对劳动力流动、绿色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采用Theil and Henri(1967)[12]提出的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衡量指标。泰尔指数:TL=

(Li/L)],其中,Yi和 Li分别表示第 i次产业生产总值和劳动力总人数;Y和L分别表示地区产业总值和劳动力总数。令Mi=(Yi/Y)/(Li/L),称之为比较劳动生产力,当Mi趋于0时,表示该次产业结构愈合理,故泰尔指数越接近于0,表示该地区整体产业结构越合理。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教育水平是国民素质的重要反映,一方面它影响着创新水平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它影响着工资收入、劳动生产率和环保意识。因此,教育水平可能与包容性、绿色及经济可持续性息息相关。采用教育年限表示教育水平,分别令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教育平均年限:eduit=6primit+9midit+12highit+16univit,其中,primit、midit、highit和 univi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t年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该地区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数据来自于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城镇化推动工业化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城镇化在改善民生福利、治理污染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有着绝对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吴武林,2018)[8]。因此,城镇化有可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采取城镇人口与地区总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数据来自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和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既可以增大自由度又可以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提高估计的准确度,故本文采用面板模型进行分析,设定模型如下:

式中,igg、inst、indus、edu、urban分别表示各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泰尔指数)、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首先,对变量作单位根检验,使用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发现数据均是一阶平稳;其次,对变量做协整检验,使用残差检验法,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最后使用Hausman检验,最终决定模型更符合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为了便于比较,本文也一并给出了混合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4 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1)经济制度变迁与包容性绿色增长呈负向关联性,但关系并不显著。这种结果与前文的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安徽省市场化程度和产权多元化程度更高,对外联系越密切,但现阶段这种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和较强的对外贸易关系等首先造成了更大的收入差距和更高的资源消耗,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正的效应还未显现。(2)产业结构合理化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与前文的预期是一致的,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泰尔指数越小)包容性绿色增长越明显。因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对就业、收入、绿色生产和消费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前文已阐述)。(3)教育水平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正相关,即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的预期也是一致的。但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体上安徽省各区域居民教育年限提高的幅度并不大,从统计数据看,2000—2016年,各地区居民教育年限平均上升了1~2年;二是虽然近几年部分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略有上升,但对包容性和绿色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这种明显的正的效应暂时还未显现。(4)城镇化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也是相反的。这是因为安徽省各地区的城镇化还未形成规模,并且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存在资源过分消耗、就业机会不均等、工业污染严重等现象,很多地区工业化还在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成为各地区第一要义,包容性和绿色发展缺失。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带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鉴于此,本文提出新时代背景下安徽省应该坚持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经济、环境和社会共赢,协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和环境问题而忽视经济增长,否则等同于缘木求鱼。结合以上情况,本文定义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为:在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多的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坚持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和绿色共同发展,不断缩小差距。使用安徽省各地级市2000—2016年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和环境保护五个维度综合测度了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结果表明:(1)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其分解指标指数基本呈水平状,变化幅度十分有限;(2)安徽省地区内部及地区之间五大指标指数差距较大,反映出安徽省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没有充分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3)新世纪以来,安徽省经济增长仍然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粗放型增长方式,更多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福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文中最后对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模型分析,发现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制度变迁和城镇化却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作用并不明显,这与安徽省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

(二)启示

安徽省在包容性绿色增长道路上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做出努力,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新时代,安徽省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扫除障碍,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地区之间联系,缩小地区之间差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增加人民获得感;财政要多向教育、医疗和就业方面倾斜,提高民生福利水平。

第三,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引领发展新兴产业,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

第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逐渐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综合指标体系,青山绿水、民主公平、机会均等、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理应成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第五,提高地区教育水平,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创造前提条件;促进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从而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在城镇化和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要宏观把握、合理调控,避免就业、教育、医疗、收入等差距越来越大,有效治理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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