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发生于2017年6月的“卡塔尔断交危机”，引起了新加坡外交界的一场论战。笔者认为，当前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确实应该做出调整，“回归到小国外交的本分上”。

【关键词】 新加坡 外交战略论战

新加坡的以维护国家生存为出发点的小国外交战略，一直都有着“小国大外交”的美誉。不过，自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新加坡却频频发声为之“背书”，结果引来了中国的不满和反制。这引起了新加坡国内的关注和思考，并最终以“卡塔尔外交危机”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隔空大论战”。[1]

一、新加坡外交界关于卡塔尔外交危机的论战

2017年6月5日，同样被视为“小国大外交”典范的中东国家卡塔尔，突然被沙特等多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制裁，从而使后者遭遇到了一场延续至今“断交危机”。事件的发生，不但震动了整个中东，同时也触动了位于东南亚的小国新加坡，引起了新加坡外交界的关注与思考。

1、马凯硕的观点

2017年7月1日，《海峡时报》刊登了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所写的一篇名为《卡塔尔：来自一个小国的大教训》的文章。在文中，马凯硕认为，新加坡应从此次卡塔尔身上吸取三个教训：

一是要牢记“小国应有小国的作为”马凯硕认为，之所以卡塔尔会遭遇到这次危机，是因为它虽然只是一个小国，却不能谨慎地处理涉及大国事务，“以为凭着自己的富有以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就能随意插手到其边界以外的事务中并无需为此承担后果，从而违背了“小国应有小国的作为”这一地缘政治的永恒规则;马凯硕还认为，新加坡在“南海裁决”课题上的举动，其实也犯了与卡塔尔类似的错误，“不够谨慎和克制”，最终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后果。所以，马凯硕认为，在李光耀已经逝世且新加坡也难以再次出现一位“李光耀式”领导人的情况下，新加坡应以卡塔尔的这次遭遇为前车之鉴，必须“谨慎地遵循地缘政治利益”并保持务实，要“像小国那样行事”。

二是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马凯硕认为，新加坡需要更加注重東盟的作用，做更多支持东盟发展的事，如加大对东盟秘书处的经费投入。

三是要注重联合国。马凯硕指出，联合国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的最好朋友”，所以新加坡应更加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中的作用。[2]

2、比拉哈里的反驳

2017年7月2日，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在“Facebook”上发文，指责马凯硕的观点“严重具误导性”，是“糊涂、虚伪甚至是有害的”，必须进行“强烈反驳”。

比拉哈里认为，新加坡确实应该从“卡塔尔危机”中吸取教训，并对马凯硕提出的关于东盟和联合国的观点表示赞成，但他十分不认同“小国应有小国的作为”的观点，认为李光耀从来没有以“顺从大国”的方式来获得尊重，也从来没有让新加坡的外交因国家大小或地理位置而“被限制或被吓住”。他指出，尽管国家大小和权力的不对称性是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遵循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新加坡“必须低调”、“向大国磕头”或“低声下气”，这种想法也是对李光耀的冒犯。[3]

3、其它新加坡官员、学者的争论

马凯硕和比拉哈里两人的争论，引起了多位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在社交网络或媒体上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这次争论演变成了一场“罕见隔空大论战”：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尚穆根称赞了比拉哈里，并认为马凯硕的言论在“学识上有疏漏”、违背了李光耀一些使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新加坡巡回大使王景荣也支持比拉哈里的观点，认为新加坡不应允许大国为所欲为，并必须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进行反抗。

而学者叶光荣则完全支持马凯硕的观点，认为它只是表明当下新加坡在“进行地缘政治计算”时要要更加谨慎，这并不存在任何错误或对李光耀的冒犯，所以比拉哈里的回应显得“夸张和不必要”;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则认为，马凯硕只是在告诉新加坡人，在李光耀已然逝世、中美正在进行着激烈博弈的背景下，新加坡外交应加倍小心，不能再“依样画葫芦，延续李光耀在国际上的行事作风”。他还认为，比拉哈里对马凯硕的批评，显得“过火而不必要。”;被批评的官员更没必要感到“自尊受伤”，或无限上纲地说这是“对现任政府领导人的攻击”[4]

二、“回归本分”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外交的应走之道

这次论战也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虽然新加坡“需要认清作为小国的现实”，但这与“对世界有所作为并捍卫好小国自身的利益和核心立场”其实并不矛盾。[5]

对于此次发生在新加坡国内的“外交战略论战”，有不少外国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中国学者任南岭就认为，新加坡外交在“后李光耀时代”出现了“阴阳失调”、“软硬失衡”的问题，确实值得新加坡外交界人士深思。

而笔者则认为，结合新加坡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来看，马凯硕在此次外交战略论战中所提出“小国应有小国的作为”、“回归小国外交本分”的观点，正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外交的应走之道。这是因为，任何一国外交的制定和施行，都不能与其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状况、总体国际形势、自身国情状况等因素相脱节，否则就可能会面临着危险的后果;而新加坡的外交之所以会一直被认为是“大外交”，不但是因为它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而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它还成功地在地区内扮演了“大国平衡维持者”的角色——这正是其外交的特殊之处，因为这一角色以往都是由大国来扮演的。

不过，由于新加坡始终是一个小国，缺乏“直接控制或协调地区平衡”、“强迫大国配合自己”的能力，也不是维持地区平衡的“主要管理者”，所以新加坡在“维持大国平衡”方面的作用，并不是永续的，而是始终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最多只能希望影响大国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6]换句话说，如果大国不能保持“既不过分亲热也不过分敌对”的关系，反而出现了战略博弈和对立，那么新加坡以往所具有的“大国平衡维持者”作用，就会随之受到限制。

近年中美间战略博弈的加剧——特别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就是这样一种导致新加坡“大国平衡维持者”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加之现在李光耀已经逝世，他所拥有的“远见卓识、国际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处理“大国平衡”问题的灵活手腕等“缓冲作用”，也不会再在新加坡的外交战略中产生影响，所以新加坡若想在此时延续李光耀的一些做法、继续在中美间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就会出现“太过于依赖传统秩序”、“机械地操作平衡战略”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会导致新加坡被卷入到“强权之间的漩涡中去”、“被大国的战略企图所绑架”，最终成为“个别国家挑衅和遏制他国的马前卒”与“大国遏制战略中的一环”，这不但会导致新加坡所奉行的“不在大国间选边站”的策略变得“难以凑效”，而且可能会成为“秩序挑战国”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而使新加坡陷入到危险的境地之中。[7]这正是导致新加坡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出现损害中国战略利益、“挑头对抗大国”现象的根本原因。

结 语

对于小国的外交而言，由于受到国家脆弱性与实力等因素的限制，所以其任何外交战略的制定或某一外交角色的扮演，都必须以其本国实力以及当前地区形势特点、地缘政治环境的状况为基础，不能脱离这些因素而行事，否则可能会遭遇到麻烦，因为大国在博弈游戏中“可以随时选择变换战场、暂时休兵”，或是“同意临时修改游戏规则，甚至不顧扈从小国利益而临阵抽腿”，或是拒绝在小国遭“秩序挑战国”打击的时候“冒着巨大风险全力支持之”，这时小国却只能“像陀螺一样身不由己的被带着旋转，直到精疲力竭而后死”，成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所以，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局面下，新加坡“回归小国外交本分”、“不持立场”、“避免卷入旋涡”，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8]

事实上，在此次外交战略论战发生后，新加坡政府也意识到了近年外交政策所存在着的问题，并做出了如李显龙总理“突然”访华、拒绝为澳大利亚利用“东盟—澳大利亚峰会”的机会试图在南海问题上遏制中国的企图“背书”等外交调整行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表明，这次论战对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而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使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开始真正地回归到“中立”与“本分”之上。

而对于中国来说，想在短时间内将新加坡彻底“拉过来”，这既不实际也不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在未来，只要新加坡光接受美国的保护而不做出危害中国利益的事，那么中国就有必要“包容它”、与之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以使其能够持续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注 释】

[1] 《新加坡应对南中国海问题是否考虑周全？前外长与资深外交官罕见隔空大论战》，《联合早报》2017年7月3日。

[2] 同上。

[3] 同上。

[4] 1、同上;2、《吴俊刚：马凯硕只是说了直白话》，《联合早报》2017年7月12日。

[5] 《李总理：相辅相成，小国认清现实与捍卫自身利益没冲突》，《联合早报》2017年7月12日。

[6] 尹晓丽：《新加坡对大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演变》，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7] 葛汉文：《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

[8] 《美台中三四五，变五四三？》，《联合早报》2019年1月4日。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应对南中国海问题是否考虑周全？前外长与资深外交官罕见隔空大论战》，《联合早报》2017年7月3日。

[2] 尹晓丽：《新加坡对大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演变》，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3] 葛汉文：《自助、合作与搭车：新加坡的安全战略传统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姓名：李彦佚（1991），男，硕士，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邮编：510632，研究方向：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