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文化扶贫”概念。但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对人民群众进行的各种文化改造，实质上就是对缺乏科学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扶贫”。

为何重视苏区的“文化扶贫”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设立了教育部。省苏维埃政府设文化部，县区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城市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中央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此外，还有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县区下面的各乡还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各地工作，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决议，发布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等，有力地指导和促进苏区的文化扶贫工作。

但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革命进行的，因为革命才是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说：“为着革命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

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能否调动起贫苦大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关系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命题。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群众力量加入革命斗争，特别强调铲除穷根，培养新生力量。在毛澤东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如在《兴国调查》中，农村进行了军事化组织，包括由23至50岁男女组成赤卫队，男卫队的任务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女卫队则补充男卫队出勤后的空缺。一个赤卫大队配备一个少年先锋队，由16至23岁青少年编成，要求队员要识字，因为要看得懂通行证，任何人从甲村通过乙村都要凭通行证。一个少年先锋队的地方同时还组建一个劳动童子团，由8至15岁的儿童组成。童子团的任务是：一是放哨;二要检查烟赌;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毛泽东评论他们是真正的公事公办，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此外还有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和红军独立团等。

在此我们看到，除去不能劳动的老人，从儿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动员了起来。儿童要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就必须识字，这从侧面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另外，童子团毫不留情的执勤对改良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在苏区形成了有纵向梯度的预备队，红军的力量得到不断充实和增强，贫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教育与军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当然，苏区除了制定相关的决议，颁布相关条例，最重要的是看乡苏的执行情况。对此，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谈及合作社问题时还特别强调了“群众观点”：“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为了克服苏区的官僚主义，宣扬有效的扶贫工作方法，毛泽东把长冈乡作为各苏区的学习榜样。

为了有效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长冈乡组织了大量的群众团体。如扩大红军委员会，负责扩大、优待、慰劳红军;山林委员会，负责种植与保护山林。此外还有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除了乡一级，村也有。这意味着，整个长冈乡遍布各种“委员会”。各个委员会除了负责各自的工作外，对于苏区而言，其重要作用更在于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发动底层人民完成各项任务。一位老红军回忆道：“当时白天搞生产，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经常是扩大会议，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为大家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

苏区的教育基地主要在列宁小学，几乎每村一个。此外，各村还设有一个俱乐部，下设体育、墙报、晚会、戏剧等委员会，个别地方还上演新戏，宣传党的革命斗争精神。在上才溪还设有读报团，逢圩日必读《斗争》《红色中华》和“阶级分析”等，每次听报者在50至90人，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见，当时苏区的教育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上至8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均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文化扶贫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通过调查指出：“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亦指出：“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另外，苏区报刊发行量的增加也是衡量群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指标。1934年苏区已有各类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0.3万份增至4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仅在江西苏区就达2.71万份。

另一方面，从国民党的反面报道中亦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文化扶贫工作的成效。1930年3月，赣南有四个干部被敌人逮捕，在吉安法庭上审问很久，四个工农同志言辞流利，驳得国民党法官哑口无言。《国民日报》报道说，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讲许多道理。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对苏区人民进行了彻底的文化思想改造，而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动员能力以及大力推行的各项教育措施。

习近平曾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对我们当下的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