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舟 崔猛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始终坚持将作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反腐败工作呈现出一条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向法制反腐、体系反腐、系统反腐演变的发展轨迹。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如将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密切党群关系、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着力加强制度建设等，这些经验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坚持持之以恒的态度，坚持在批评中反思创新，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关键词〕 新中国;作风建设;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3-0003-06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作风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经历了执政党建设、挫折时期、恢复重建、深化发展、巩固完善、创新强化等不同历史阶段。通过梳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坚持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同时各个阶段的制度和工作方法又有所不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作风建设体系。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按照不同时期所承担的重点工作任务的变化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执政党建设时期（1949-1956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阶段我们党继续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作风建设总体上呈现出健康向上态势，但也存在个别党员思想松懈及资产阶级腐蚀拉拢的危险。1950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大力开展旨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1951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党政机关内部开展了以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并要求将违法现象通过报纸予以揭发。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全力抵制腐败的决心。经过全党的各种整党整风运动，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得到了遏制。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党的八大建议开展反对个人崇拜及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同时将反腐败斗争置于重要地位，在组织和制度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监督，为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挫折时期（1957-1978年）

从1957年开始，我国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为了保证这场伟大变革的顺利进行，党自1957年4月至1958年夏进行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但后来被反右扩大化打断的整风运动。由于在整风过程中将存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作为阶级矛盾来对待和处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主观主义问题凸显，反腐败职能机关被撤裁，廉政机制被否定，冤假错案泛滥，使党的作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

（三）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年）

1978年至1992年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恢复与重建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作风建设也逐渐回归正轨。党重新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要求“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 〔1 〕，此后各地相继成立了纪律检查机构，使党的作风建设重新得到重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部分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产生了贪图享受思想，为此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刻不容缓。针对当时社会上泛起的不良风气，邓小平提出各级领导干部应在搞好党风方面率先垂范、作出表率。1980年制定出台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及邓小平发表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党的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均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要强化。1982年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和纪律松弛等问题，提出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促使各级领导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还通过颁布条例等形式，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依据。

（四）深化发展时期（1992-2002年）

1992年至2002年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化与发展时期。党的十四大强调要“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 〔2 〕248-249来抓，使作风建设趋于常态化。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以保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变。在1994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反腐败被视为作风建设的关键，要求各领域共建共管。1997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条例》等，使反腐败斗争有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黨性党风教育，深入思考当前及今后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促使党的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2001年，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体系，使廉政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阐述了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为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五）巩固完善时期（2002-2012年）

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巩固和完善阶段。2002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并就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了重要讲话。随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从“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角度大力推动作风建设，把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党的先进性建设范畴。2008年，中共中央制定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内容涉及推动反腐教育、建立法律法规、强化制度监督、改革创新机制等诸多方面，将我国的反腐防腐制度建设推上了一个新高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作风建设上升至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2009年，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强调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推进各领域联动反腐，努力开创作风建设的新局面。

（六）创新强化时期（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步入了创新强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2012年12月，党中央从中央政治局入手，推行“八項规定”，以上率下，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形成了全民反腐的社会氛围。2013年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表明了党中央对党内法律法规的高度重视，为党的作风建设的依法开展奠定了基础。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坚守“底线”，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彰显了党中央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要严格自管，首先要从党内生活抓起。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的系列党纪党规，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遵循，有力地促进了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限于文章篇幅，下面仅从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反腐败的视角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梳理各阶段反腐败工作的侧重点、采取的方式及实际效果，以期对新时代我国反腐倡廉工作以及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借鉴。

（一）执政党建设时期：以依靠群众和注重舆论为主的运动反腐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党员干部依旧保持着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然而由于受到封建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腐蚀，党内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贪图享受、个人崇拜、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成为党在全国执政后亟需解决的问题。面对此状，党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好转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在依靠谁来反腐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反腐败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951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3 〕。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间，党的作风建设尤其是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反腐败规定，对贪污罪的概念、刑罚措施、惩治原则等法律问题作了明确界定，为惩治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一时期，国家纪律检查机构、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相继成立，保证了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廉政建设取得了公认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形成了风清气正的政治局面。

（二）恢复重建时期：以党纪和政纪处分为主的权力反腐

1957年夏季以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逐步占了上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党的优良作风遭到极大挫折，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后人留下了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许多深刻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作风建设进入恢复重建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党内干部特殊化及在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针对各种腐败现象，党中央在加强作风建设方面以反腐败斗争为主，侧重于以权力制约权力为主要特点的权力反腐，通过严肃党纪政纪来惩治腐败。1983年至1987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整党，以领导带头、率先垂范、抓住典型、发动群众的方式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除此之外，党还出台了惩治腐败的系列举措。在经历了整党和反腐败斗争之后，党的作风得以改善，贪污贿赂之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此次整顿仍存有打击力度不足、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滋生的腐败现象未能得到彻底根除。

（三）深化发展时期：以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主的法制反腐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面临着国内外复杂形势的严峻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更加难以预测。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腐败问题逐渐突出。面对此状，党中央指出要将作风建设上升至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强调要通过健全制度和法治来推动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教育、法制、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体系。党的十五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要大力纠正各领域的不正之风。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作出了许多制度性规定，围绕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中央出台的旨在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不断走向深入，为之后的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四）巩固完善时期：以综合治理和惩防并举为主的体系反腐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科学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通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领导各项事业，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就。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着眼于综合治理和惩防并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结合形势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教育活动，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之路。2004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对于提高党内监督工作水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党员干部自我反省、接受监督的意识也有了很大提升，据相关部门统计，2002年至2007年全国乡科级以上基层干部廉政述职达522.5万人次，向组织汇报个人情况达149.8万人次，主动申报身边人员情况的干部达7.2万名，并对违规问题进行了自查自纠 〔4 〕。在这一阶段，教育、制度、监督这三大反腐要素已逐步统一于惩防腐败体系之中，但“四大危险”依旧摆在全党面前，为此后开展反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创新强化时期：以上率下、逐步推进为主的系统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仍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权力滥用、行賄受贿等腐败现象仍居高不下，为此，加大反腐力度、转变干部作风成为民意所向和党中央的重点工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5 〕，开展从上至下、从内至外、从国企到高校、从军队到政法的全方位反腐斗争。相关统计显示，自党的十八大召开至2019年3月间，至少已有176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被调查，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与此同时，中央还进一步完善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机制体制，如先后制定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和条例，从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入手，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同时，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充分发挥巡视的作用，并规定巡视工作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主。截至2017年7月，中央巡视组已开展了12轮巡视，标志着巡视工作已进入新的制度化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的一系列反腐新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党内政治生态展现出了新气象，党员干部作风有了明显好转。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成就巨大。党始终将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注重党群关系的协调性，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关键，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腐之路奠定了基础。

（一）始终将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尤其是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强调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并通过学习、整风的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武装，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1980年，邓小平从制度建设入手强调要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党的十二大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纪律委员会，将其作为作风建设之保障，推进了作风建设体系的构建。然而改革开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思想作风问题也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反复。1990年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告诫大家，如果不抓好训练，就无法保证部队的组织纪律，“思想作风就涣散” 〔2 〕140。为了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教育，党中央先后出版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等书籍，作为党员干部增强党性、提升政治觉悟的参考书，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胡锦涛多次强调要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作风建设，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中，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注意并切实解决好的是理想信念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最需要加强的是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70年来，正是由于坚持把思想作风摆在作风建设的首位，我们党始终保持了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二）注重密切党群关系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将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指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6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党大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从发展生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为人民谋利益。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将人民是否拥护、赞成和满意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自1988年在一些农村地区进行直接选举以来，广大农民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了自己的“当家人”，融洽了农村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党群关系提髙到根本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行强调，同时从建立和完善民主科学的决策执行程序、党内外的监督制度等方面，把党群关系的内容具体化和制度化。进入新世纪之后，胡锦涛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要求，并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党内政治生活展现出新气象，赢得了党心和民心，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基，如若脱离群众，党的事业将无从谈起。

（三）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向将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为了规范领导干部的选任活动，中央于1995年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从六个方面阐释了选任领导干部的基本原则，为日后选任领导干部工作提供了依据。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践工作的需要，2014年中央又对上述条例进行了修改完善，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拆分并扩展为“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单独提炼出来，表明了党中央对领导干部“德”的高度重视，它既是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需要，也与我国历来重视人才修养的传统文化相契合。近年来，为推动干部队伍建设，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干部管理和队伍建设制度，形成了完善的干部制度体系，保障了干部队伍建设的有序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好干部“二十字”标准，强调要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8月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绝大多数干部思想坚定、业务熟悉、作风过硬、精神振奋，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和支持。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仍有少数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还比较突出，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没有销声匿迹，还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努力。

（四）着力加强制度建设

着力完善党章党规，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继续坚持和践行“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对于出了作风问题的党员干部予以严厉惩治。1949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制定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及相关纪检监察工作规章制度。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以党章的方式对监察工作机构及工作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这些制度规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作风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党内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形成了互相配合的有机共同体，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方面的“建章立制”，继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党内各项制度聚集推出，为推动作风建设规范化提供了强大保障。经过70年的实践探索，党内与作风建设相关的制度体系已日臻完善，党逐渐走出了一条依靠制度保障作风建设的全新路径。这一制度保障體系，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覆盖了作风建设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坚强保障。

四、对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启示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旨在开拓创新，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有益借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一）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为此，党经过多次整党整风，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十年“文革”给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于198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党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要求党的作风建设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关注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二）坚持持之以恒的态度

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防御工程”，作风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历程表明，良好作风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良作风的根除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不断积淀，厚积而薄发，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作风建设既要打“攻坚战”，更要打“持久战”，同时还要突出阶段性重点工作。一方面，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拟订具体化和可行性的措施，完善作风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将作风建设做实、做持久，让党风政风正气充盈、清朗昂扬。

（三）坚持在批评中反思创新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根据不断变革的社会实践，积极开展整党整风，强化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不断反思中实现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民主生活会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批评可以促使党员干部反思创新，挖掘党员干部表现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促使被批评者自觉产生“问题解决需彻底、自身缺点需克服、不足短板需补齐”的现实压力和紧迫感，推动其在工作中不断创新思路，进而在党内形成争先创优的良好风气。

（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为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提供了有效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出击，“老虎”“苍蝇”一起打，腐败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也要看到，顶风违纪的现象仍有发生，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这就要求党在顶层设计上要坚持惩治与预防并重，在建立严格约束性制度的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使其形成不愿腐的行为自觉。“作风问题无小事，可以说所有腐败问题，起初往往都是从作风失范开始的，从不讲规矩开始的，从违反纪律开始的” 〔7 〕。实践证明，只有关口前移、惩防并举，才能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使反腐败斗争真正取得实效。

〔参 考 文 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

〔2〕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586.

〔4〕姜 洁.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全国各级党组织党风廉政教育工作成效显著〔N〕.人民日报，2007-09-24（0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5.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47.

〔7〕张宿堂，秦 杰，霍小光，等.奏响“四个全面”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N〕.人民政协报，2015-03-15（01）.

责任编辑 日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