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洋，宋 松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 济南 250011；烟台市博物馆，山东 烟台 264000)

驼山石窟位于山东省青州市驼山主峰东南崖壁之上，共五座洞窟和一处摩崖造像，开凿时间为北周末至唐，共计造像600余尊，其中以第2、3、4窟最为精美。

第2窟开凿于隋代，平面呈方形，平顶，高3.3米、进深2.85米、宽2.87米。正壁主尊结跏趺坐于台座上，施无畏与愿印，面相方圆，白毫相，螺发，着中衣搭肘式佛衣[1](P108)。台座正面雕有三小龛，中龛为一佛二菩萨，左右龛均是一带头光的坐佛。三龛之间的空余处刻有“比丘尼光供养”“像主张小叉敬造”“像主叉妻吕敬造”“比丘尼婆女父孝义”等造像题记。石窟左右两壁各有一胁侍菩萨，头戴天冠，冠带下垂，颈有横纹，戴连珠纹项链，双手合十，披巾垂于胸腹部两道，再上卷至肘部，缨络由右肩斜垂于左腿，长裙及地[2]。右菩萨天冠上有三个宝瓶，左菩萨天冠上有一化佛。经笔者调查计数，窟内壁雕有千佛、供养人等小型造像193尊。

对第2窟造像的研究见于阎文儒[3]、张惠明[4]、李裕群[5]和李森[6]等学者的文章。通过法相特征结合造像记对主尊及胁侍菩萨身份确认的探讨在李裕群先生的《驼山石窟开凿年代与造像题材考》(下简称为“李文”)有详细分析。李文对右胁侍菩萨右肘下造像记和左胁侍菩萨左身侧的一处造像记进行了录文，并以此对胁侍菩萨名号进行了考证。笔者于2018年9月对驼山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田野调查，就主尊及胁侍菩萨及造像记的看法与李裕群先生观点有所不同。现从李裕群先生对造像记的认识及笔者存疑、笔者对造像记考察结果和看法、造像记归属分析讨论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李裕群先生对造像记的认识及笔者存疑

关于主尊及左右胁侍菩萨身份的确认，李文言及“左胁侍菩萨头戴化佛冠，左手臂处刻‘像主伏德囗囗母敬造观世音’，可证此像为观世音菩萨。再如右胁侍菩萨头戴宝瓶冠，右手肘下刻有‘比丘尼惠褈为住囗囗大势至’造像题记，可证此像为大势至菩萨”[7]，并进一步指出“第2龛左右菩萨像身侧发现有‘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名号的题记，无疑为确定主尊为阿弥陀佛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8]。

观世音和大势至均为一生补处菩萨，在西方净土世界是无量寿佛的左右胁侍，三者合成“西方三圣”，无量寿佛又被称为阿弥陀佛。《悲华经》载删提岚界的无诤念转轮圣王成佛后为无量寿佛，太子不眴和次子尼摩则成为观世音和大势至[9](P174-181)。《无量寿经》介绍了西方净土世界成因、美好图景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并强调众多菩萨中以观世音和大势至最为尊贵，威严光明[10](P265-279)。《思益梵天所问经》称大势至 “所投足处，震动三千大世界及魔宫殿”[11](P48)；《观无量寿佛经》则称大势至 “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天冠有五百宝莲华……顶上肉髻如钵头摩华，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诸光明普现佛事，余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12](P344)。

观世音是各类菩萨中形象类别最多的，组合也有多种，如除了西方三圣，还与释迦牟尼、地藏菩萨组合为婆娑三圣，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观世音为中心的信仰体系。而佛教在贴近民众时候，由于知识层次以及目的不同，民众的理解有时会与经典有出入，加之信徒创造性的创作，会出现造像题材与义理间的脱节，使得形象特征多样化且无特定性[13](P97-104)。如大势至的肉髻上有宝瓶，有手持莲蕾、贝叶、如意各种造型，但也有的无宝瓶。而观世音形象更是多种多样，有时候难以与其他菩萨相区别。李文除了对菩萨法相、装饰特征的关注外，对造像记的强调，也是出于其形象多样不确定的考虑，因此将造像记作为考证造像名号及题材组合的重要依据。

然而需注意的是，第2窟内除了主尊和左右胁侍菩萨外，窟壁还雕刻有千佛、菩萨及供养人等小型造像193尊，匝绕在其周围。两处造像记在左右菩萨肘下的同时，也在附近小龛造像旁边，故其归属有不确定性。

二、笔者对造像记考察结果和看法

李文对“惠褈造像记”和“伏德造像记”仅有录文，没有图片资料。经现场考察，“惠褈造像记”位于右胁侍菩萨右肘下方，其左边紧邻一小龛菩萨立像(图1)。此造像记共两行，个别文字虽有残泐，但仍能看出其内容。首行“比丘尼”前面有“像主”二字，第二行起首为“亡师”二字，后四字明显为“造观世音”，“师”与“造”之间疑为“敬”字，故全文是“像主比丘尼惠褈为亡师敬造观世音”，而非李文所说的“大势至”名号(图2)。小龛菩萨立像依附在胁侍菩萨肘下与另一尊立佛左肩之间的壁面，向里开凿雕刻打破该壁面，并有着清晰的开口痕迹。

图1 右胁侍菩萨右肘下造像记位置示意图

图2 惠褈造像记

左边的胁侍菩萨自头部左侧至下身共有四处题记(图3)，其中“伏德造像记”位于身体中部的左臂下披巾上，其左下方为一小龛菩萨立像。该造像记共两行，通过仔细辨认，“伏德”和“母”之间是 “为亡”两字，故其内容应为“像主伏德为亡母敬造观世音”(图4)。小龛内菩萨头戴天冠，双手合十，披巾交于腹部两道搭于肘上(图5)。由于胁侍菩萨和胡人供养人像开凿在先，工匠为确保小龛的完整性，刊刻时有意避开了供养人像右上臂。由于小龛附近空余壁面已十分狭窄，因此只能选择龛像右侧的胁侍菩萨披巾刊刻小龛内菩萨的造像记，故“伏德造像记”应为小龛菩萨立像的题记。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形成两点看法：第一，右胁侍菩萨肘下的造像记提到的菩萨名号并非“大势至”，而是“观世音”；第二，两处造像记不属于左右胁侍菩萨，而是属于造像记旁的小龛菩萨立像，是因刻写壁面的不足，借用了胁侍菩萨肘下身侧的披巾和壁面。

图3 左胁侍菩萨左侧四处造像记位置示意图

图4 伏德造像记

图5 伏德造像记所属像龛

图6 菅光睴造像记

左胁侍菩萨左侧的另外三处造像记对窟内造像的分析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笔者对其位置、内容及与其他造像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详细记录。位于胁侍菩萨头部左后方的是“菅光睴造像记”，全文为“像主菅光睴为母”(图6)。该题记紧邻一小龛菩萨立像，龛内菩萨头戴天冠，披巾于腹部交叉搭于肘上，双手合十(图7)。由于该龛开凿在胁侍菩萨头后方与另一处一佛二菩萨龛之间，且该龛内部立像左侧仅为一狭窄龛沿，故其造像记只能刻于其右侧，即其与胁侍菩萨头后方之间的壁面上。位于胁侍菩萨左肘上方与旁边一佛二菩萨小龛之间的是“张妥女造像记”，全文为“像主张妥女敬造菩萨一躯” (图8)。此小龛中间主佛结跏趺坐，施无畏予愿印，左边有“像主静囗……敬造”等字迹；左侧菩萨头戴天冠，颈戴项链，披巾交于腹部两道搭于肘上，双手合十，其龛沿左侧刻“像主天囗敬造菩萨一躯”；右侧菩萨头戴天冠，身体与壁面呈45度，左手托举摩尼宝珠，右手握披带，其右侧即“张妥女造像记”(图9)。通过题记可以判断，此龛造像为“像主张妥女”、“像主静囗”、“像主天囗”共同出资刊刻。最下方的题记内容为“像主马珍敬造观世音像一躯”(图10)，其位置在胁侍菩萨披巾下端与旁边小龛之间。此小龛内亦是一菩萨立像，头戴天冠，右手掌心向内抚于胸部，左手下垂并握着披巾系带(图11)。由于小龛左侧胡人供养人的长袍和胁侍菩萨披巾的向下且向外延展，故所处的空间呈现上宽下窄的特点，造像记只能刻在小龛右侧，即胁侍菩萨披巾下端狭窄的斜向侧面上。

图7 菅光睴造像记所属像龛

图8 张妥女造像记

图9 张妥女造像记所属像龛

图10 马珍造像记

图11 马珍造像记所属像龛

三、造像记归属分析讨论

由于驼山石窟第2窟内造像众多，其开龛雕刻顺序有早有晚，龛像深浅不一，且在营造过程中有新的像主加入，会对原有的设计或雕凿过程作出调整，造像记则会因地制宜刻于龛像旁。对石窟的研究需先对这些龛像雕刻时间早晚以及造像记归属等问题进行分析。

与地面遗址的不同层次堆积由早到晚做加法而渐次形成的方式相比[14](P27)，石窟的开凿是对山体进行掏挖，是做减量工作，遵循由上而下，由外向里的凿挖顺序[15](P66)。窟内造像的雕刻是按时间上的由早到晚，层层递进凿刻而逐步加深，因此依据主尊、胁侍以及壁面龛像雕刻深浅、龛像对窟壁的打破，以及龛像之间的避让关系能反映出其层位及时间早晚关系。而造像记多依附于造像，一般在造像完成后才刻写上去，其刻于造像的左边或者右边，是没有定式的，多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所以对造像记的归属考察离不开对造像之间层位关系的分析，这就需要运用考古学方法。

中国石窟寺考古创建者宿白先生十分注重考古学方法在石窟寺遗迹中的应用，如利用洞窟间的打破关系对克孜尔石窟进行阶段的划分[16](P21-38)，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云冈石窟进行分期[17](P76-88)。彭明浩先生在分析云冈石窟营造工程时，也注意内部空间层次的划分，注重龛像间的组合、打破、避让及依附关系，亦是考古地层学在石窟遗迹上的运用[18](P66-197)。打破关系指的是后期龛像打破了早期龛像或者壁面；避让关系指的是后期龛像的开凿为了防止对早期龛像造成破坏，对自身设计或实际开凿行为作出调整，避让出一些空间；依附关系指的是后期龛像的开凿借助于较早的龛像开凿所形成的壁面[19](P70-75)。伴随着龛像之间的打破及避让关系，造像记会最大程度地利用空余壁面靠近于造像，且要与其他造像及造像记区分开来。

从营造工程和层位关系上看，驼山石窟第2窟造像记出现在左右胁侍菩萨肘下身侧是由于后期凿刻的小龛菩萨立像，因刻写空间不足而对已有壁面上的依附和利用。反言之，“像主菅光睴为母”、“像主张妥女敬造菩萨一躯”、“像主伏德为亡母敬造观世音”和“像主马珍敬造观世音像一躯”若均为左胁侍菩萨的造像记，在形式和内容上是讲不通的，不符合像主发愿祈福的心理及行为，否则两处造像记均提及“造像一躯”是相互矛盾的。该窟所雕的193尊小型造像中，大多数造像或造像组合有题记，几乎每尊或每组造像的题记是以“像主”来开头并有明确的名字，即使最简单的造像记也会是“像主+姓名”，如“像主王侍男”。这种形式是对造像主的一种强调和标识。造像记中所载的造像题材，多称作像、菩萨，有名号的较少且多是观世音，也有不提及题材和名号，只说为谁敬造。正如侯旭东先生所言，对于一般信徒来说，其实并不重视所造的像是什么佛，什么菩萨，更多的是关心造像行为的本身及意义[20](P134)。实质上这也是对自己功德行为的彰显，有意利用造像记在众多造像中起着标识作用。

从造像者的身份来看，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和平民等，其中平民身份占了大多数。从发愿对象上看，既有亡者，又有生者，而为亲人造像的最多，如亡父母、亡兄、亡妻等，这是密切的家庭或家族关系的体现，其次是师僧。这种基于亲缘关系及师门的造像，具有排他性，即使多人合造，也会基于某种关系或利益说明合造性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众多造像中划分了属于自己独占的造像及区域。而众多的个人祈愿之造像、造像记与石窟空间相结合，则形成了观想礼拜的人际公共空间。一尊或一龛造像除了像主之外，常常会有同一家庭或家族成员前来礼拜及祈愿，造像记则是一种标记，能和其他像主的造像区分开来，因此造像记唯有尽可能靠近造像。

综上所述，驼山石窟第2窟主尊的右胁侍菩萨右肘下造像记“比丘尼惠褈为住囗囗大势至”应为“像主比丘尼惠褈为亡师敬造观世音”，该造像记与左胁侍菩萨左侧的“像主伏德为亡母敬造观世音”均不是左右胁侍菩萨的造像记，不能成为考证胁侍菩萨和主尊名号及组合题材的依据，而是属于造像记旁的小龛菩萨立像。另外，山东地区北朝时期盛行观世音信仰[21][22]，本次调查并确认的几处该题材造像为研究观世音信仰在青齐地区的流行提供了最新的材料。

(本文照片均为笔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