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发行的彩票，数量越出越多，形式越变越奇。在千奇百怪的众多彩票中，让人大跌眼镜的莫过于花会（妓院）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若自己购买此种彩票而中大彩者，便可赎身从良。

作为舶来品的彩票如何席卷神州大地

彩票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是很熟悉的东西，这从遍布大街小巷的彩票亭就可见一斑。但实际上，彩票从国外舶来中国，尚且不足两百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票是鸦片战争之后，以上海租界为中心发行的“吕宋票”。清代称菲律宾为“吕宋”，“吕宋票”即菲律宾彩票，是西班牙在其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

在趋利心态的促使下，到了1882年，如《申报》所言，“吕宋国创设发财票迄今数十余年，公平稳当，近年来流行中国”，仅在上海租界销售“吕宋票”的就有五十家之多。时人稱之为“白鸽票”。其言下之意是，当你手持彩票时，好比怀抱一只白鸽，人见人爱，浮想联翩;开彩之后，大多数人中不了彩，犹如两手一松，白鸽一去不复返。

一开始，清朝对赌博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按照《大清律例》规定，凡参与赌博，不论军人还是百姓，一律枷号两个月，杖责一百;官员犯有赌博行为者，革职枷责，并且不准将功抵罪。

然而到了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须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列强逼债凶狠，1902年就要求清政府交出首批赔款2000余万两。朝廷只好将巨额赔款转嫁由地方摊派。各地财政早已困窘不堪，如今又要负担庞大的赔款。压力之下，督抚大员们终于顾不得彩票“倡导赌博之嫌”了。

湖广总督张之洞带头声称，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己花钱买彩票，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比派差役去向他们强征硬派要好得多。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批准了张之洞的建议，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开始发行名为“善后筹款”的彩票。

不久，清政府实行新政，举办各种新兴经济事业，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也相继以各种名义开办彩票。一时间，彩票之风席卷神州大地。

清末发行的彩票，返利率将近七成，颇具诱惑力。清末作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有过这样的记载：“哪晓得他时来运转，偶然买买发财票，居然中了一张二彩，得到一万洋钱。”在当时，一万洋钱是普通老百姓一生都难以赚到的天文数字。因此，官吏、绅士、平民、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疯狂之中。

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

之后，人们很快发现，比起买彩票，坐庄办彩票更容易发财。于是各行各业纷纷兴起了民办彩票，连古玩业、出版界也不例外，相互争奇斗胜，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越变越奇。

这时的彩票奖金早就不限于现金大洋了。例如，清末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于同治末年亏空公款三百万两银子，家产被全部没收充公。他在广州西关的别墅豪宅“海山仙馆”也被南海县衙门收管，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售卖，共发行了彩票三万条，每条金额为银币三角，头奖即为“海山仙馆”的所有权。

香山县 （今中山市）的一位乡学先生幸运地中了头奖，却面临着巨宅难以兑换成现银的窘境，以他的财力，又无法自住，光是维护费用他也吃不消。为了尽快兑现，这位乡学先生先是卖宅子里陈设的古玩名器，然后卖园林里的假山巨石，接下来又拆卖用名贵木料制作的门窗，末了连园子里种的名树也锯掉卖了。不过一两年时间，“海山仙馆”这座昔日的岭南名园就只剩下一堆颓垣败瓦，最后竟被夷平成为耕种之地。

在千奇百怪的众多彩票中，让人大跌眼镜的莫过于花会（妓院）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若自己购买此种彩票而中大彩者，便可赎身从良。当时的报纸在报道此类彩票时还给出了颇具煽动性的标题：《欲作天台客者，请快买女优彩票》。

譬如在天津，有一名叫小连芬的女子系自幼被人拐卖于娼寮，之后经其父查得，巡警总局判定小连芬交济良所（旧时的一种慈善机构，收容救济被拐骗、受虐待而无处可以投奔依靠的妇女）择配。到这里事情的发展还算正常，接下来就变得离谱了。

因为小连芬“身价较昂”（大洋两千块），有关部门担心没人出钱为她赎身，所以颇为人性化地宣布，“方拟仿各省彩票办法，出彩票三千张，每张二元，共取彩六千元，得头彩者即领小连芬”。

一如舆论所言，此“可谓彩票之中之别开生面者矣”，用两千块帮助“失足妇女”从良，另外四千块反而落入主事者腰包，可谓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了。

在诸多乱象奇景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彩票发行中的“作弊”。如湖北“签捐票”开奖时，工作人员“将袖内号码揭出，报称头彩”，结果被围观群众当场发现。由于事情闹得太大，最后张之洞被迫下令这期的开奖结果作废，并将主持摇奖的两名工作人员处决，以平民愤。

省城如此，下面的州县自然更为不堪。譬如黄冈县的彩票头奖偏偏落到“与县署素有往来”的县城钱铺手里，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暂行新刑律》宣告清代彩票热潮收场

可以说，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各种彩票在大清各地遍地开花。大略言之，当时的二十几个行省，竟有彩票不下两百种之多。以致《大公报》惊呼，其时中国乃一“赌世界”。更有人讽刺当时的大清天下，放眼望去都是三只鸟：鸽（彩票）、鸦（鸦片）、鹞（娼妓）。

彩票泛滥为政府所纵容，彩票不禁，其他社会公害难除，故而出现了取缔彩票的舆论，“一切弊政不可不改革，彩票为之弊之尤，与宪政之进行，最相抵触”。

奉天《盛京时报》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当局靠彩票敛聚民财，实乃一低级的财政手段，“搜刮至于净尽，乃遂为此无策之策”。

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1909年，广东省当局不顾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当时赌税占广东地方收入十分之一），严厉禁止赌博（包括彩票）。

1909年11月，江苏咨议局提出“永远禁止彩票”的议案获得一致通过。紧随之后的浙江谘议局也提出“禁止彩票规则法案”，全省一律禁止彩票。

当时，上海（时属江苏）是全国最大的彩票市场，浙江是第二大彩票市场，加上广东，三地的彩票销售量约占全国的60%至70%。三省禁止彩票，引起各省的连锁反应。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暂行新刑律》刊印问世，其中专设“关于赌博彩票之罪”一章，宣告清代的彩票热潮就此收场。

（《国家人文历史》 郭晔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