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奇

那些年，如果你在师大校园里看见一个穿旧式青布衣裤，拎着个黑布口袋，瘦小而单薄的“农村老太太”，低着头在瑟瑟秋风中疾步行走，那一定是游寿——“八大怪”中的唯一女性。

游寿，1906年生于福建霞浦的一个教育世家，高祖是进士，林则徐的老师，父亲是举人，长期主持福宁书院。她早年在福州女子师范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共青团，后为躲避军阀抓捕女扮男装逃回老家，19岁那年就任霞浦女子高等小学校长。之后又就读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她来到江西参加了雷洁琼组织的妇女抗战救国运动，雷洁琼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她。后又受中共委派，以战时妇女指导员身份在当地开展抗日活动。

1941年，她辗转到四川，先是在四川女子师院教书，接着来到抗战时期文化精英的聚集地李庄，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当时那里有三位女性因才华出众而引人注目，那就是林徽因、曾昭燏和她。后来，她相继在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解放后，由于遭遇“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压力，加上她认为东北考古工作落后，很多遗迹尚待发掘，就主动要求支边，于1957年来到哈尔滨。

游寿是通晓金文和甲骨文的少数学者之一。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忧切地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通识金文和甲骨文的学者有几位，王列举各家，其中就有游寿。

游寿先生（1906—1994）

游寿眼睛很“毒”。在哈尔滨附近的皇山顶上，她说，一定有古人类曾经生活在这里。大家一找，果然，不仅找到了很多石器和陶片，还发现了猛犸象骨骼化石。她认定史书中记载的北魏祖先鲜卑人发祥地石室，就在大兴安岭，当地文物部门据此考察，终于发现了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她回福建老家探亲，大年初一便出去考古，向村民刨根问底，找遗物顺藤摸瓜，确定霞浦县赤岸村为唐宋福宁湾重镇，日本文化圣人，遣唐使空海和尚的登陆地。

考古奔波野外，游寿和助手经常是灰头土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她们怀抱破罐子碎石头乘车，引来猜疑的目光，以为是疯子、讨饭的。有人忍不住好奇，问她们是做什么的，游寿说，挖祖坟的。众人大惊，解释后才恍然大悟。

“文革”时，她家的贵重文物、字画、金银首饰，存折等被抄，“文革”后国家有政策给一定补偿，让她写份详细的清单，她只简略地写了几件，仅得千元。她有一枚很有价值的北周大钱当时也被抄走，虽有线索可查，她却说，追紧了，会毁掉的，于是不了了之。有次家中被盗，丢了几件珍贵的玉器，公安部门组织破案几天未果，她说算了，不要追的太紧，只要不弄到国外，在谁手里都一样。

游寿的书法寓巧于拙，秀而不媚，是清代李瑞清、胡小石金石书风的重要继承人，与康有为的女弟子萧娴并称“南萧北游”。 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字者，她无论远近生熟，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在书法课上，她发现谁写的不好就给做示范，学生因敬畏不敢求字，有机灵者故意不好好写“吸引”她来示范，趁机取出早已备好的宣纸，留下墨宝。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省政协委员，她待遇相对不低，常拿工资接济亲朋，自己却一件衣服十几年不换，睡的是折叠床，坐的是折叠椅，家图四壁——四壁全是图书没有家具。出差在外，大多时候是挤公交车，住普通房，吃小食店。学校附近菜市场的营业员一度以为她是捡菜叶子的老太太，当得知其是知名学者后，惊讶不已。

她的书法作品很少有大幅，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能铺开大张宣纸的写字台。她的文房四宝也很粗糙，低廉的纸墨，普通的毛笔，砚常常就是半个塑料肥皂盒。有时要写字，发现毛笔用完忘洗，笔头已经干硬，她用手指搓几下就用，照样出好字。一次在河南岳飞庙，平时很少主动写字的她写了幅字，见助手疑惑，她说，桌子上那笔，真好。

她虽壮游多地，但乡音不改，初上她课的学生一时难以完全听懂，她就不断在黑板上写字，弄得满身都是粉笔灰。学生不忍，上去给她擦，她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老师就是吃粉笔灰的。

有学生上课睡觉，她从不发火，而是耐心絮叨，从父母都是社员如何不易，说到不好好读书将来如何为国家服务——她不说为人民服务，习惯说为国家服务。

但要以为她是个好脾气，那就错了。当年在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因与所长傅斯年在治学理念等一些问题上有冲突，她愤然留下“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一语，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从事研究工作数年的当时中国最高学术单位。

游寿先生书法作品

红卫兵“破四旧”，要砸文物室，弱不禁风的她却挺身而出，拦在门前怒吼：要批判就批判我，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动！那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狂热青年一时惊呆，竟默默地退却了……

“文革”中“八大怪”不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杂家”，都成了“牛鬼蛇神”，白天挨批斗，晚上住“牛棚”。系主任和书记作为他们的“黑后台”也被揪了出来，领着他们一起在校园里游街。这十个人有的打锣，有的敲鼓，边走还要边唱嚎歌。嚎歌，也叫牛鬼蛇神嚎丧歌，是当时“牛鬼蛇神”们被逼迫唱的一种自我丑化自我侮辱的歌曲。歌词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把我砸碎，把我砸碎。游寿的又细又尖的闽东口音显得格外突出，后边跟着看热闹的一群孩子哈哈大笑，并学着她的腔调喊：把我砸碎，把我砸碎……

私下与同事聊天时，游寿忧心地说，现在这么乱，年轻人容易学坏啊。

说“八大怪”毫不在意个人的荣辱得失，这不大可能，但似乎真的没看他们计较。是世事洞明后的孤傲，还是沧桑阅尽时的无奈？不管怎样，只要形势一允许，他们就毫不懈怠，马上又出现在讲台上。

他们大都是小时候读私塾，民国时期读大学，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拥有它们的历史系变得引人注目，让人向往，连外系的行政人员也想来历史系工作。当时老师的讲义都拿到印刷厂统一印，他们的讲义最受印刷工人的欢迎，不仅字迹工整好认，更能欣赏到精湛的书法艺术。学生们照集体相，有意把他们请来，不只是要留个纪念，还在于日后可以拿出来显摆。现在，显摆已经变成了缅怀。

“八大怪”之名本是侮辱嘲讽，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名字从开始那天起，大部分人就没当成是贬义，现在早已变成对八位先生卓尔不群的敬称了。

“八大怪”们出生于上世纪初，相继陨谢于上世纪末。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进步事业的献身者，是政治磨难的受害者，也是国家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儒雅、博学、隐忍、朴素，逆境中坚守自我，顺境中全心投入，彰显了安贫乐道的文人气度和独立卓绝的名士风骨。他们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最光荣的开始，无论这个时代大学精神如何缺失，我们拥有过他们，就不至过于惭愧。

回顾往事，不胜唏嘘。斯人已逝，当年的文史楼如今也已了无痕迹。但他们的精神一直萦绕在那里，时时提醒我们不忘坚守。

游寿先生1930年摄于南京

游寿先生在居室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