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华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设计方法论之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冲突

艺术与技术的二律背反，贯穿整个人类设计发展史。设计本体论、设计价值论、设计方法论是设计学科的三驾马车。方法论，作为一个哲学术语，简言之即方法的理论，是对设计方法的系统性、理论性分析，多表现为概念、范式、理论模型等。与设计方法不同，设计方法论是对设计方法的反思，它既依托于方法，对具体的设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并将其上升为一般性的设计原则；它又高于方法，统领诸种方法，并系统组织各种方法，甚至创造新的方法。因而“设计方法论可以涵盖设计任务、设计过程、设计技能、方法的研究。包括设计任务分解、方案搜寻、建模、表达、评价以及设计过程组织、计算机应用等”[1](P51-54)。

二千多年前的《墨子·天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由此可见，“方法”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国外最早涉及设计方法研究的是德国学者的F Reuleaux，1875年他在《理论运动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进程规划”的模型，因而他又被称为设计方法论的奠基人。但严格意义上的设计方法论的出现却是与近代工业的繁荣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设计方法论呈现多样化的成长轨迹。联邦德国机械工程协会1963年召开了名为“关键在于设计”的全国性会议，会议指出改变设计方法的落后状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随后，欧洲中部的丹麦等国也相继开展对设计方法的研究，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步建立了设计方法体系。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对设计方法的系统性研究。

设计方法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西方哲学的烙印。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都曾在方法论发展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掀开了近代方法论的理性论与经验论之争。更重要的是，两人分别挥舞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大旗，对当代设计方法论发展史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历时性的脉络展开梳理，不难发现，设计方法论研究的各种分歧、争论中，有一个根源性的，或者说本质意义上的鲜明对立，即设计方法论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所谓科学主义，是强调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技巧、手段、思维来研究设计，解决设计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并强调自然科学这一研究方式的唯一正确性。所谓人本主义，完全与科学主义相对，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强调以人为本，主张特有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科学主义方法论与人本主义方法论针锋相对，二者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并且不只限于设计方法论领域，带有普遍性，涉及到从哲学、社会学、美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文化背景。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与黑格尔，其哲学思想中都隐含着两大思潮冲突对立的苗头。

纵观设计方法论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从19世纪末设计行业接受沙利文的1896原则，到20世纪20年代对包豪斯批量生产的形式颂扬；从30年代设计与市场联盟形成“流线型”的操作风格，到40年代晚期运筹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从50、60年代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极简主义设计、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兴起，到70年代系统方法论优势的凸显及彼得·艾森曼的“弱形式”的出现；从70、80年代激进设计、“反设计”运动、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到90年代并行工程引起关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方法论体系交错，有时鲜明对立，有时融混叠加，呈现此消彼长、极为复杂的表现形态。

二、两种设计方法论的差异性分析

随着近几年设计方法论探讨热潮的出现，人本主义方法论与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双峰对峙局面表征愈加明显，鉴于此，笔者拟从两种方法论的差异性入手，先就这一对峙做现象层面的梳理。

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理性(rational)经验(experienced)描述(descriptive)规范(normative)精确(accuracy)非精确(inaccuracy)

如上图所示，二者的第一点鲜明差异表现为科学主义重理性，人本主义方法更重经验。梳理设计发展史会发现总不乏有设计者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热衷于将抽象的概念、符号、公式、模型及大规模生产、统一化标准应用到具体的设计中。以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提出的方法为例，他认为建立在合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础上的机器产品是经济有效的。基于对机器赞颂基础的“机器美学”，推崇的恰恰是简洁的造型、机器逻辑、标准化模式，称得上是现代设计史上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代表。而人本主义方法论的拥护者更注重真实世界中对事物的感觉和经验，他们认为纯粹客观的、冷静的科学式的剖析方法，无助于把握设计所特有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本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是对设计主体自由性、独特性、创造性的扼杀。

第二点差异表现在科学主义强调描述性(descriptive)，人本主义重视价值规范性(normative)。哲学中将规范性定义为基于价值判断而与逻辑无关的，将描述性界定为阐述事实，无关价值判断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A·西蒙对科学与设计所做的明确区分中就指出科学寻求对事物本质的描述，而人本设计追求将既有的事物变得更好。实证主义的掌门人孔德就曾指出科学就是描述现象，描述与科学主义方法论紧密关联，正如结构主义、符号学、信息论影响下的设计方法论强调描述性研究、回避价值规范。

价值作为相对于主体而言存在的某种关系，历来是人本主义关注的重点。在不同历史时期，价值规范体系对人本主义方法论都有或强或弱的影响。正因为设计价值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因而人本主义的设计方法论将人纳入整个设计行为中来思考，并注重人与自身、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设计是人的思想的表达，设计要有责任感，进而才能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受萨特与海德尔格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背景下出现的绿色设计方法论，设计师从人与物、人与自然、设计活动与地球生态之间宏观的系统来考量具体的设计行为。这一方法论所坚持的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ing凸显的正是设计价值规范。

第三点不同主要表现在对精确性的追求上，科学主义方法论穷尽一切方法，力求达到精确；人本主义反对将设计导向精密科学的种种做法，强调设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关于科学的内涵，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詹姆逊有一句非常精彩的描述：“科学使一切解符码化。”[2](P24)按照这个逻辑再深推一层，我们不难发现，对精确性的追求正是解码化实现的路径之一。各种定理、原理、概念、公示的应用在科学主义方法论中屡见不鲜，符号化、数学化语言在设计中的广泛使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设计方法的精确性。20世纪50到80年代，琼斯的系统论把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方法直接导入设计领域，组织设计过程，建构设计模型，使设计方法论向科学性探讨迈进了一大步。包括紧随其后的克拉曼将运筹学这一数学理论运用到设计中，将设计界定为一个不断分析、综合的循环过程，而非简单的线性过程。秉持科学主义方法论理念的设计者，相信设计可以完全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筹学方法在建筑领域的运用，使建筑设计变成可以绝对量化且无限追求精确的过程。当科学主义方法论强调精确性，甚至这种精确性的实现不惜以设计主体及设计行为的公式化、符号化、机械化为代价时，人本主义方法论强调设计需要在设计者人格的独立、创作的自由、人性完整的基础之上，设计出美好的作品。此外，结构主义、信息论、系统论等多元方法的介入，进一步加快了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速度。

三、“后人类”语境下设计方法论的现状

设计必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呈现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特征。今天在计算机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助推下，“后人类”(Post-Human)思潮已开始席卷当代西方的思想版图，世界已经进入技术导向型阶段，设计的定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宽，而既有的设计方法论也正在被重塑。2017年10月，阿里AI“鲁班”每秒钟可以完成8000张海报的设计。在抽象的视觉设计领域，依托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系统，艺术风格已经被严密的数字化，“算法中心主义”成为AI不折不扣的主题。西班牙菲格拉斯达利博物馆制作的VR艺术体验“达利的梦想”，参观者可以自由在画中走动、探索。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学院、罗格斯大学和脸书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研发了名为“甘”的算法，机器人画家“甘”能自由地进行色彩绚烂的绘画创作。2018年美国的时尚品牌已经与IBM和FIT合作开展名为Reimagine Retail人工智能试点项目，以期改进设计过程和产品开发。如果说不久之前工程设计还是用铅笔和纸开展的工作，计算是手工完成的，设计是在大板上画出来的，然后根据设计的蓝图，制作物理模型，并由设计师最终决定产品的外观及应该如何制作。那么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提高了产品设计的自动化水平，加速了新产品的创新，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工智能的进步，与其他技术如认知计算、物联网、3D(甚至4D)打印、高级机器人技术、虚拟和混合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在改变设计活动从创意、制造、组装、分发、服务和升级的各个环节。

总之，一方面设计推动着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设计又在这场变革中被推动着前进。这既是设计的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科学技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生活方式间接影响到设计，同时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正上升为一种新型的设计控制形式，并通过标准化的技术装置直接重构当代设计方法论范式。科学主义方法论正备受推崇，而人本主义方法论逐渐式微。虽然技术与人类相伴而生，异常古老，但在今天技术逻辑控制的社会，人—技术关系凸显为当代设计方法论的核心命题，也成为学界及业界关注的焦点，并且旗帜鲜明地呈现两种论调：有对当代设计中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大唱赞歌的乐观主义者，有科技至上论的悲观主义者。在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作出判断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

四、海德格尔的技术本质观的启发

技术哲学思想构成了海德格尔后期存在哲学的核心，他强调从“存在的意义(Sense of Being)”上去追问技术的本质。他否定了“技术工具论”作为技术本质的观点，深入剖析了技术的真正本质以及技术与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致于有人说：“任何对技术哲学的历史的、或批判的考察都不可能承受得起对海德格尔的忽视。”[3](P37)就我们理解并对当下的设计方法论发展态势做出准确判断而言，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中有如下三个要点颇有启发性。

第一，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命运，他否定了“技术工具论”，指出技术解蔽了真理。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弹的爆炸标志着技术统治方式的确立，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技术已经把人类推向了生态毁灭的边缘。人类生活世界也产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表现为词的消失与物的变异。另一方面，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将人与工具的关系描述为上手(ready-to -hand)与在手(present-at -hand)两种关系。“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揭示世界的方式。”[4](P125)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自明的，即是被“遮蔽”的，而技术能够解蔽，显现真理，并使存在者得以存在。

当代设计语境下，不仅设计与技术融为一体，人与技术也已经融为一体，人依附技术而存在。技术的力量无孔不入，前所未有地渗入设计的各个层面、环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曾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所幻想的“圆形监狱”，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正在建构一种新型的“圆形监狱”。随着大数据的兴起、物联网的渗透、人工智能的野蛮生长，作为数字世界原住民的人类正以始料未及的加速度迈入智能化时代。技术所带来的诸种便利是以部分地剥夺人的权利为代价的，设计者被技术驯化，设计活动及设计主体正在成为丧失自我的“物化”存在。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技术与设计的非线性交叉模式改变了设计认知、设计创作、设计研究的世界景观，技术成为揭示世界的方式。

第二，海德格尔反对将技术和人分割开来，他指出“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同时“技术是人的行为”。以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为代表，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再到现代哲学，技术一直被视为实现人类本性的工具。但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工具论虽然正确，但并不是“真实”的。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技术的座架”是人存在的前提。“技术的座架”是指“技术和围绕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构成一个绵延不断的整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嵌入到了人存在的前提。海德格尔反对把技术和人分割，认为技术和人的存在互为一体，我们在考察技术时，实际上就是考量人的存在。”[5](P29)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尔格以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的“莱茵河”与荷尔德林赞美诗中的“莱茵河”的矛盾对比，指出现代技术的解蔽以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的方式展开，并且循环往复，而非简单终止。现代技术作为存在意义上的立身之物，不再作为对象与人相对而立。技术与人是复杂的相互依存、互相建构的关系。当代设计中，设计者习惯用技术主导型思维方式解决设计活动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技术的“座驾”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人的思维。设计活动无法脱离科学技术而存在，因为技术与人已经互为一体了。

第三，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旨在揭示人与技术的本质关系——自由。他深层探讨人与技术关系，指出在现代社会真正危险的并非技术，因为并没有什么技术魔力，“利用机器和机器生产都根本上并不就是技术本身，而只是把技术的本质在技术原料对象中设置起来的过程中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而已。甚至，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6](P202)虽然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开始，人类社会就进入了虚无主义时代，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已经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人类已进入个体化社会，现代技术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人类无根飘荡、精神家园日渐荒芜的危机时刻的到来。而进入危机的时刻，也是人类真正走出危机的希望诞生的时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愈是临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我们便变得愈是具有追问之态。”[7](P984)而这种希望存在于使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的美的艺术中。

纵观设计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科学主义设计方法论和人本主义设计方法论的冲突有其必然性，而且正是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张力，成为推动设计学科发展的内部推动力。今天随着媒介技术、神经科学、生物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设计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冲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存在的意义上追问技术的本质，对当代设计方法论中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本主义日渐式微所延伸出来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在当代设计中凸显出的现实意义。海德格尔通过“人—技”关系的表征探究人与技术、技术与人之间平衡的可能，他认识到技术赋权的现代社会，人与科学技术存在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危险性与救渡性并存的逻辑理路，对于启示我们重塑设计方法论中的人本主义大旗，具有不容忽视的阐释力量和理论价值。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二者未来辩证融合的发展趋势，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设计方法论都在不断吸收彼此合理的思想，以期弥补自身的理论局限，并最终走向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原初意义上的重复与循环，而是螺旋上升状态下的统一。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