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陈溢彩

天龙寺位于杭州玉皇山南麓，由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建于乾德三年（965年）。现今遗存的天龙寺摩崖造像三龛——中龛弥勒七尊造像、西龛无量寿佛造像、东龛水月观音造像，即为该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龙寺在一千多年来虽屡经毁建，但三龛造像总体来说保存较为完好。作为五代吴越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天龙寺摩崖造像与杭州烟霞洞造像、慈云岭造像一起，以“西湖南山造像”名义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龛也即弥勒七尊龛是天龙寺的主龛。学界一般认为该龛主尊为垂足倚坐式弥勒佛像，其两侧则依次为二弟子立像、二菩萨（法华林菩萨与大妙相菩萨）立像和二金刚力士像。在主尊头光两侧的石壁上，还分别刻有一身飞往主尊方向的飞天像作为衬饰。总之，对该龛的整体格局与构成，大体上已形成共识。然而，关于弥勒佛旁边两位胁侍弟子确切身份的认定，长期以来却存在着两种迥异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无著与世亲，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是迦叶与阿难。

被采信的“无著、世亲”说

对于二胁侍的身份问题，天龙寺造像遗址的管理单位采信的是“无著、世亲”一说。在天龙寺主龛的前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关于该龛的介绍。其中写道：“整组造像坐北朝南，位于三组造像最高处，主尊为弥勒佛……主尊两侧是无著和世亲，高分别是1.42米、1.41米，无著和世亲身披袈裟，双手合十，脚踏覆莲座，作僧人模样恭立左右。再两侧是法华林菩萨和大妙相菩萨……再两侧是金刚力士像…… ”

无著、世亲兄弟为公元4世纪古印度贵霜王朝向笈多王朝变迁之际的著名高僧，也是大乘佛教两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瑜伽行派的早期重要论师。相传该派的一些主要论典如《现证庄严论》《瑜伽师地论》等均为兜率天弥勒菩萨亲述，并由无著论师在禅定中上升至兜率天学习后记录而成，此后又由无著传给其弟世亲。因此，在大乘瑜伽行派的传承系统中，无著、世亲被视为弥勒菩萨最为亲近的两大嗣法弟子。而后世佛教造像中出现由无著、世亲胁侍弥勒的组合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在犍陀罗佛教艺术晚期，手持宝瓶、一般以中亚或北印度贵族形象出现的弥勒佛造像，其左右胁侍便通常是无著和世亲。

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弥勒信仰的传播，由无著、世亲胁侍弥勒的造像也在中土出现。如河北邯郸水浴寺西窟中心柱东面的倚坐弥勒佛像，其雕造时间当在北齐武平五年（574年）以前，左右侍立的二弟子即为无著与世亲，此时距离无著、世亲辞世尚不足百年。此外，位于云南昆明市博物馆（原古幢公园）内的宋代大理国经幢第4层的弥勒龛，弥勒左右亦为无著、世亲，弥勒后面立着兜率天四天女，顶上二飞天共托佛焰珠自天而下。日本也有类似造像，现存于兴福寺的日本镰仓时期无著与世亲木造立像，就是作为弥勒的胁侍存在。

邯郸水浴寺西窟中心柱东面的弥勒倚坐像

日本兴福寺无著世亲胁侍弥勒造像（左为世亲，右为无著）

天龙寺主龛的合掌弟子

天龙寺主龛的擎拳弟子

简单地说，由无著、世亲作为弥勒的胁侍弟子，不仅有着清晰的佛教史依据，也并不违背历来的佛教造像传统。对于杭州天龙寺主龛的弥勒七尊像，明初宋濂在其《杭州天龙寺石佛记》一文中曾有过简略的记载：“从寺西斜迤而上，平岩幽邃，镌成无量寿佛。又东折二十步，有慈氏如来暨天亲、无著、侍卫七像，其庄严一如无量寿……”，文中“慈氏如来”系弥勒佛的异名，“天亲”是“世亲”的异译。这一记述较为笼统，但至少说明当时他所看到的这一龛和我们今天所见的格局是一样的，且宋濂直接认定二胁侍弟子即为无著与世亲。尽管他并没有陈述其把二弟子指认为无著、世亲的因由，但这一判断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如20世纪50年代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的《西湖石窟艺术》一书在描述天龙寺造像时，就直接引用了宋濂的这段记载。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一书在论及“吴越国的佛塔经幢和摩崖造像”时也认为“中间是弥勒……两侧是无著和世亲；再两侧，左为法花林菩萨，右为大妙相菩萨；又再两侧是力士像”，并据此认为“这一龛实际上是瑜伽行派的造像”。

关于“无著、世亲”说的疑问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比对天龙寺主龛造像和该龛前面的文字介绍，就会发现二者有较为明显的出入。该介绍文字描述道：“无著和世亲身披袈裟，双手合十，脚踏覆莲座，作僧人模样恭立左右。”然而事实上两弟子并非都是双手合十，其中一弟子合掌、另一弟子擎拳。实物图像与文字介绍之间的这一出入，意味着需要对某种可能的“疏忽”加以更正，但也可能意味着这两位胁侍弟子未必就是无著、世亲。因为两位胁侍弟子一擎拳一合掌，正是佛教造像艺术史上非常典型的迦叶、阿难二弟子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的天龙寺主龛弥勒佛与二胁侍弟子像

为了严谨起见，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天龙寺的几龛造像都曾经被佛教信徒进行过“善意”修补，并对造像表面加以涂彩。是否有可能是因为这种修复工作使得实物图像被改变，从而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呢？

为了能够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原貌，我们可以查考在这一大规模修复工作发生之前，由相关的专业机构如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采集到的天龙寺照片。不难发现，不论是现在经过修复后的造型，还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尚未经过修复之前的造型，两胁侍弟子的手式皆为左弟子擎拳、右弟子合掌（此处所说“左”“右”按照主尊的方位而言）。

而同样查考20世纪上半叶有关天龙寺弥勒七尊龛的一些老照片，得出的结论也仍然是两弟子的造像手式分别为擎拳与合掌。由于这一特征跟佛教造像传统中的无著、世亲手式造型并不吻合，却与迦叶、阿难的造型特征雷同，因此对两位胁侍身份为无著、世亲的判断也就显得极为可疑。

为何“迦叶、阿难”说更为可信

考古学者常青在晚近的一篇文章《杭州玉皇山天龙寺佛教摩崖造像》中说：“二弟子均呈直立之姿，分立于主佛两侧。二弟子的面部均残损，头身比例较谐调。左弟子高145厘米，双手相握于胸前。左弟子身着袒裸右肩式大衣，双小腿处残损。右弟子高140厘米，身着交领式僧衣，双手合十于胸前。二弟子身体表面的衣纹疏密有致，略具写实感。二弟子头后均无头光，足下踏有重瓣覆莲台。从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可见左弟子头部，而右弟子头部已佚。从左弟子残存的右腮部来看，原面部应为老年僧人形象。那么，右弟子的面相原应为青年僧人形。因此，这两身弟子像应表现释迦的大弟子迦叶与阿难，这也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最为流行的弟子组合。”显而易见，对于两胁侍弟子的身份，常青认定是迦叶和阿难。其认定的理由还包括了二者分别为“老年僧人形象”和“青年僧人形象”这一因素。

麦积山石窟北魏第90窟一佛二弟子像

如果我们对天龙寺弥勒七尊龛中的两位胁侍弟子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手式、方位、年龄、服饰等方面，还是结合五代以前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相关格局惯例，都可以判断“迦叶、阿难”说要比被采信的“无著、世亲”说更为可靠。

第一，两胁侍弟子符合“迦叶擎拳，阿难合掌”、“迦叶居左，阿难居右”的特征 。

考察从印度到中国的历代佛教造像，对于迦叶、阿难的造像手式，严格地说，其实并无标准的定式。迦叶尊者的造像，有时会以合掌来表示他的虔诚信念，有时则以擎拳托钵来表示他作为头陀的苦行；而阿难尊者的造像，则常作袖手恭立、合掌听法状。但是，只要出现了擎拳状，我们一般都将认为其是迦叶尊者，因为在佛教造像传统中，作比丘状的造像造型，除迦叶尊者之外，其他人并无擎拳之姿。

当两弟子表现为一擎拳一合掌的手式时，通常可认定为迦叶擎拳、阿难合掌。这一造像传统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可循。宋人宗鉴所编《释门正统》记载：“阿难合掌，是佛堂弟，理非异仪。迦叶擎拳，本外道种，且附本习，以威来象……盖若以声闻人辅，则迦叶居左，阿难居右。”所以，此龛造像之中，左弟子擎拳，右弟子合掌，甚为符合迦叶、阿难之相。其中所说的“迦叶居左，阿难居右”，也完全符合天龙寺主龛两胁侍弟子的方位安排。

其次，两胁侍弟子的年龄特点、服饰特点也符合迦叶、阿难的左右对应格局 。

从造像的面部和服饰等方面，也能够得出一些可以判断左侧弟子为迦叶、右侧弟子为阿难的佐证。根据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照片来看，左侧弟子的头部相对完好，右侧弟子头部的左上方大部分已佚。左弟子面部明显表现为老年僧人之相，而从右侧弟子残存的右腮来看，可以推断出应为年轻僧人的模样。这也正契合了迦叶尊者、阿难尊者一老一少的形象：迦叶尊者以老喻示老成持重，表示苦行；阿难尊者则以少喻示思维敏捷，表示记忆。在佛教造像中，这两位尊者常常在释迦牟尼佛左右，表征佛教修行中的头陀（苦行）与诵经（多闻）两大法门。例如，早在北魏时期麦积山石窟第90龛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中，释迦牟尼佛身边的迦叶尊者与阿难尊者形象即为一老一少，一擎拳一合掌。

此外，《大智度论》记载：“阿难端正清净，如好明镜，老少好丑，容貌颜状，皆于身中现。其身明净，女人见之，欲心即动，是故佛听阿难著覆肩衣。”大概意思是说，由于阿难尊者的相貌俊美，他出家后，穿起出家人的三衣，偏袒右肩，露出右边的胸脯，使得妇女们看了，往往为阿难招来许多“爱”的烦恼，因此佛陀开许阿难着覆肩衣。这段有关阿难衣着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阿难造像中衣着样式的参照。从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天龙寺照片来看，可以看到右侧弟子身着交领式僧衣，并未袒露右肩，而左弟子则是身着袒露右肩的僧衣，这无疑又为我们判断两胁侍弟子身份为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第三，由迦叶、阿难胁侍弥勒，完全符合此前中国佛教造像的既有传统。

一般来说，迦叶、阿难作为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中的两位，在造像中常作为释迦牟尼佛的胁侍出现，属于情理之中。但是在佛教造像传统中，迦叶、阿难不仅胁侍释迦牟尼佛，而且在弥勒信仰、弥陀信仰流行之际也常常用来作为弥勒、弥陀的胁侍。以迦叶、阿难胁侍弥勒为例，早在隋代开皇二年（582年）的吴野人三层四面十二龛像（今藏河南博物院石刻馆）中，东面上层龛为一组五尊组合，其中主尊为交脚倚坐佛像，两侧为二弟子和二菩萨，其造像题记分别作“弥勒像”“阿难”“迦叶”及“菩萨”。可见迦叶、阿难胁侍弥勒的造像早在隋代甚至更早就已有先例。

隋开皇二年吴野人三层四面十二龛中的弥勒一铺五尊像

唐代时，迦叶、阿难胁侍弥勒的造像组合更加受到推崇。倚坐佛（大多为弥勒）题材的雕造盛行于初唐，在作为唐代造像中心的龙门石窟所见尤多，其中又以武则天在位期间为盛。武则天于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五年后的显庆五年（660年），因高宗多病，“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及至载初二年（690年），武则天授命洛阳白马寺僧怀义、法明等伪造《大云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主。因此，这一时期弥勒信仰的流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弥勒造像盛行，且由于武则天的原因，此时的弥勒像体态丰腴，带有女性魅力。而这一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中，以迦叶、阿难胁侍弥勒的例证有很多，如双窑洞、惠简洞等。

龙门石窟双窑洞（南洞）中的弥勒佛和迦叶、阿难二弟子像

双窑位于龙门西山中段万佛洞北侧下方，因同一窟檐下开凿两个洞窟而得名。其中，北洞为三世佛题材，主尊为释迦牟尼；南洞为千佛题材，后壁主尊为弥勒，弥勒的胁侍弟子则为迦叶与阿难。由此可以大致推知双窑的营造旨在将弥勒佛信仰与释迦佛相提并论，从而与同时期朝堂中的“双圣”崇拜遥相呼应。在南洞后壁的这龛造像中，弥勒佛左侧的迦叶尊者，表情深沉严肃，形容枯槁，左手捧钵，右手握拳扶之，与迦叶尊者通常的擎拳造型相符合；右侧的阿难尊者则面相方圆，表情虔诚。两胁侍弟子的外侧又站立着二菩萨，另有天王力士与飞天在旁边。

在开凿于唐咸亨四年（673年）的惠简洞（惠暕洞）中，主尊为高3米多的弥勒佛，两侧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因年代久远，造像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左侧不知何因缺一弟子；在护法天王和力士的位置，原有造像也均不存，只剩下阴刻的头光和浮雕图案。虽然已经是残龛，但从残余的痕迹还是可以看出其宏观格局，此龛以倚坐弥勒为主尊，旁边胁侍迦叶、阿难两弟子和二菩萨，旁边还有二天王二力士。一铺九尊的造像格局，体现了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几乎为唐代所特有的一种气象。

西湖石窟 自五代吴越国起，在西湖周围起伏的山岩洞壑之中，佛教信徒们开窟造像，至宋、元、明一直绵延不断。那些现今仍散落在西湖群山之中的大量五代、宋、元、明时期的摩崖石刻遗存，被统称为“西湖石窟”。

我们知道，在杭州的五代吴越国造像遗存中，天龙寺的主龛弥勒七尊龛（一铺七尊外加两身飞天）和慈云岭主龛弥陀七尊龛（一铺七尊外加两身飞天和两身伽陵频伽），被认为是西湖石窟中最具“唐风”的造像。很显然，这些五代时期的造像不仅可以继承唐代的造像格局与气象，也可以继承包括由迦叶、阿难胁侍弥勒在内的唐代常见的造像传统。

应该承认，有关杭州天龙寺造像的研究，截至目前仍然是极不充分的。这一现状跟天龙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综合所有现今可资查考的图像信息与文献资料，可以判断天龙寺主龛中的两弟子身份更有可能是迦叶、阿难而非无著、世亲。“无著、世亲”说的主要文献来源为宋濂那段并未说明其依据的游记文字，而“迦叶、阿难”说则不仅可以找到更为详细的佛教史文献佐证，并且在手式、方位、年龄、服饰等方面的图像特征上以及五代以前中国佛教造像的胁侍惯例上，均可以获得更多的合理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