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左凯文

神道石刻

李文忠墓位于南京玄武区太平门外蒋王街6号，墓葬前伫立有高大雄伟的石武将、石文臣、石羊、石虎、石马及控马官、石望柱、神道碑等墓葬神道石刻。据《明史》记载，李文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一生功勋卓著，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文忠去世之后，朱元璋亲自为他撰写祭文，追封其为岐阳王，谥武靖，并使李文忠获得了配享太庙的殊荣。不过，与其他明初封王功臣墓葬神道石刻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李文忠墓葬神道石刻有许多非同寻常之处。

神道碑

非同寻常的神道石刻

与同时期、同等级墓葬神道石刻（邓愈、徐达墓等）相比，李文忠墓葬神道石刻的异常之处可归结为三点：

其一，神道碑未置于神道中央。就南京地区明代墓葬而言，神道碑皆置于神道前部中央，与墓葬处于同一条线上，中山王徐达墓的神道碑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李文忠的神道碑却未被放置于神道起始位置的正中，而是在神道西北20多米处。李文忠墓的神道碑之所以未被置于神道中央，会不会是在某个时期因某种原因被人移动过?事实上，在南京地区因为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等原因移动神道石刻是件常事，如明蕲国公康茂才和明南京刑部尚书张瑄墓前神道石刻就因保护文物的需要，分别由中央门外的安怀村和雨花台区的马家店被迁移至玄武湖旁的白马公园内；而原在中华门外养回红村的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李杰墓神道石刻因工程建设，先后经历了三次迁移，最终落户于雨花台烈士陵园。

石马坯

不过，通过检索相关文献资料，我发现仕于明万历朝的冯梦祯曾作《游摄山记》一文。在这篇游记中，冯氏称其在前往摄山的途中拜谒过岐阳王李文忠墓，当时“岐阳王墓规制宏壮，似逊中山。右石马一存，其一当左者，在蔓草间，尚未毕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通过这段描述可知，至少在当时，神道碑就已在神道的一侧。由于岐阳王墓为开国功臣墓葬，在明代一直受到诸多保护，如明宪宗时就曾责成工部对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等功臣墓葬进行修治，对于那些已无子嗣的功臣，则派专人进行看管、守护他们的墓葬。是故在明代，当不会有人胆敢随意挪动李文忠墓葬前的神道石刻，其神道碑应当是在修造之时即被故意放置于神道一侧的。

其二，神道东侧弃置有一件半成品的石马坯，这是南京地区明代墓葬神道石刻中唯一一件半成品。与南朝时期神道石刻是在石料场雕刻完成后再运至墓葬前不同，明代墓葬神道石刻是在墓地现场进行雕刻的，因而李文忠墓前的石马坯当是在制作之时便被弃置于该处的。在夏维中、韩文宁所著《明孝陵》一书中提到有学者推测，石马坯可能是由于当时工匠制作失误而造成的残次品，朱元璋将石马坯留在原地，以警示后人。这种说法并无文献资料的支持，而且李文忠当时被追封为岐阳王，地位非同一般，朱元璋仅仅为了警示工匠，便破坏墓葬规制，在墓前留下一个半成品，实在是不合情理。李文忠墓前出现一件半成品，恐怕另有它因。

其三，神道石刻修建工期过长。据《明集礼》记载，明代规定官员逝世后，“三月而葬，前期择地之可葬者，盖地有美恶，地之美恶者，则其神灵必安，其子孙必盛”。 而《明史》亦记载：“（明代品官逝世后）乃择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圹。刻志石，造明器，备大举，作神主。既发引，至墓所，乃窆。施铭旌志石于圹内，掩圹复土，乃祠后土于墓。题主，奉安。”在这其中，所谓“刻志石，造明器”应当包括制作墓葬神道石刻。由此可见，明代功臣、品官墓前神道石刻一般应该是在墓主去世后不长时间内制作完成。而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开平王常遇春逝世后，明太祖朱元璋在当年就下令将其葬于钟山之下，并“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宁河王邓愈在出征途中逝世，朱元璋亲自为他选择墓地，并“敕有司营建墓兆”。亦可见这些功臣的墓葬都是在逝世后便立即开工建造，并在不长时间内完成相关工程。但据董伦所撰《曹国李公歧阳武靖王神道碑铭》记载，直到李文忠逝世三年后，有司才为其雕刻完成了神道石刻，制作墓葬神道石刻的时间似乎过于漫长。

更令人费解的是，相关部门耗费了大量时间进行建造的李文忠墓神道石刻，最终竟然是个“烂尾”工程。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一生战功赫赫、位极人臣的李文忠，他的墓前似乎本不应该如此狼狈不堪。而出现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文献中也并未见到朱元璋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对李文忠墓神道石刻进行补救的记载。

异常现象的成因分析

结合相关文献，我认为岐阳王李文忠墓神道石刻出现诸多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与李文忠死后朱元璋对他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李文忠墓

石马及控马官

关于李文忠的死因，《明史》与《明太祖实录》中皆载他是因病而死。不过《明史》中提到，在李文忠去世后，朱元璋怀疑有人毒杀了李文忠，于是削去了曾为李文忠诊疗的淮安侯华中的爵位，将其家属流放于建昌卫，而参与对李文忠治疗的医生及其家属则皆遭杀害。因为医生未能成功挽救病人的生命，而将病人死亡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医生，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与当今的“医闹”行为颇为相似。但朱元璋的“医闹”所涉及的人员更广，据《皇明史窃》载，李文忠死后，“主（朱元璋）悲，怒杀诸医及侍者百人”；《名山藏》亦载“上为族诛诸医及其侍婢六十许人”，可见朱元璋在李文忠死后不仅仅处死了他的医生，还诛杀了李文忠的侍从们。朱元璋晚年虽多疑好杀，但仅凭自己怀疑有人给李文忠下毒，而诛杀李文忠的医疗团队，还波及到医生们的家属，牵连如此多的人，实在是不合情理，且“李文忠中毒致死”一说仅出现在《明史》中，孤证亦无法让人信服。根据明代相关文献推测，明太祖这样的做法，很可能是在掩饰李文忠真正的死因。

李文忠墓享殿遗址

李文忠晚年时，常常向朱元璋进谏，《明史》就载其有“劝帝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等劝谏之事，但这些进谏的言论却彻底激怒了明太祖朱元璋。由于李文忠颇好文墨，董伦所作《曹国李公歧阳武靖王神道碑铭》就载其“为诗词皆伟壮可观，至音乐华靡泊如也”，《明史》亦称他“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对文学的热爱，使得李文忠十分愿意与一些名士交往，《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坚瓠集》《青溪暇笔》等文献中就载他曾与张三丰友善，家中保存有张三丰所留的蓑笠。除了与名士交往，李文忠还在家中养了不少门客。故而，据明人所著《皇明史窃》《名山藏》《罪惟录》等书记载，朱元璋认为李文忠之所以频频有这些“儒生家言”、劝谏之举，并非仅仅是他自己的行为，主要是因李文忠门下儒生教唆所致，于是朱元璋派人趁着李文忠不在寓所时诛杀了他的所有门客。当李文忠回家后，看到门客们的尸体，想到自己一片肺腑之心却触怒了朱元璋，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遂一病不起，最终郁郁而终。

大概是因为李文忠为朱元璋的外甥，朱元璋原本仅想通过诛杀李文忠的门客来告诫他不要再生事端，却没想到因此导致了李文忠的死亡。朱元璋在事后一方面追封李文忠为岐阳王，配享太庙，赐葬钟山，给予其极高的礼遇；另一方面，又对李文忠的医疗团队和身边的侍从大开杀戒，恐怕主要是为了安抚人心，掩饰事实，挽回自己因过激行动而导致李文忠病逝的结果罢了。但从朱元璋直接诛杀李文忠的门客一事，亦可想见当时朱元璋对李文忠的种种行为已十分愤怒。

李文忠墓前石碑

虽然李文忠死后，朱元璋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但经过了诸多波折，其心中对李文忠的怨恨已经非常深了。据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在其著作《名山藏》一书中记载（查继佐的《罪惟录》中亦有相类似的记载），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在服丧期满后，朱元璋令他继承其父的爵位，同时对李景隆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诰曰：贵戚之家，保富贵者鲜矣！贵戚之位，忠臣义士之所矜重，奸邪之所窥妬，繇是有束手而倾，不自重而覆。呜呼！守是位者，必动止合宜，语默无妄，静观社稷安危，察奸邪之所以。若有邪臣党比，则秘其事而幽其几，以待一举而患难，为之捍御。朕姊子文忠，命居群将之列，功至公位，呜呼！非智非谦，几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终，其薨也三年矣。以骨肉之亲，兼着劳于朝野，服制既终，命尔袭爵，尔其慎鉴前失，永受朕训！”

朱元璋对李景隆大谈一个“忠臣义士”当如何作为，称其父李文忠“非智非谦”，几乎要危害社稷，并要求李景隆要时刻以其父为鉴，听从皇帝的训诫。而在李景隆继承爵位前后，董伦奉敕所撰的《曹国李公歧阳武靖王神道碑铭》中，则借李文忠之口，称自己的所有成就皆为“皇上所教，匪臣之能”，也释放出了相类似的信号。

李文忠去世三年后，朱元璋对李景隆说出这么一番话，其实已经表明了当时他对李文忠极其不满的态度。由于朱元璋已将李文忠定义为一个异己分子、社稷的危害者，恐怕是不会继续为其修建一个合乎礼制的神道石刻的。李文忠墓前“烂尾”的神道石刻工程，或许是朱元璋为了警示后来的大臣们当以李文忠为鉴，而有意为之。李景隆虽继承了爵位，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是朱元璋做出的决定，后人无法随意更改；另一方面由于在永乐时，李景隆因遭弹劾而被明成祖朱棣褫夺了爵位，因此李文忠墓前的神道石刻未被后人重修、移动过。直到今天，给我们留下一个个难解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