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丽军

宋代佛教复兴，太宗朝佛教广为普及，译经事业兴盛，不亚于南北朝和唐代。太宗任内，“干戈不息，天灾方行”，可谓内忧外患，而太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弘扬佛教非自太宗始，宋太祖没有建立宋朝时见到周朝毁佛之举，认为毁佛法非社稷之福。临朝之后，即下令复兴佛教。在太祖而言，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而是与国家百姓福祉有紧密联系。佛教事业在太祖时已经开始大力复兴，太宗按照路线继续前进又有所发展。在此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译经，这需要有强大的物质保证和制度保证，敦煌北宋时的译场列位内含丰富的信息，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译场制度、佛教的地位，并有考订史书的价值。

一、译场列位显示的译场制度

1.译场职位与责任

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时间起自976年终于997年，共用了五个年号，分别为“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其后的真宗赵恒执政自998终于1022年，也用了五个年号，分别为“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自唐代德宗李适贞元五年（789）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共193年，国家混战，政权割据，佛教受到几次重创，译经事务停顿，不设译场。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980）下令在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译经院建成，开始了宋代声势巨大的译经事业。根据《大中祥符法宝录》记载，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共译经二百二十部四百一十三卷。

宋代僧官赞宁奉太宗命撰《宋高僧传》，里面详细列出了译经所需的人员配置：译主、笔受、缀文、度语（译语、传语）、证梵本、证梵义、证禅义、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正字。每一个职位都有其特定的作用，译主是翻译的核心，其他有负责朗读效果的梵呗，有负责意思准确的证梵义，有负责文字使用正误的正字，有官方派出的负责人监护大使。南宋志磬《佛祖统纪》对译经前的仪式及座位有详细记载：在专门开设的译经场内东堂朝西方设一座圣坛，开四个门，各有一位梵僧主持，连续七天七夜念咒语，又设一个圆形木坛，每层列有佛、天神，环绕如车轮，以香、灯、水果供奉，礼拜绕旋，祈求神灵佑护。座位设置有严格的位置，不能错误。僧人在译经期间要日日沐浴，着装严整。所有的花费皆由官方支付。译主正坐面朝外宣读梵文；证义坐译主左边，辅助译主；证文坐右边，听译主朗读梵文佛经，防止失误；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译成的汉语；笔受进行翻译；缀文按照汉语的语法结构与用词习惯调整；参译确保文字无误；刊定去无用之字；润文是朝廷官员，有润色之职，在僧众的南向设座。众多职务中，译主、证义和证文是最重要的，由梵僧担任，其它的专业人员皆为本土僧人。另有朝廷官员润色，与润色经文的技术性功能相比，此职位的管理职能更为重要。《宋高僧传》《佛祖统纪》所列职务名称有微小的不同，但职务职责是一样的。每一个岗位每个人均有特定的作用，译经前要有繁杂的仪式，持念咒语，译场设置也极具装饰性、仪式感。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译经组织框架。惟有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何短短的五十年间竟能译出多达二百二十部佛经，

2.译场人员构成

敦煌佛教写经题记最早者为东汉建安十三年（208）《般舟三昧经记》，最晚者为宋天禧元年（1017）《佛说相轮陀罗尼苏州女盛氏二娘题记》，正值北宋真宗赵恒执政。表一为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宋代的全部译场列位题记，共有13件，有2件写于真宗初继位的咸平二年（999），其他11件则是作于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时期，太平兴国共9年约有一件，雍熙共4年有2件——包括无明确时间写与太平兴国末、雍熙前后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译场列位》，端拱共2年有1件，淳化共15年有8件，其中淳化二年（991）有5件，淳化五年（994）有3件。

太平兴国末、雍熙前后约为984年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译场列位》[1]中有证义8人，笔受3人，缀文1人，证梵文3人，监译经2人，润文1人。

淳化二年（991）《佛说诸佛经译场列位》[2]中有证义9人，笔受2人，缀文1人，证梵文1人，证梵义1人，监译经2人，润文1人。

咸平二年（999）《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3]有证义9人，缀文1人，笔受4人，证梵文1人，证梵义1人，监译经1人，润文1人。

前两件经时隔7年，后两件时隔8年。从中可以看到十五年间的译场列位都有同样的职位设置，这与古代文献记载是一致的。

表一 宋代译经译场列位统计表

《宋高僧传》中有：

“迨我皇帝临大宝之五载，有河中府传显密教沙门法进请西域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州府官表进，上览大悦，各赐紫衣。因敕造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续敕搜购天下梵夹。有梵僧法护、施护同参其务，左街僧录智照大师慧温证义，又诏沧州三藏道圆证梵字，慎选两街义解沙门志显缀文，令遵、法定、清沼笔受，守蛮、道真、知逊、法云、慧超、慧达、可环、善佑、可支证义，伦次缀文，使臣刘素、高品王文寿监护，礼部郎中张洎、光禄卿汤悦次文润色。”[4]

这里提到了译经人员，有法进、法天、法护、施护、慧温、道圆、志显、令遵、法定、清沼、守蛮、道真、知逊、法云、慧超、慧达、可环、善佑、可支、伦次、刘素、王文寿、张洎、汤悦。提到了译经职位，有证义、证梵字、缀文、笔受、监护、润色。还提到了译经人员的来源和头衔，有传显密教沙门、西域三藏、梵僧、左街僧录、沧州三藏、两街义解沙门、使臣、高品、礼部郎中、光禄卿。内容很丰富，译经人员有汉人也有外国人，有僧人也有朝廷高官。

在约为984年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译场列位》中，证义有善佑、可环、慧超、慧达、知逊、守蛮、道真、慧温；笔授有令遵、法定、清沼；缀文有志显；证梵文有法天、法护、施护；监译经有刘素、王文寿，润文有张洎。991年的《佛说诸佛经译场列位》中，曾在984年担任笔授的令遵、法定、清沼此时仍是笔授。慧超、慧达、守蛮、慧温仍然是证义。知逊由之前的证义变成了缀文。法天仍是证梵文，润文仍是张洎。999年《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证义和缀文人员于前述两译经列位中未曾见到，清沼和984年一样仍为笔授，施护的职务未变，如984年一样仍是证梵文，法天由前两经的证梵文变为证梵义，其它职位则另有其人。

检索上述列位，均无译主一职，而译主却是译经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译场中证梵文和证梵义是仅次于译主的两个职位，座位距离译主最近，责任重大。984年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译场列位》中有证梵文3人为法天、法护、施护，而无证梵义。991年的《佛说诸佛经译场列位》中有证梵文1人法天，证梵义1人法贤，999年的《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证梵文1人施护，证梵义1人法天。可以发现，这几个人在证梵文和证梵义职位间调整，说明证梵文与证梵义两个职位这几人都可以胜任，根据需要进行设置，职责的区别不是很大。如果细分，一定是有区别的，但二者是在一个方向，也可以设一个职位而同时做两个职位的事。没有发现其他职位中的人员调整到这个岗位，因为这两个岗位是不可替代的。四人均是印度来的梵僧，他们的母语即是梵言，兼通汉语，所译经皆是他们从自己的国家带到中国的。经文也由梵语写成，又对佛教理论有精深研究，所以同样的职位只在他们中轮换而未见他人。他们是无法被他人取代的，至少在语言关上是如此，他们掌握的是核心技术。没有译主的原因是他们即是译主，北宋时代的所有译经主要由法贤（天息灾）、法天、法护、施护这几人完成。可以说他们一身多职，且因译经的卓越贡献而不断地受到皇帝奖励，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二、译场列位的考订史籍价值

《宋高僧传》中有“有河中府传显密教沙门法进请西域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有梵僧法护、施护同参其务”“有命授三藏天息灾、法天、施护师号外试鸿胪少卿，赐厩马等”之语。法进为河中府人，当然也是汉人，施护、法天、天息灾（法贤）、法护四人为外国人，是梵僧。

施护是北印度僧人，来华后奉宋太宗诏译经，在984年译经中他的头衔是“西天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三藏传法大师赐紫沙门”，999年头衔变为“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鸿胪卿传法大师”。982年被赐显教大师，985年成为朝奉大夫试鸿胪卿。

法天在上述三次译经中前两次是证梵文，后一次为证梵义，984年为“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三藏传教大师赐紫沙门”，991年是“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教大师”，999年为“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鸿胪卿传教大师”。法天于宋太祖天宝五年（982）来华，同年被赐传教大师，985年成为朝奉大夫试鸿胪卿。据《宋史·职官志》：“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对法天在991年是“传教大师”还是“传法大师”身份不确定。宋代僧人的荣誉称号由皇帝授予，是一件严谨的事，写经经过上千年的流传会有很多破损，影响识读，将史书文献与手写文献对照可知“传教大师”是其正确的称号，以此可解《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之惑。

天息灾也是印度僧人，此名是他初来华时的本名，第二年即982年就被赐明教大师，985年成为朝散大夫试光禄卿。《宋史·职官志》有：“光禄寺卿掌祭祀、朝会、宴乡酒醴膳羞之事，修其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这是一个级别较高的职务。咸平四年（1001）五月法贤去世，谥玄觉法师。明代明河所撰《补续高僧传》有：“咸平三年八月。天息灾示寂。谥慧辩。敕有司具礼祭葬。次年法贤亡。谥玄觉。”这里将天息灾与法贤当作两人。《佛祖统纪》记载985年法天改名法贤。但是在991年的《佛说诸佛经译场列位》中，“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明教大师臣法贤证梵义”与“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教大师臣法天证梵义”两个人名并列，有不同的官员级别与称号，显然这是两个人。且985年进入官员序列的有法天、施护、天息灾（法贤），由官员职位及名号来看，法贤是后改名，与天息灾是同一人。《补续高僧传》关于天息灾的描写多为抄自他文，宋明之间跨隔多代，此列位信息为当时手写，由此可证《补续高僧传》之误。《佛祖统纪》作于南宋1258年，是后人记录，与北宋初相距二百多年，而译场列位是当时所为，且要进行复杂的仪式，对僧人而言在此种场合下不可能写错信息，所以也可证后来所写《佛祖统纪》之误。

法护在984年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译场列位》中头衔是“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三藏法明法大师赐紫沙门”。《佛祖统纪》有“景德元年……西天三藏法护来。进佛舍利贝叶梵经。赐紫衣束帛。馆于译经院。”景德元年是宋真宗1004年，《佛祖统纪》所记为法护初次来华，而法护在984年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译场列位》中已有其名，可见《佛祖统纪》此条之误。

三、译场列位反映的佛教地位变化

1.相辅相成的政教关系

佛教自进入中国以来经历了种种的传播艰难。宗教的传播必须适应传入国的文化与传统，必须与传入国统治者的思想一致，至少不能反对统治者的权威，否则，传教就难以进行。宋代僧人显然对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宋太宗端拱元年僧人赞宁在完成太宗敇作之《宋高僧传》中，自称为“臣”。赞宁甚至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佛教徒总结了不远以前的佛教中断受到重创的教训，独立的、涵义广大的佛法向世俗的统治者低头了，佛教服从了皇帝的统治，佛教成为皇帝统治的一个工具。王朝初建，新君刚开始执政，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处理，阶级的、经济的、民族的、思想的，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集权，译经、传播佛教成为太宗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宋太祖在佛教发展史上是兴断继绝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抬高佛教地位的举措自宋始建即已开始，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早已意识到宗教的重要性，且将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大力张扬佛教，抬高僧人地位，给予荣誉、地位、金钱。宋太宗则紧随其后，当然太宗也不是被动的前行，其也有个人的创新，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将佛教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佛教成为太宗政治事业的核心部分，起到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以宗教辅助治国在中国历史上，太宗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因为身居皇帝之位，其所思所想，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思维自是与普通百姓大相径庭。在其之前即有一例，唐代的武则天就是利用宗教为自己当皇帝服务的一个成功范例。唐代各种制度都承袭隋代，隋代佛教大兴的时代背景却是574年北周武帝灭佛，经像悉毁，沙门道士二百余万还俗；577年北齐时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三百余万僧尼还俗，因此佛教及其传播自然中断。武则天执政自690到705年，时间不长，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男人参政，著书立说，女性极少。武则天在取得政权后，要想治天下，还得有一些特别的办法，宗教即是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女人当皇帝的梦想在儒家那里找不到理论依据，于是只能寄望于外来的佛教，在这种依靠佛教势力稳定政权、巩固统治的情况下，佛教必然会加速发展，僧人地位也必然会提高，以致引起许多儒家学者的担忧，

精神上的嘉奖甚至比物质刺激更为重要。通过这样的双重刺激，以世俗的成功标准取代佛教的标准和价值观，让愿为政权服务者享有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帝王实现了对佛教界的控制，运用这种方法将庞大的佛教势力牢牢把控，这种势力的扩大从宋一建立就开始了。复兴佛教，广修庙宇，广译佛经，赏赐金钱、权力、荣誉。《宋高僧传》中有：“迨我皇帝临大宝之五载……有命授三藏天息灾、法天、施护师号，外试鸿胪少卿，赐厩马等。笔受、证义沙门各赐紫衣并帛有差。”《佛祖统纪》有：“开宝五年（972），诏僧道。每当朝集，僧先道后……西天竺沙门弥罗等十四人来朝并赐紫服。”在宋太祖时的982年，三位梵僧已被赐大师称号，同年受皇命将从西方携来的经文翻译，此时的译经笔受清沼，润文张洎、监护刘素也参加了（984）（991） （999）三个年份的译经。985年，这些梵僧得到了皇帝的任命，拥有了官方的职位。他们成为官方官员序列中的正式一员，享有对应等级的国家俸禄，除却物质的世俗的官位俸禄的刺激外，还有精神上的奖励，如赐其某某大师的称号、赐紫。即使这些职务都是有级别无实权，但也足以使佛教界人士为此而竞争，同时客观上提高了僧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对政治产生了预期的积极作用，执政者在佛教的辅助下统治国家。

2.朝廷高官监管译经

《佛祖统纪》有：“开宝六年八月……师得法于南院知鄜州王龟从表称。中天竺三藏法天至。译圣无量寿经七佛赞……龟从润色。诏法天赴阙召见慰问。赐紫方袍。”《宋高僧传》中有：“迨我皇帝临大宝之五载，有河中府传显密教沙门法进请西域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州府官表进，上览大悦，各赐紫衣。”二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宋高僧传》中的“州府官”即是《佛祖统纪》中的鄜州王龟从，《宋高僧传》中的“法天译经于蒲津”即是指《佛祖统纪》中的“译圣无量寿经七佛赞”。梵语译成汉语需要懂汉语的人把关，进行文句调整以符合汉语的语法及用词，这种职务在宋代以前译经中早已有之，但在宋代，官员王龟从可谓是第一人。此时的他不是官方指派的润文官，而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在译场列位中也不会有他的名字，因为此时的宋代译经还没有正规化，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准许与提倡。太平兴国六年（981）《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经译纪》[5]是《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宋代最早的译场列位，此时还是译经的初始期，还无“译场列位”之名，只叫作“译纪”。但二名是同义的，此译纪中只有两个职位，一为笔受，一为证文，而无润文，证文即是鄜州王龟从。王龟从是一个地方官员，从其可上表皇帝来看，是一个级别较高的官员，对政治当然会有本能的敏感，国家政策也必须由像他这样的地方官员执行。或许他从政治形势当中看出了风向，于是让梵僧法天译经，自己润文，并将所译经文上交皇帝，得到了太宗的嘉奖，由此开启了北宋的译经时代。

译场列位最后一位是润文，984和991年此职位是张洎，张洎是来自南唐李煜时代的降臣，是李煜手下重要的大臣，入宋后在宋太祖时成为太子中允，在刑部任职。太宗即位后，“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未几，使高丽，复命，改户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令以本官知译经院，迁兵部员外郎、礼户二部郎中。”“端拱初，洎未几选为太仆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课，拜右谏议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馆修撰、判集贤院事。”他在984年的头衔是“朝奉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柱国赐紫金鱼袋”，991年的头衔是“士散大夫守太仆少卿柱国赐紫金鱼袋”，译场列位记录的官职信息与《宋史》所记完全对应。在列位中，分为僧人和官员，普通僧人在前，重要职位在后，作为译主的几位梵僧在其他职位的普通僧人之后，再往后是朝廷官员，官位小的在前，最大的在后，张洎就是在整个列位最后一位的最高级官员。

999年的《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润文是中散大夫尚书司部郎中知制诰判史馆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朱昂，朱昂也是前朝来的降臣，“真宗即位……俄知制诰，判史馆，受诏编次三馆秘阁书籍，既毕，加吏部。”咸平元年（998）“诏知制诰朱昂兼译经润文官”，“咸平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由此来看，“润文”不只是为文润色那么简单，这个职位是一个“官”，是整个译场的管理者，也要对经文质量负责，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有梵僧和本土僧人来做。张洎也是如此，二人的经历有相同之处，都做过地方官，都在史馆工作过，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二人的官位都比较高，都有在朝廷重要部门兵部、礼部、吏部的任职经历。

张洎在984年的头衔是“朝奉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柱国赐紫金鱼袋”，在宋初文散官阶中，朝奉大夫为正五下，不及三品服紫则加“赐”字，品位等级中“上柱国”是正二品。991年的头衔是“中散大夫守太仆少卿柱国赐紫金鱼袋”，中散大夫为正五上，柱国是从二品。“上柱国”“柱国”为宋初的授勋等级，为虚衔，是一种荣誉，与职权俸禄无关。999年的《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润文是“中散大夫尚书司部郎中知制诰判史馆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臣朱昂”，中散大夫为正五品上，上柱国是正二品。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执政，因避其讳，相关的官名均作改动，如“正议大夫”改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改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改为“朝奉大夫”。北宋前期官员级别定为九品正从共十八阶，文散官分二十九阶，勋官十二等。《宋史》所记职官与列位中的官员名称相符，且由官员分级可见两位润文官员在职官序列当中处于较高等级。

从宋太宗979年对张洎“令以本官知译经院”到998年“诏知制诰朱昂兼译经润文官”，润文由普通职位到成为“官”，皇帝亲自委派官员管理，并正式任命官职，由级别较高并有深厚文学修养，有地方主要负责人任职经历的官员张洎、朱昂负责译经，授予来华高僧各种称号，对献经僧人赏赐，使译经僧人进入官员序列，这些行为体现了皇帝对译经工作的重视。译经制度的不断正规化，也体现了经历了衰微、重创之后的佛教在宋代地位的提高。

注释：

[1]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29页

[2]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37页

[3]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43页

[4] （宋代）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8第一版，57页

[5]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